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整的方向问题
中国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利益错综纠葛，很难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积极的变化刚刚开始，更大的相反的过程又会接着出现。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变革方向的问题。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以我的看法，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朝向这个方向的可能性。这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不可能通过回到旧模式中加以解决。这个方向的中轴是在重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重建社会关系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化这两个点之间形成的。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题是体系性的，不是个别的技术调整可以解决的。它说我们现在是99%对1%的斗争，提出了敌我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也就勾画了它的政治战略。这并不是说运动可以迅速取得成果，原因在于：第一，如果一个社会创造的是99%对1%的体制，那么，改变这个体制意味着革命；第二，经历了二十世纪后期的大转变，即便思考革命，其条件、方式、基础也全面地发生了变化。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新的形势的出现，要想取得实质的成果非常困难。就19-20世纪的革命而言，我们已经处于后革命的时代，针对体系性危机的思考和行动应该采用怎样的形式？这是困扰许多人的真实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规模上提出问题。即便运动是幼稚的、初步的，也值得我们思考。
上升期的矛盾与区域不平衡的战略空间
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许多人出于不同的愿望，预言甚至鼓动中国出现类似的局面，但让他们失望的是中国尚未出现他们期待的"革命"，而"茉莉花"已经开遍欧美。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不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区域广阔，发展不平衡，这些负面的条件在危机条件下，反而成为缓冲金融危机的条件。中国内部的不平衡，反而使得它承受经济危机压力的能力比其他小共同体要大，广阔的农村腹地和广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了缓冲和发展的空间。这不等于说这种区域不平衡可以自然地成为可持续性的保障，我觉得应该像毛泽东当年分析战争形势一样----他在中国的区域不平衡中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空间----来分析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程度和规模，分析它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发展的形势，解释中国的国情及其发展战略，即从中国发展的具体条件下思考发展模式改变的问题。二是过去十年中国实际上始终处于调整过程之中，这种调整是内部博弈、社会斗争、公共讨论、政策改变和地方实验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实践的结果。中国社会的社会实验和模式辩论仍然在持续，这表明自主变革的可能性尚存，但由于变化过于急速，果断的自主变革行动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更清晰的政治社会目标，宏观调整往什么方向转化，就会成为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萎缩，中国制造业产能出现过剩，正在转向内部拉动，但总体来说，工业化过程不会停止。中国的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贫富差别，意味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仍有很大的空间，城市化道路和工业化道路还会持续相当长的过程。未来20年，中国在国际体系当中仍然有望处于上升的阶段。危机、挫折、社会矛盾的加剧并不意味着她要垮掉，也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内上升的轨迹，恰恰相反，它们正是这个上升过程的伴生物或者说直接的产物。因此，不同于中国崩溃论，我认为中国仍然处于上升过程；但也不同于发展主义的论调，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化解社会矛盾，我认为正是这个上升过程本身会带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尽管出现了各种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和实验，也出现了局部的改变，但这个上升过程的基本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社会分化的格局会长期存在，由此产生的冲突矛盾----尤其是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动----不会减弱。
由于工业化过程的持续和大规模城市扩张，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将会持续，这也会导致国际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在国际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需要重新思考。其实，资本主义的常态是经济上升期与社会矛盾的累积有着共生关系，19和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正是欧洲阶级斗争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其国际冲突和帝国主义战争最为严重的时代。我们要研究的是上升中的社会冲突与下降中的社会冲突的各自特征，研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国家的变迁轨迹之间的差异。
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所谓"乐观"很可能就是"悲观"，反之亦然。一方面，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即便指出了基本模式的危机，在新的形势出现之前，结构性变更仍然很遥远。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就是发展不平衡，这也使得一些地区的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修改了国际格局的霸权关系，使得欧美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迄今为止，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总体来说对中国的新角色持相对欢迎的态度，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来稳定的霸权构造。
同样，国内边缘区域的经济成长有助于区域和城乡间的平等。但是，边缘区域的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大格局关系密切，而后者在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同时，并不包含改变发展模式的必然性。在国际领域，围绕着能源和其他市场的争夺，新的冲突也正在酝酿。这是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背景和条件。
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产权形式下的积累和处在全球经济体系的上升期，中国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能量。从积极的方面说，它并不完全受控于其他资本形式，从消极的方面说，它如何通过自我改革避免官僚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于具备这样的经济能量和制度条件，其控制社会矛盾激化的能力也相应较强。经济规模的增长也给整个社会一个期待，从而提供了某种稳定性的要素。但如果稳定越来越和增长联系在一起，也意味着一个高风险的逻辑，即经济一旦停止增长，或者处在另外一个格局下，政治风险就急剧上升。也正由于此，国家的稳定性越来越依赖于增长，从而发展模式的变革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增长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改变，而没有后一方面，也就难以形成社会-政治体制自我改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问题十分迫切，发展模式的改变离开了方向性的调整是无法完成的。
民主理论的创新空间与群众路线
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体制的危险格局是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转移，从而让这种空洞的政体转移成为不平等的社会过程的合法化条件。颜色革命就是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转变，表面上是民主化，实质上是最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和财富剥夺过程的合法化。克服政治危机的真正挑战是如何避免这种转变，其前提是所谓重新政治化。我认为在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是迫切的，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代表性危机的普遍性和深度，甚至认为西方没有代表性的危机。这也是不久前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的公开对话和辩论的关注所在。争取一个真正公共的讨论空间，形成真正的政治的和理论的辩论，让大家了解到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危机的真正特点和本质，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而言十分关键。
很多观察家都讲到中国国家能力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有较强的国家能力，而另一方面又无法克服合法性难题？国家能力首先是国家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国家能力显示出它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在特殊状态下反应能力很强，而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缓慢。在与加布里尔的辩论中，我特别谈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反应能力强，表示这个社会存在着民主的要素和潜能，但是我们的民主理论注重于形式分析，而忽略这些实质性的潜能。正由于此，如何使这些潜能发展为更为制度化的实践是不清晰的。如果能够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清晰地描述这种潜能得以展现的条件，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具实质内涵的民主变革方向。如果能对社会需求做出迅速反应，表明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实质的民主潜能，但程度如何，怎样发展，如何表述，都需要具体分析。
国家能力的另一面是政治整合能力，即通过公共行政对各种社会利益和诉求进行整合的能力。福山在最新的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 中针对西方民主危机提出要"民主专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不要"否决政治"(vetocracy)。议会、法院、行政三权分立，但政党的代表性的断裂、政府的进一步官僚化和法律体制的危机导致国家回应社会危机的能力下降了。这也是当代政治危机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的政治条件下，劳动者（新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领域缺少自己的代理人意味着代表性断裂。国家的调整大多是由结构性危机造成的，而不是自觉整合这些社会阶层的诉求而达成的。如何使得公共决策能够整合这些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取决于这些阶层的政治参与及其与决策过程的互动。这就是民主危机时代的大众民主和群众路线问题。我们需要探索这种民主的动力和制度形态。
（本文由刘元琪、黄晓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