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表示，近期中国政府交涉的主权纠纷点中10个有8个集中在海洋方向，只有2个在陆地方向；中国军舰要多走出去，中国渔船要多走出去，中国钻井平台要走出去，有争议的海域也要多去，多开发；中国还应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如海啸预警、海洋洋底探测、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等；10个东盟国家5个与中国有海洋纠纷，中国可据此分别建立不同类型的奖惩机制，对菲律宾等挑衅国实施贸易、旅游、金融等惩罚，让它们感受到中国的威严。

新蓝色圈地运动殃及中国

据《广州日报》报道，海洋似乎成为眼下困扰中国外交的最大难题。南海方向，菲律宾、越南等部分东南亚国家以挑衅性的姿态抢夺中国海洋资源；东海方向，中日围绕钓鱼岛归属和油气田开发的争夺依然激烈；黄海方向，中国渔民与韩国海警在渔业资源的争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王逸舟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出现新的发展动向。积极的一面是中国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得到公认，越来越有实力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声。但同时，中国外交也感受到外界前所未有的批评，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南海、东海、黄海出现了很多挑衅性摩擦，都是始料未及的。

“中国同周边绝大多数国家在经贸领域关系日益密切，但同时很多国家都对中国有一些批评和指责。”王逸舟透露，近期中国有关部门交涉的主权纠纷点中十个有八个集中在海洋方向，只有两个在陆地方向。

王逸舟指出，从更高的层面看，中国外交在海洋方向的麻烦日益增多也是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结果。

王逸舟解释说，国际海洋法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反复酝酿，1994年开始生效，新世纪开始发酵。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都受到国际海洋法的冲击，很多国家利用海洋法谋求利益，如加拿大、越南、印度等国。现在各国在北极等地的争夺更为激烈，我们称之为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

中国发展严重依赖海外能源和海洋运输线

王逸舟认为，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到来反映了一种总趋势，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类视野拓宽，走向高边疆时代是主要国家的必由之路。中国自身发展也是如此。中国海洋运输线不断扩大，海洋经济占中国经济比重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之初，海洋经济只占1%，但现在海洋经济的比例已经达到11%~12%。

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之一，我们的沿海港口建设也很迅猛，世界上前五位的港口三个在中国，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巨人成长之迅速，对海洋利用之大。

海洋通道关系到中国未来战略机遇期

中国海洋运输线的扩大，特别反映出中国内能源结构的变化。我们早期能源是煤炭，现在是石油和天然气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迅猛增加，虽然中国石油产量位居世界前四，但多半仍需要进口。铁矿石的产量也是世界前十，但三分之二需要进口。大体上说，中国三分之二的石化能源需求不能自给，需要进口，这就反映出中国对海洋运输线的依赖,海洋通道对中国未来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王逸舟预测说，这种依赖不会是绝对的，50年以后中国的这种依赖可能下降，但未来20~30年这种依赖恐怕还会很高。因为我们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碳排放仍然很高，只有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才能让能耗产品下降。

他分析说，日本的GDP总量与中国相差不大，但能耗仅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的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高。

另外，西方国家的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非常高，像法国40%的电力来自核电，而中国的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各种新能源加在一起，只有9%。

由于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只能是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海外通道和海外能源的依赖依然会很重要。

缺少足够的海洋战略和手段 中国是海洋的后来者

令王逸舟担忧的是，海洋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现在恰恰是，中国长期的大陆思维方式与走向海洋国家的发展模式有深刻矛盾与冲突。无论是外界，还是我们自己，都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因此在迈向海洋的过程中，我们缺少足够的海洋战略和足够的手段，这也难怪巨人的成长烦恼难以避免。

“尽管我们在器物层面越来越强，我们的军舰突破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进发，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远洋运输船队就是中国，但就是这样一个巨人，却是海洋法的新手，我们对规则不熟悉。我们只能在给定的环境中发展，因为我们是海洋的后来者，不会是规则的制定者，总是面对各种束缚。”

他举例说，最近频繁的中韩渔业纠纷中，中国渔民就是因为不熟悉中韩渔业协定而吃亏。

王逸舟剖析说，过去的海洋方向，没有中国巨人参与，现在突然多出一个中国巨人参与，很多国家惊恐，害怕安宁被打破，他们议论纷纷，利用规则约束中国。很多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与中国经贸联系逐步加大，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国重返东南亚。但王逸舟相信，中国巨人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美国日本这样的海洋大国也阻挡不了，中国现在遇到一些不顺畅也不可怕。

中国式应对：硬实力不可或缺，软实力先手布局

王逸舟认为，第一要成为海洋大国，硬实力不可或缺。中国应该成为海洋国家中的完全成员。西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中国是陆地国家，海洋不应该是中国涉足的。但王逸舟反驳说，600年前中国人郑和下西洋，而且中国海岸线之漫长，海洋资源之丰富都是世界少有的。

王逸舟认为，要成为高度意识上的海洋国家，中国的军舰要多走出去，中国的渔船要多走出去，中国的钻井平台要走出去，有争议的海域也要多去，多开发，这是海洋法允许的。要比它更多更强更好，出现在海洋的各个方向，蓝色海军维护海洋通道，一定要能够完全存在。硬实力充分得到展现。中韩渔业争端，中国海警也应该走出去执法，保护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增加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话语权，软实力，要主动规划、谋略和设计，要有先手布局。海洋层面多提出公关产品。中国的渔船也应该为新型的海洋资源保护做出自己的努力。

经济惩罚挑衅国 与邻分享好产品

10个东盟国家中，5个与中国有海洋纠纷。王逸舟认为，中国可以区分情况，建立不同类型的奖惩机制。诸如菲律宾等挑衅国应该受到惩罚。不过王逸舟口中的惩罚并非战争手段，而是经济手段，他解释说：“贸易、旅游、金融等领域都可以让挑衅者们得到警告，感受到中国的威严。”

王逸舟认为，中国不应该把东南亚当作敌人和对手，而是应该睦邻、富邻、善邻。中国和东盟10+3的自贸区推进很快，20%的年贸易量增长速度，证明双方确实有共同利益，而且潜力巨大。

对于没有海洋争议的东南亚国家，王逸舟认为它们是做工作的对象而非打击目标。他建议中国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如海啸预警、海洋洋底探测、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但现在中国做得都还不够。此外，中国在海水养殖、水稻种植等方面有输出经验，应该让这些国家看到中国巨人不光有牙齿，还有大量的好产品与大家分享，共同建立新型海洋国家关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斗争思维强，但提供公共产品的观念不够。

中国要做国际海洋安全的保护者

王逸舟呼吁，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应该学会提供海洋公共产品，熟悉海洋国际关系，驾驭海洋规则，如海洋多样性保护、渔业纠纷的主动解决、海流监测与危害的预警技术、海底资源的探测。

王逸舟说，在更广阔的全球层次，中国应该出现在五大洲四大洋，大力发展海空军，我们要做国际海洋安全的保护者，充当救生员和灯塔，这不仅是为自身，也是为了全球。

(安非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