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期”，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其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令世界为之侧目。尤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整体经济低迷的映衬下，中国的高速发展更是一枝独秀，被誉为奇迹，令长期唱空中国和相信“中国崩溃”的预言家十分尴尬。然而,“花无百日红”，由于外部需求减缓、经济自身规律使然和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及文化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这列高速火车已尽显疲态，虽短期无出轨可能，但增速将大幅减缓似乎已越发明显。

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已放缓至8.9%，成为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出以来的最低增速。美国智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甚至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降为8.7%左右，而在2013至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进一步降至6.6%，从2017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5%。

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渐放缓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永远保持至少8%的增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由于其自身国情、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外部国际关系的变化，经济的大幅放缓将有可能带来比美、欧、日当前经历的痛苦更为猛烈的政治和社会冲击，中国政府将面临远比西方更多的“内忧外患”。

中国为过去1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代价：环境污染、道德滑坡、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不仅没有根本缓解，反而变得越发明显，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爆发，除了政府强力“维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大了整个“蛋糕”，普通老百姓或多或少在物质生活上得以改善，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对住房和汽车等高档消费品人均占有量的提升上得以印证。相比较北非、欧、美等国而言，这轮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中，中国或多或少还算个赢家。因此，类似“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这两个运动本身不在一个级别上）这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乃至动荡没有在中国出现。

换言之，中国国内各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被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掩盖和冲淡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矛盾已被解决或根本不存在。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不仅不意味着这些问题的自然消失，反而可能助推社会矛盾的恶化，一旦经济“蛋糕”不能继续做大而必须进行“零和”逻辑下的分配（即一人所得完全转化为另一人之所失），所有这些掩盖下的矛盾将迅速激化，造成社会甚至政局不稳。

外部环境也可能恶化

中国经济最近20年的增长，得益于一个稳定而有利的国际外部环境，而这样环境的获得是与中国务实而平和的外交政策，以及后冷战时期大环境的和平趋势密不可分的。然而，近几年里，由于伊朗、朝鲜、南中国海等地的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亚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得越发诡异，美国增加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存在，将对未来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带来挑战。

如果因为中国自身经济的大幅放缓而激化社会矛盾，中国国内的强硬派民族主义情绪将会显著上升，并有可能影响政府决策。在高估自身经济及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偏离“韬光养晦”的原则而趋向强硬，影响与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造成新的摩擦。

过去20年的经历已经证明，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大国间关系围绕着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开发、航道安全和贸易投资市场的争夺展开新的博弈，崛起的中国因其块头巨大，其战略利益已经遍布全球。如果不能审慎处理外交关系，外部环境极有可能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中国不能允许经济大幅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即国家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文化远未达到欧美国家的成熟水平。对于欧美等国而言，由于国家内部稳定而基本合理的组织框架和规则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即便经济处于停滞和面对高失业率，整个国家也可“硬撑”过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痛苦转型。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整个国家仍处于转型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中，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必选项而非可选项，在这列“生死时速”的列车上，一旦速度降到一定水平，隐藏在列车上的一些“定时炸弹”可能就会被引爆，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应当果断利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黄金期”的最后阶段，大胆推进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实质性改革，促进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与开放，在“列车”明显减速之前拆掉那些“炸弹”，而不是继续大打强心针，指望经济在刺激政策的推动下，长期以不低于8%的速度增长。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