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近来有关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争论？中国应为自己的货币提供什么样的支撑？陈志武教授认为——

随着2011年的离去，2012年的到来，国际社会上有关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争论仍将继续。美元、日元、欧元和人民币谁将独领风骚，谁将沉沦下去，谁又将成为未来金融货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各个主要经济体又将如何为自己的货币提供什么样的支撑？就上述问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接受了《中国经营报》的专访，剖析未来各主要货币的走势。

世界超主权货币遥遥无期

在国家主权当先的世界秩序下，超主权货币难以成为现实。主要挑战在于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也没有真正的世界央行。

《中国经营报》：过去两年，美元的贬值和欧债危机使得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对这两大货币的信心发生动摇，国际金融市场上都在讨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你如何看？

陈志武：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在2008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欧债危机只是进一步展示了其中的问题和挑战。过去几年里，周小川行长等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官员以及学界，已经把基于主权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所隐含的问题讲得很清楚，大家都认识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固有的问题，也同时都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亦即必须建立超越主权的国际货币——国际通货。

但是，虽然方向明白了，我们也还要认识到短期内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其中的主要挑战在于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也没有真正的世界央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算是形式上的世界央行，联合国也没有真正的立法权、执法权和行政权。在国家主权当先的世界秩序下，超主权货币难以成为现实。

欧元危机正说明了这一点。欧元区17国只有货币联盟，但没有财政联盟、更没有政治和法治乃至行政方面的联盟，所以，欧元就会面对目前的挑战。如果各国总强调自己的绝对国家主权，那就不可能出现统一的国际货币。最近，IMF出现一些改良改革，但这些变化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局面。

长远看，全球经济需要向超越主权的国际货币迈进，但是那需要很多年的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金融体系还会以美元为核心。过去三年，美元有一点贬值，但贬得很少，美元购买力的稳定性比欧元、英镑、日元更好，特别是比人民币的购买力更稳定。维持美元的地位、维持美元的稳定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高，而如果全球货币体系一旦出现混乱，对高度依赖进出口的经济的打击会很严重。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目前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陈志武：虽然如此，对中国来说，还是要让人民币尽快国际化，这可以减少中国经济对美元和其他主权货币的依赖，从而降低风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全市场化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如果不做这两点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过去几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展缓慢，也延缓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虽然中国在跟更多经济体尝试用双边货币作贸易结算，但是，多数人没意识到，只要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仍然巨大，更多地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结果，总是中国外汇储备更快地上升，因为每多用一元人民币进口东西，就意味外汇储备要增加等量的外汇。也由于这个原因，日元难以成为唱主角的国际储备货币。再者，人民币的购买力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3年下降太多，如果不改变，这也会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

欧元区除了衰退别无选择

欧债危机要解决，他们要么加税，要么缩减政府开支，都需要许多群体做出大的牺牲，而这些牺牲只有在局面更糟之后才会愿意接受。

《中国经营报》：现在，国际金融市场普遍担心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会向其更多的成员国扩散，比如法国乃至北欧国家，你怎么看？

陈志武：从历史看，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南部国家、政府出现赖账和技术性破产的历史是最久的，出现破产的次数比德法等国多很多。在1800~2008年的208年里，希腊政府有106年是处于公债违约状态的；过去四五百年的历史里，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多次出现公债危机和违约。只是这次因为有了统一的货币即欧元，使南部欧洲国家的问题变成了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问题，影响范围被扩大了。

《中国经营报》：在通胀压力下，欧洲央行在2011年4月份曾经加息，但在当年年底时又因为欧债危机而两次降息，似乎欧洲只能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它还能有其他的办法吗？

陈志武：对于欧盟，更多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在所难免。欧盟的利率已经降至1%，未来降息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一旦降到0，就如美联储现在这样，最终不得不通过量化宽松的政策来变相地帮助降低欧元区政府的债务负担，再就是以此来刺激经济。但是，我认为，不应该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政府债务负担，截至目前，欧洲央行还是蛮负责任的。

《中国经营报》：那是不是意味着2012年欧洲央行将不得不做出更大让步，推出更多的宽松货币政策？

陈志武：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单纯靠欧洲央行降息，甚至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减轻债务负担，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欧洲政府面临的财政和债务挑战。

一个基本事实限制了欧洲央行的措施所可能带来的效果，那就是欧元区受到“三高”的制约：高税收、高财政赤字和高国债。欧元区如果希望用增加税收的办法解决财政赤字，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税负已经很高。

在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很低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真的是左右为难。为改变局面，他们要么加税，要么缩减政府开支，但加税这条路走不通，加税空间基本没有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缩减各级政府的开支，让本来没有增长的欧盟经济雪上加霜，因此，欧盟经济可能难以避免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央行不论做什么，对未来欧盟经济的影响都不会太大，最多只有一点短期效果，但不能有实质性改变。欧盟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经营报》：2012年，欧债危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陈志武：未来还会有一定的拉锯式折腾，不论是德法还是西班牙、意大利，都不能很快解决债务问题。要让欧洲核心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很快做出巨大让步，是很困难的。比如，如果德国总理默克尔太主动提出帮助欧洲南部国家解决债务问题，那么，德国的社会与政党会给她很大压力，会把她赶下台。

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决定了解决欧债危机必将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等欧洲金融市场进一步恶化，包括它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就业等都受到更大冲击，工会等抗议越来越多，在那之后，方方面面压力会更多，社会各利益阶层经过更多的博弈，实质性妥协才能最后出现。就如希腊的债务问题已经折腾两年了，还没有最终解决，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希腊首相不能单方面快速做出重大决策？对于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人来说，这一点不奇怪。对希腊来说，为了降低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要么加税，这导致希腊民众游行示威增多，加税的路几乎不通；还有就是减少政府各方面的开支，裁员减薪，政府职员也不断罢工游行。要人们做出牺牲总是很难的，过去两年是这样，未来一年还是会这样，博弈还将继续。

中国经济要警惕“日本病”

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如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一样，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性改革，否则不仅增长方式难以转变，而且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失控。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2012年美国经济的走势？

陈志武：美国经济在2012年的表现会超出很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以外的专家的预期。在历史上，美国经济多次被判断失去竞争力、被宣告完蛋了， 上世纪30年代、上世纪80年代等等都曾经被这样断言过，但后来的情况却相反。一国竞争力是否能持久，不取决于其经济现状，而取决于其自我修复力。

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在1.8%左右，2012年应该会在2%~3%之间。表面看，美国2%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中国的9.2%，好像不能相提并论。但中国经济主要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其GDP增速不能直接跟私有制经济增速比较，因为不是一回事。大致上，要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跟私有制经济的增速做比较。如此，中国9.2%的增速大约相当于美国经济4.6%的增速。

美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明显好转，包括就业、民间消费、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方面。另外，过去十年同时进行几场战争给美国财政带来了很大压力，每年有几千亿美元战争支出，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场，这些财政压力已经减少很多。这会大大降低美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并使政府的国债压力逐步减轻。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分析未来美元的走势，对大宗商品和贵金属的走势构成什么样的影响？

陈志武：未来几年，美元的升值概率比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要高。2011年人民币升值4%，2012年也许会再升值2%~3%，2012年后，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的概率很高。

目前，原油的价格已经在100美元左右，未来受美元升值的影响不会太大。但贵重金属比如黄金，已经因为人们担忧美元的地位和稳定性而涨价很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财政和国债状况今后会改善，人们对美元的担忧在减少，而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担忧还会持续。因此，美元和美元资产相对于黄金等贵重金属的地位会上升，黄金价格上涨空间会不如以前。

《中国经营报》：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走势？

陈志武：目前，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房地产价格将会下降多少，下降速度有多快；第二个是民营经济，许多民营企业目前很艰难，未来几个月里将面临生存挑战，包括融资难、“国进民退”等带来的生存压力；第三个是欧债危机导致外部环境的恶化，出口行业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但是，这三大风险在2012年下半年会出现缓和。比如，房地产调控政策也许会在2012年夏天前后出现变化；此外，主要商业银行发行的小企业金融债支持中小企业，规模在一万亿元左右，如果这些都变成中小企业贷款的话，会帮助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如果政府能够给中小企业减税、免税，将可以更好地帮助民营企业、帮助社会就业。

《中国经营报》：那你认为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出现“日本病”呢，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衰退到零，金融市场不断萎缩？

陈志武：2012年应该不会，但是未来5年里可能很难避免。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可能如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一样，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性改革，否则，不仅增长方式难以转变，而且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失控。但是，已经强大起来的各利益集团正在阻扰改革的发生，根本性改革很难实现。原载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