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硕士期间专攻日本经济18年高速增长，当时国内外舆论把日本捧上天。后来泡沫兴盛，美国出版《日本第一》，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曾几何时泡沫破灭，日本停滞20年。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机，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中国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晶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联手，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联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促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值到1：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一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日本政府保持高增长思维惯性，进退失据决策屡屡失误

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实施“大爆炸”式的全盘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受此冲击2003年股指跌破8000点大关，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经过长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监管，至2005年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到16万亿日元。

理论上讲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满着风险。初期改革与货币升值，经济高速增长并行，引发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以后，市场力量无法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国影响，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现下降，经济没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没有完整的主权，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错误地应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系；第四，沉浸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思维中不能摆脱，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老路，因为大家对此已有警惕，现在看来有必要旧事重提。中国目前形势与日本非常相似，理论欺骗仍旧有市场，中国有强大的势力在阻挠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实质问题，而把反思限制在技术层面。如果美国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就范，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国奶长大，被美国洗了脑子，他们害怕与美国对抗，也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中国仍是“主流”。他们已形成利益集团，有一整套思想理论政策，掌握了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外部压力下，我们内部会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经济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谨慎对待升值等问题，绝对不能让泡沫经济等问题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宏观政策屡屡失误。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鼓励银行和企业向海外投资。1980—1984年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对置成日元，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6年16.7%的GDP是外国资产。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此时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日本资本接盘后，美国房地产就崩盘，日本投资巨亏，相当于10年对美贸易顺差。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保持企业竞争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资产和利润。金融自由化促进信用极度扩张，银行业资本极度膨胀，银行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解放资本”的奇迹就是资产泡沫。股市从1986年的12000点飙升到39000点，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全美国房地产总值，资产泡沫吸引了巨额银行贷款。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10名当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各国在1988年紧缩银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增大现钞供给，到1989年紧缩银根为时已晚。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日本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2年达到4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回升消化不良资产，结果1998年增加到87万亿日元，占银行业贷款的15%—20%，国内生产总值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