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2011年初应中央办公厅邀请前往中南海讨论社会管理创新思路。南方周末记者于2011年11月底对她进行了采访。

四大领域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南方周末：2011年，中央着重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你认为现阶段为什么要这么重视社会管理创新？

向春玲：当前，国家面临着体制和结构的双重转型。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正在我国同步进行，意味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没有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和创新，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都是空话。

南方周末：矛盾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向春玲：主要是四个领域，分别是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此外还有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等社会矛盾多发领域。这些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是没有的，或者是极少有的。近年的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协和医院医生被砍事件、广东乌坎事件都属于典型的社会矛盾。

南方周末：这么说是社会矛盾倒逼社会管理必须创新？

向春玲：是的，但也不能完全说是因为社会矛盾到了今天的地步，中央才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早在1993年中央就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2004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这两年特别是2011年中央密集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管理手段激化了社会矛盾

南方周末：现在提出社会管理创新，过去的管理手段有什么问题呢？

向春玲：管理手段比较单一，重视行政命令和强制性指令，忽视法治规范、道德管理和做群众工作。

南方周末：这带来什么后果？

向春玲：激化了社会矛盾。比如前些年的拆迁问题比较突出，实际上我调研时很多人都希望通过拆迁改善居住环境，但政府能不能在拆迁时切实做到征询群众的意见，更多地考虑一下他们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合理诉求，不能老让一些百姓为发展做牺牲，要让人家享受发展的成果。

南方周末：就以拆迁来说，近年出现的一些暴力事件，除了过去的管理手段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向春玲：管理环节有问题，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平时只要不出事就行，一旦出事就动用警察，再不行就花钱买团结，这不仅增加了管理的政治成本，也使经济成本上升。所以现在提出要关口前移，改变过去只停留在管理末端的状态。

南方周末：是否涉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向春玲：当然。政府职能存在转变不到位的问题，既有缺位，也有越位，缺位就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该管的没有管好，越位就是热衷上经济项目，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忽视社会管理和建设，对一些不该管的大包大揽。

这又体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社会协同不够，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不成熟。轻视社会协同，会导致政府习惯性统管一切，做决策时不征求群众意见，往往政策一出台，就会有人上访。

南方周末：那您认为社会管理应该怎么创新？

向春玲：需要由过去重经济建设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过去“严管整治”向“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向党委政府主导下发挥社会协同作用转变；由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由硬性行政命令向运用法律、思想道德建设、做群众思想工作、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综合方式转变。

应该强调多元化治理

南方周末：这一年您到处讲课，您印象中，地方政府对社会管理创新是什么态度？

向春玲：全国都很重视,但也不尽相同。经济发达地区因为社会矛盾暴露得早，也比较多，他们的官员一般社会管理早就在抓。但在欠发达地区，官员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在经济建设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比重也更大。

南方周末：2011年综治委更名，由原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你怎么看待？

向春玲：2011年中央多次强调社会管理创新后，特别是7月出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意见后，全国范围内都作了部署，这就需要一个实体机构来组织、协调、督办这个事情。

过去的治安综治委具有一定的社会治安工作经验，也有很好的综合治理思路。更名为管理综治委，增加了职能，任务更重，范围也更大，这可以理解成是考虑到不成立新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