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英国摄影师迈克·威尔斯在乌干达拍下那张著名的照片：一个黑人孩子把手平放在一位西方传教士的手中，后者温软肥厚、白皙干净，相比之下，孩子的小手就像是一只风干的小鸟爪子，或是刚刚出土的白垩纪化石。

不清楚这张日后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图片是否直接激发了涛慕思·博格的哲学思考，至少从1980年代初期博格攻读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开始，“全球正义”就一直是他思考的主题。博格不仅是第一批推动全球正义的理论家，而且还身体力行，每年都在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全球各地宣传他的政治理想。

2002年博格出版《世界贫困和人权》，这本书被誉为当代政治哲学最为杰出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著作之一。他的基本观念是：如果目前的全球秩序是正义的，那么绝大多数的世界贫困人口也许将不会存在。而在各种基本人权中，最未被广泛实现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是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和医疗。”

博格指出，自冷战结束后的20年和平时期内，大约有3.6亿人死于饥饿和可医治的疾病，比整个20世纪死于战争、内战和政府镇压的人数还多。3.6亿，这是一个辽阔到让人眩晕的数字，贫穷比战争更可怕的地方在于，生命以更快的速度悄无声息地消逝。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富裕国家的人民到底亏欠穷人什么呢？父母疼爱子女，这是发乎本性、存乎自然，所谓“有缘小慈”；在新闻图片上看到乌干达的黑人孩子骨瘦如柴，你决定不顾一切阻挠、千山万水地去救助他，这是“无缘大慈”。但是在现实世界里，有如此慈悲之心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博格要想在哲学说理的层面上把忽视世界贫困所带来的灾难解释成为对人权的侵害，并且论证富裕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任务艰巨但极富价值。

不过对我们来说，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同为罗尔斯的学生，博格的师姐、剑桥大学教授欧诺拉·奥尼尔，却是一个人权运动的批评者。她的批评火力集中在人权运动的非现实性上：“这一运动幼稚地认为我们可以不断扩展我们的权利清单，而从不问艰难的现实问题，即在制度上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的责任问题，没有对责任的重视，权利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奥尼尔举例说，在没有制度结构作为保障的情况下，你对一个饥饿的人说：“你有获得食物的权利”，这或许满足了你的同情心，但其现实后果却不啻于讽刺挖苦。“你当然可以说：‘我们渴望让你能够获得食物’，但你必须做点事（去实现这个权利）。”

萧伯纳尝言：“能者做事，不能者教书！”（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这个尖刻的评论与奥尼尔的追问相呼应，将学院派逼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所幸的是，虽然罗尔斯终其一生埋首学术，鲜对政治公共事务直接发言，但在罗尔斯的学生里却有不少人既教书又做事，其中博格或许是最能干的一位。在他的各种身份里，除了耶鲁大学哲学和国际事务雷特纳讲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应用哲学和公共伦理学中心研究员，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头衔——全球健康激励机制主席。

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全球健康激励机制的目标“志在发展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化地解决世界穷人健康难题的方式”，显然，博格充分考虑到奥诺拉意见的重要性：不仅要诉诸行动，更要实施全球性的制度改革，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缓解全球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对于博格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健康影响力基金”（HIF），这个计划将为药物创新者从事穷人疾病的研究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政激励，确保穷人能够得到他们迫切需要的药物。

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博格向我们展示了一组耸人听闻的数据：以2004年为例，全球有约5877万人死亡，其主要原因和贫困紧密相关的有（以千为单位计算）：痢疾（2163）、营养不良（487）、产期死亡（3180）、受母体情况影响的死亡（524）、死于儿童疾病（847——麻疹占大约一半）、结核病（1464）、疟疾（889）、髓膜炎（340）、肝炎（159）、热带病（152）、呼吸传染病（4259——主要是肺炎）、艾滋（2040）和性病（128）。很少富人因为这些疾病而丧生。

博格相信，这组数字充分展示了现行的药物研发机制，也即制药领域的专利制度在解决穷人疾患问题上的失灵，但是这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该取消现行的专利制度。博格显然不是一个爱心充沛但缺乏现实感的激进左派，他一方面相信当我们比较不同的制药创新的激励制度时，“穷人的视角应该最具道德权重，因为他们占了人类人口的四分之三，并且选择不同的机制对于他们来说区别（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他也充分尊重富人的私有财产权以及专利保护在刺激新药研究方面的积极作用。

罗尔斯曾把政治哲学视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也即探索可行的政治可能性的界限。HIF正是这一宗旨的现实运用，它并不企图彻底取代现行的新药品研发和分配体制，而只是为其中的bug打补丁，使之更臻完善。比如，HIF将会重点协助发展针对那些出现在贫困人群中的疾病的药物，比如肺结核、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这些疾病在目前受到的关注很少，因为药品发明者无法从中获益。而HIF可以通过由政府出资支持，根据药品的绩效来支付酬劳的机制，从而给药品研发者提供一个选择——而不是责任——在一定的条件下注册新药品，或者注册已有药品的新用法。

HIF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设计，充分考量和平衡了来自各种利益团体和价值的合理诉求，比如穷人生死攸关的药物需求，商人逐利的合理冲动、专利保护法的积极性，等等。

在我看来，HIF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它希望至少能让占全球毛收入三分之一的国家的政府将其国家毛收入的万分之三投入进来，由此HIF才可能从每年60亿美元开始启动。从研制新药品的高成本来看，这是一个合理的最小化估计，但是博格需要说服各国政府相信，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万分之三的毛收入，同样也是一个合理的最小化估计。博格有足够的能力推动全球健康激励机制的建立，也有足够的能力设计出HIF这样一个利在千秋的计划，但是他能否通过teaches以及talks去说服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把这个世界改造得更好一点？这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我愿意说，这不仅是对博格一个人的考验，更是对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