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下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格局，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凡是传统保存相对完整、儒家价值深入人心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政治也相对开明。换言之，最传统的地方，现代化程度其实最高。

为简单起见，我把中国划分为三个区域：钱塘江以南沿海地区，长江下游也即传统的江南地区，及北方。若以乡村地区而言，这三个地区中，传统在钱塘江以南保存得最为完整，而其经济也最为发达，社会自治程度最高。长江下游次之，北方的各种指标则都殿后。

儒家传统如此地理分布，自有历史原因。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儒家传统保存最好的地区，经济反而最发达？社会治理反而相对较好？一百年来，知识分子掀起一波又一波反传统大潮，比如打倒孔家店，其主要理由就是，儒家传统妨碍现代化。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说法不成立。而中国目前的文化-经济-政治地理格局，对此命题更是构成了致命挑战。

不能不说，那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明白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经济增长依赖市场秩序，而市场秩序形成、维护、扩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相对健全的规则，有效地执行规则的机制，以及人们尊重规则的习惯。社会治理之前提条件与此类似，同样依赖人们对规则的尊重，执行规则的机制。换言之，经济增长和社会优良治理，都有赖于规则、组织以及人们的规则意识。

儒家恰恰提供了所有这一切。儒家强调礼、礼俗，这些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儒家构造了宗族制度，这是基层社会最为基本、也非常稳固的组织。族中长老和德才兼备之人为族中领袖，其权威寄托在祠堂，依托祠堂执行礼俗，维持秩序。当然，通过这样的教化，民众也普遍具有规则意识。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钱塘江以南经济发达的现象。传统上，这些地区的市场制度就最为健全。上个世纪中期，权力控制、计划经济的大浪铺天而来。北方地区完全被改造，但借助于较为紧密的传统组织，钱塘江以南地区部分抵制了这种制度扭曲。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集中控制权力略有松动，这些地区的市场传统就强劲反弹。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市场化不是经济学家引入的，也不是政府发明的，而是民众自发恢复的。

而相对完整的传统观念、规则、制度，又为市场秩序形成、扩展提供了条件。人们都知道，在温州，私人企业家的借贷手续是非常简便的，因为，金融礼俗已经深深地刻在人们心灵中，每个人都知道它，也会约束自己遵守它。如果不遵守，他将会遭到严厉惩罚。换言之，借助于以儒家价值为基础的种种制度、观念，人与人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信任，而这可以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

钱塘江以南的社会治理，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向传统回归：宗族公开活动，并纷纷恢复或重建祠堂。由此，在这些地方形成了两个治理体系共同治理的格局：一方面是依托于法律的村委会，另一方面是扎根于习俗的“老人会”或者“理事会”。前者是上级政府支持的他治组织，后者是民众自发认同、支持的自治性组织。双方会理性地分配权力，尽可能合作。尤其是村委会通常不敢滥用权力，因为，一旦与老人会发生冲突，未必能赢。这样的合作架构也部分驯化了村委会，他们会约束自己，而较为积极地向社区提供公共品。

这样一种复合型治理架构，让钱塘江以南乡村社会的治理远远优于北方乡村。在北方乡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本上不再存在传统的宗族组织，而除此之外，村民几乎不可能自发组织。没有组织的村民，对于村委会滥用权力的行为是无可奈何的。

当然，随着城市化，人们熟悉的传统乡村组织必然发生变化。但迄今为止的事实至少证明了：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反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今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基于儒家价值，重构现代制度。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社会变化的理性之道本来就是孔子所说的，“因”中有所“损、益”，全盘重建只能是全盘破坏，而不可能有建设。来源: 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