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了连续五日五夜几乎不吃不喝写完中篇小说《无罪》的，在孤独的电脑前，当敲出小说的最后两个字“无罪”的时候，我竟然激动得泪流满面，浑身颤抖起来。完了，终于完了，不管怎么样，但终于是完了。我的身体已很虚弱，但我的精神却无比亢奋。寒冬的夜漆黑而漫长，外面的鸡叫声告诉我，新的一天就要来临，但我突然感到，迎接明天太阳的，将是那所有勤劳的人们，而不包括我。因为我想起了路遥，他是长年累月地这样拼命写作，相比之下，我这五日五夜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路遥曾说过的话：“搞文学具备某些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和艰苦的劳动。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程，真如同进入芒芒的沼泽地，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知的长征，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这种时候，除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外，更重要的就是咬着牙一步步地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正是这些闪光的话，使我终于走完了这艰难的五日五夜，伟大的先师，杰出的作家，我永远感谢你！

的确，我对路遥永远怀着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一部作品成名后便不再进取地吃老本，靠题个字写个序自我满足地在文坛上混完了一辈子（这样的作家相当多）；并且，路遥从不跟风，从不盲目崇洋媚外，他自始至终坚持的都是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由此我想谈谈我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我知道，这将遭到很多人的嘲讽与嗤笑，尤其是一些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主义早就过时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都已经过时了，他们恨不得再捏造一种新的理论，叫做“后后现代主义”（当然，这个名称目前的一些文学研究者还没捏造出来，因为后现代主义似乎还能为他们提供三五十年的饭碗，但三五十年以后肯定是要提出的，叫法不见得绝对一样，本质却是没任何区别的），可他们却拿不出哪怕半篇像样的文学作品。无疑，这种人是文学上的寄生虫，他们正在不停地招摇撞骗，不遗余力地坑人害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保住自己的饭碗，并争取把它做大做强。我想对这些可耻的人反问一句：你们凭良心说说，难道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没有！永远都没有！我相信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会这么说。路遥生前曾说过现实主义至少还要在中国走二百年，格非2004年小说《人面桃花》的问世标志着他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余华早就走出了对川端康成的模仿而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又一力作《兄弟》（余华最好的现实主义作品《活着》将使他名留当代文学史），马原也早已承认了自己对先锋小说探索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怎么能说现实主义过时了呢？当然，在当代文学史上，余华、马原和格非等人的名字是和他们对先锋文学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这只能证明写史者的愚蠢与悲哀，就好像自某个文学研究大家把现代作家穆时英归为新感觉派后，以后的跟屁虫们便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框一样。其实你仔细看看穆时英的小说，有哪篇绝对不是现实主义的呢？以后穆时英若能留文学史的话（当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也必将是以他小说的真情动人而留，而绝不会以他的成功模仿而留。而有些文学研究者正是根据穆时英（包括刘呐鸥、施哲存等）、余华、马原、格非、残雪、宗璞、韩少功等人的一些探索性的小说（当然，这种探索不论是成功或失败，探索者的功绩和精神将永远值得后人敬仰），便大言不惭地断定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这是多么可悲和可笑呵。

为了不受一些所谓的文学研究大家“现实主义过时论”的欺骗，我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翻阅大量的西方近二百年来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以求对西方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有所了解。结果我终于发现，原来有很多人不过是在有意或无意地蒙人骗人而已！其实，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高深莫测、不可理解，正是有些人的故弄玄虚甚至是居心叵测，才使西方的这些文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显得深不见底，仿佛远远超越了现实主义文学。在这里，我愿意在大量阅读（而绝非只看书本教材）的基础上提出我对西方这些所谓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是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不论是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它们都可总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其中主要包括后期像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新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等等。它们产生的根源一言以蔽之，仍然无非是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不过是现实主义的变种或变异而已。既然是变种变异了，所以它们和传统的现实主义便有了不少区别：在思想内容上，几乎所有的现代派文学都鼓吹非理性主义，否定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认为现实是荒诞的、不可理解的，强调主观世界的作用，宣扬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哲学上，它们受柏格森神秘主义、弗洛伊德潜意识、尼采唯意志论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尤深，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完全背道而驰。在创作题材上，它们不注重描写客观环境，也不重视情节，不遵循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发展这一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是以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异化为主，大量描写个人的情绪、联想、幻想和幻觉等。在艺术手法上，由于它们着重表现主观世界，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畸形的、反常的，情节往往是怪诞的。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它们常以像征为主，兼用幻想、怪诞、暗示等方法（现实主义也用这些方法，但只是局部的或辅助性的）来代替叙述、描写和说明。这些流派的作家们提出了“用感觉表现思想”、“把思想还原为感觉”、“作家退出小说，让人物自我表现”等论调，这的确使这些流派的文学在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方面，比现实主义文学有了一些新的突破，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它们远远超越了现实主义，更不能导出现实主义过时论的荒谬看法。对此，我们不妨看下面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乔治•桑曾在其《致读者》中明确地强调说：她认为文艺复兴时代德国画家霍尔拜恩把人生紧紧地同死神连接的寓意构思，对社会的罪恶和不幸的真实描写，只能给人一种可怕的宿命论的感觉，一种难以排解的忧愁。因此，她不想乞灵于死来作为对不义的惩罚和对痛苦的补偿。总之，她反对像福楼拜那样把艺术理解为现实的再现，客观的描写，她要同生打交道，希望生活是美好的，人人都应该幸福。农民播种小麦时应该知道他是为生的事业而劳动，艺术的使命是一种情感和爱的使命，它应该给人以希望、安慰。因此，作家可以美化现实，使他的人物和生活理想化，使他们显得比实际更饱满，更充实，而且更高大一些，从而达到“理想的真实”。很明显，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文学观的影响下，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却绝不会因此而显出哪怕只是一点点的黯然失色，而是同样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问世。因此，我们不能说福楼拜的文学观因乔治•桑的反对而过时，而同样道理，我们也绝不能说现实主义因现代主义的出现而过时。既然创作方法永远都没有高低上下之分，那么又何来现实主义过时论呢？但愿那些把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视为简单的“小儿科”，唯西方现代派文学马首是瞻的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们能因此而有所反思。当然，这首先会危及到个人的饭碗问题，但我觉得人生转瞬即逝，一个人既然在人世间走一趟，总应该争取（能不能是另一回事）为他人和社会留一点儿实实在在的东西吧，而不应当为了生存，便靠“蒙”和“骗”来虚度自己的一生。

我只是一个不懂理论的文学门外汉而已，竟恬不知耻地说了以上那些有关理论的话，对此我深感不安，有不对或不准确之处，还请真正懂理论的文学研究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不胜感激。如果上述话语伤害到哪位文学研究大家的话，那纯属我的鲁莽冲动、无意而为，在此深深祈盼诸位老人家的原谅与海涵。我相信您们这些老人家已名扬海内外，功德盖九州，是不会与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一般见识的。而我则只愿意沿着巴金、路遥所走过的文学道路永远走下去，因为我坚信：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永走不尽，现实主义的文学大树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