对于邓小平，周恩来总理当年有一个很有味道的评价：“举重若轻”。伟人就是伟人，目光如炬，一语中的。

确实，作为随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风范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信步闲谈间指点出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绘就了中国改革的大蓝图。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念都已成为今日中国改革的实践。

但是，伴随中国改革巨大成功的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数十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的代价、苦果、病症，让人不能不对今天的现实产生困惑，毕竟很多问题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滋长的。

笔者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的改革理念，如：市场不过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何乐而不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等等。这些改革理念确立的改革大方向一点错也没有，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大方向不容否定。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的要点之一。说实话，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观点是很少有人敢公开宣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观结果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政策主张绝对不敢如此地公开透明。西方社会最常用的借口是说由于市场竞争才导致了财富集中，而政策出发点则始终着眼于所谓“平等”，从来不是偏心的。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在搞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它被提出来之后，不仅没有招致大家的质疑反而一片拥戴之声。

为什么?两个缘由：其一在中国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先富带后富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一个家庭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把全家仅有的可怜的一点资源和条件先集中到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让他富裕起来、发达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来了，大家就都有盼头了。既然在家庭里可以这样，扩展到国家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国家”这个词的构成就意味着“国”是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其二，源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国社会的体制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如此集中强大，政府号召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岂不是小事一桩?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民富裕?

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我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豪举，这些细节就可透露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到有人说“共同富裕”，就扣平均主义的帽子，就吓唬说大家不要走回头路，甚至还找理论根据——所谓有差距才有效率，如果搞平均大家就都不干了，社会还怎么发展?又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中国社会还要不要搞法治了?

为什么一些人先富了不愿意带后富呢?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改变。经过数十年的改革，中国人已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公民”， 中国人之间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联系中国人之间的纽带不再是家族情感与宗法，而变成利益与规则。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这个先富起来的公民凭什么要对其他“不思进取”的公民负有责任?这一变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理合法性基础。

那么，为什么又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少数官员在推进共富方面缺少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一些官员不再像自己想象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有力量，市场的掣肘、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11.52 -1.12%研报]、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的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穷光蛋(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穷光蛋)，但至少应该与该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财产状况相匹配。否则当他们自己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有动力去共富吗?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会了更多的中国人去追求富裕，今日中国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时候，有些人还依然把“权宜之计”当做“不变之策”;恰恰忘记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平同志还一再明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先富则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当把手段当成目的时候，必然偏离改革的方向。

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真道理，赞成马克思的人才会真正多起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充满乐观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哪有这回事!”毋庸讳言，南方谈话后20年，中国社会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是像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多了起来呢?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科学，但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前提，就是先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反对夸夸其谈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心中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不愿意炫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他一直在践行着自己认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甚至包括相当多的共产党成员，是否如邓小平那样清醒，能否有邓小平那样坚定?尚需审慎观察。

这里举一个例子。在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地位越来越变异，劳动参与分配的比重越来越低，资本获取利润的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并不是僵化到对资本全盘否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资本一定的空间、发挥资本的积极功能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就美化资本，否定劳动。但有人说，凭什么劳动者就不能获得资本的收益，这样的说法很有迷惑性。当然，让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是社会的进步，也让很多的普通民众很兴奋。但事实是怎样的呢?目前中国有资格有财产性收入的人不到20%(笔者以为，对于那些把可怜的养老金存到银行获得一些跑不过CPI利息的群体，是算不得有财产性收入的人。)如果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测算则更为保守，就全国范围内看目前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不到5%。数字可能是抽象的，我们讲点具体的、活生生的现象。中国股民能算是希望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了，十年下来有多少股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的增值，谁炒股谁知道。

不是本人对资本有成见，而是资本的本性就是向少数人集中。如果人人都有了资本，资本还会存在吗?3亿美国国民有财产性收入是由于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全世界70亿的人在养活他们;由于初级阶段的改革红利，中国10亿人也可能暂时养活得了3亿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但问题是当我们普通老百姓想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能属于哪一类人。

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不仅迷惑了普通民众，也蛊惑了中国的企业家。在资产运作、资本经营的幌子下炒股炒房炒资源，大家再不愿意做实业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萎缩的可怕征兆。一个有着巨大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国度，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是不用我们去渲染的。

理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理论导致的现实是冷冰冰的。邓小平当年讲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看，这一工作并没有完结，恐怕要贯穿中国改革全过程。

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这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改革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改革的实践者却包括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把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那么，改革的实践必定凝聚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共识必定形成改革的动力，必定会推进中国社会大步向前。

辛鸣 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