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应环球网约稿所作。由于美国面临着国内社会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势，美国政客为转移民众注意力正加紧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不断发表越来越显得缺乏理性的言论，如美国共和党初选处于领先地位的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就放出狠话声称如果他选举获胜并当选总统，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以中国为主的“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全面的惩罚性关税。2011年12月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布雷纳德妄称中国必须停止操纵汇率，美国将继续施压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等等。

美国政客的反华舆论攻势受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抵制。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反对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他们指出美国面临危机的根源在美国而不在中国，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和政商勾结的政治体制才是罪魁祸首。当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打破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垄断，中国媒体应抓住这一机会加强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促使国内外公众能够听到更多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有利于批驳、澄清西方主流媒体在一系列问题上散布的反华舆论。

中国面对美国的凶猛汇率战攻势不应消极防守，而应围绕媒体舆论、中美战略会谈、美元霸权等方面主动反击，同时还应积极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不应惧怕美国的全面惩罚性关税大棒，中国即使承受美国惩罚性关税也只会影响对美出口，但是，人民币升值就会打击中国对所有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国应要求美国像20世纪60年代对德国一样，采取具体措施保障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价值，弥补因美元贬值造成的汇率损失和通货膨胀损失，这样保障中国利益才能建立国际合作的互信基础，否则应大幅度减少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

中国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占有各国财富的关键，主动联合世界各国积极推进各种替代美元霸权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对世界稳定的威胁。中国应加快推进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进程，联合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尼等支持中国主张的国家，商议先行建立起一种过渡性的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用于多边的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计价、结算，以后逐渐扩大适用范围并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逐步形成联合国范围内众多国家加入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应对在华跨国公司提高各种资源价格和征收税率，提高对美出口跨国企业、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税措施，特别是扩大中美贸易顺差并支持反华的美国跨国企业，因为，中国相当大部分对美贸易顺差来自西方跨国公司出口，中西方在资源价格和环保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这样比较调整汇率能更有针对性减少中美贸易顺差，出口税可以有针对性减少中美贸易顺差，而不像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中国对所有国家出口，同美国征收关税相比确保税收归中国避免利益外流。

中国为减少外汇顺差不应继续以优惠待遇吸引西方投资，而是应该利用外汇储备大量收购西方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中国应彻底改变以污染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向美国大量出口工业产品换取不断贬值的美元，然后购买美国国债将宝贵储蓄资金提供给美国，任由美国反过来廉价收购中国战略性资产的恶性循环。中国应考虑主动运用不断贬值的美元外汇储备，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趁中国在海外上市公司股价被低估的有利时机，利用美元大量回购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

美国多事之秋为何汇率战硝烟乍起？

2011年8月美国发生金融动荡以来面临多事之秋，占领华尔街运动蓬勃兴起并将矛头直指金融垄断财团，暴露了美国存在的深层次的经济隐患和社会矛盾。美国国会围绕着如何削减财政赤字激烈争吵、无果而终，美欧财政债务危机阴霾密布并且面临着升级的危险，预示着美国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寒冷的冰冻时期。每逢美国国内面临深陷困境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客就会将中国拿出来敲打一番，他们对料理自己的家务事显得束手无策，但对指教中国如何推动汇率改革却颇为内行。2011年12月，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布雷纳德，放下美国国内焦头烂额的烦心事不谈，又来苦口婆心地教导起中国如何实行金融改革。布雷纳德称“中国必须停止操纵汇率，改为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就像其它G20国家一样”，“中国必须依靠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经济增长，而不能依靠美国的消费者，汇率升值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我们将继续施压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的是，2011年12月布雷纳德发表的此番言论，似乎完全忽视了汇率市场形势的新变化，西方大公司为了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升级的压力，正纷纷从中国撤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连续下跌。布雷纳德竟然完全不顾市场形势变化，仍然重弹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老调，暴露出美国施压中国并非为了自由市场，而是人为利用美国政治外交力量操纵汇率，迫使中国推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金融政策，诱迫中国像日本一样沦为金融战争的战败国，从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并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美国政客曾屡次挥舞着贸易制裁的大棒，施压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市场自由化，但美国顾及贸易制裁将会危及自身利益，往往在施压中国时故意雷声大、雨点小。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面临着国内社会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势，美国政客为转移民众注意力正加紧寻找替罪羊，不断发表越来越显得极端和缺乏理性的言论，如美国共和党初选处于领先地位的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就放出狠话声称如果他选举获胜并当选总统，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以中国为主的“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全面的惩罚性关税。

美国政客发动的新一轮攻击中国操纵汇率的攻势，恰逢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令美国政客们倍感惊恐之时，他们不去回应国内民众对华尔街造成金融灾难的控诉，也不去回应国内民众对华尔街与政客们权钱勾结的批评，放下美国国内舆论关心的焦点不顾反而对中国说三道四，这明显是企图将中国作为替罪羊转嫁矛盾的做法。但是，美国政客的反华舆论攻势受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抵制。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有不少是生活困难的失业者，但是，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反对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他们指出美国面临危机的根源在美国而不在中国，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和政商勾结的政治体制才是罪魁祸首，将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出口作为失业危机原因是蒙蔽公众，这种来自美国民间的公正声音增强了中国对美谈判的筹码，迫使美国主流媒体罕见地不敢为反华人民币提案过多鼓噪。

重视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舆论战

西方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被金融垄断财团所拥有和控制，长期以来一直积极传播种种不利于中国的不公正舆论，在人民币汇率、贸易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当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打破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垄断，中国媒体应抓住这一机会加强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促使国内外公众能够听到更多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有利于批驳、澄清西方主流媒体在一系列问题上散布的反华舆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有不少媒体担心发表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言论就会得罪美国，生怕背离西方主流媒体的流行说法遭到嘲笑或被视为异端，在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时也追随、附和西方主流媒体的说法，似乎抗议者都是易于发泄愤怒、缺乏深入思考的“愤青”，还担心他们持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并将会迁怒于中国，不愿意深入了解和报道抗议者的立场、观点和主张，不知道抗议者远比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更为客观、公正，这样就可能丧失通过深入报道来真实反映客观形势发展，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立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美国政客和媒体栽赃中国的宝贵机遇。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中许多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对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金融寡头的欺诈手段有深刻了解，加强对反映他们声音报道有利于抵制西方的反华舆论战。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大卫· 德格瑞，他曾于2010年初撰文深刻阐述了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根源，他明确指出：“现在是99%的美国人积极动员起来，形成一个要求深刻政治改革的共同阵线的时候了”，“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有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已经被组织良好的少数经济精英收买了。严酷的现实是美国99%的民众，其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政治上的代表”。[1]美国众多分散的抗议者打出的标语、口号，都提到了99%的广大民众与1%的少数精英的对立，反映了大卫· 德格瑞的启蒙思想获得了广泛的民众响应。大卫· 德格瑞还敏锐察觉到金融大财团的攫取财富方式，已经转变为掠夺99%的民众财富的金融战争，他的文章写道“各种社会统计指标清楚表明，美国的99%民众的状况将持续恶化，经济精英策划了一场金融政变，将金融战争打到了99%民众的家门口，可以确切无疑地说，他们发动了一场消灭美国中产阶级的特殊战争”。[2]大卫· 德格瑞还撰文指出，美国金融垄断财团正在向世界各国民众发动一场金融战争，他们已控制了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他们通过控制主流媒体可以随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他们还操控着股票、商品期货、外汇等各种各样的市场，可通过随意操纵市场的暴涨暴落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受到垄断操控的全球市场，这个金融犯罪集团正在不断发动金融恐怖袭击，掠夺世界各国民众的财富并造成了上万亿美元损失。

大卫· 德格瑞还撰文指出1%的经济精英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就是操控主流媒体制造舆论对公众实施心理战，让公众无法察觉到侵犯自身利益的幕后黑暗力量，粉饰太平散布烟幕掩盖掠夺民众财富的金融战争，寻找各种替罪羊掩盖造成金融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大卫· 德格瑞还撰文指出，由于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对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深感愤怒，他们正在努力探寻究竟谁应该对造成巨大的灾难负责，国际金融垄断财团为了不让人们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一直以来都把中国当做一个最容易转移人们愤怒的替罪羊。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一直不断将大量产品的生产基地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但是，美国政客却将民众大量失业归咎于中国而不是贪婪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客还利用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来煽起民众反华情绪，如美国的参谋联系会议主席穆兰称国债已头号安全问题。由于全球金融动荡导致了美元汇率剧烈波动，对美国民众的生活和财产造成了强烈冲击，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不断膨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华尔街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和储蓄过多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操控主流媒体制造舆论误导民众将愤怒转向中国。美国参议员多德和舒默是维护华尔街利益的傀儡，他们对勾结华尔街严重损害美国民众利益负有责任，但是，他们为逃避自己的责任都成为了强硬反华打手，多德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国，宣称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复苏，他还谴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向美国倾销产品造成了严重的贸易赤字和失业问题等。美国民主党的参议院舒默是反华提案的发起人，他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就像卡在美国复苏喉咙中的皮靴，主张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征收全面的惩罚性关税。大卫· 德格瑞还提醒人们警惕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升级，美国金融垄断财团有可能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升级为军事对抗，舆论战和经济金融战争往往就是真正的军事战争的前奏。

从金融战争角度透视美国攻击中国操纵汇率

大卫· 德格瑞的思想同我多年来的著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十年前我撰写的著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揭露了美国为了扭转越战后霸权衰落进行的战争形式创新，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发动了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攻势，将酿造经济金融危机作为打击国际对手的新型武器，通过瓦解前苏联、控制第三世界重新巩固了全球霸权，打着改革旗号推行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战后社会改良，重新剥夺了美欧民众通过长期斗争赢得的经济权益。我曾将著作赠送给许多访华的西方进步人士，希望联合世界各国民众共同反对美国霸权威胁。2010年我融汇新研究成果撰写的《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例举了证实我十年前著作的大量新发现证据，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著作回忆越战后实施战略转变的证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委派经济杀手的回忆录提供的证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美国破坏俄罗斯和拉美经济的证据，美国国会调查报告披露的中央情报局扶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证据，英国媒体披露的美国华尔街策划对华金融战争的证据，等等。

我多年来撰写的文章、研究报告和著作，一直认为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本质是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的汇率战争。我的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就明确指出，“美国向中国施压经常顽固坚持不符合现实的理由，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消除美中贸易逆差，引入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有利于规避金融系统风险，中国为了顾全中美关系大局已多次对美让步，多年来实践已证明其带来了截然相反的严重危害，为何美国依然乐此不疲坚持施压令许多中国人困惑不解。对于通过常识和逻辑难以解释的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唯有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军事智慧，将其视为美国的软战争谋略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奥秘。孙子云：‘兵者，诡道也。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倘若人们不从金融战争谋略的角度，来剖析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借口，就会对其顽固不顾客观事实感到困惑不解，就难以理解美国为何采取粗暴强硬的施压办法，来推行美国声称对中国非常有利的金融改革措施，但是，倘若将其视为诱骗、逼迫国际对手的金融战争诡计，就能透过种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烟幕假象洞察其本质”。这方面我的看法同大卫· 德格瑞非常相似，他也指出华尔街金融垄断财团谋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就是在一切金融领域取消政府管制并推行自由化，这样就能将各种各样的市场包括外汇市场变成杀伤性武器，凭借雄厚资本实力操纵市场暴涨暴落攻击国际对手。倘若中国放开外汇市场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中国就会失去金融安全屏障成为汇率武器的攻击目标，甚至像日本屈从美国施压一样沦为金融战争的战败国。

数年前美国为配合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攻势，也曾公关中国有关方面和学者制造舆论进行策应，压制批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声音，结果导致国际热钱涌入炒作股市、楼市泡沫攫取巨额暴利，炒作各种原材料、大宗商品诱发了物价大幅度上涨，央行加息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增加了国际热钱的套利收益，政府宏观调控受到严重干扰并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国内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并有数万家民营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中国购买美国次贷衍生有毒资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为美国通过金融战争向中国输出次贷危机损失创造了条件。当前美国政府高官再次发动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的舆论攻势，污蔑中国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的严重失业，背后依然隐藏着妖魔化中国并发动金融战争的谋略，特别是为美国泡沫破裂导致危机升级和社会矛盾激化时，寻找能转移民众愤怒情绪的“替罪羊”进行舆论铺垫。当前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责任的国际争论，不是围绕经济学抽象概念进行的学术游戏，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发动战略攻势进行的前哨舆论战。中国必须积极向世界各国揭露美国政客制造的谎言，阐明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真相，明确提出维护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世界各国人民正当权益的主张，争取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才能掌握舆论主动权，挫败美国通过汇率战、舆论战遏制中国崛起的图谋。

美国顽固坚持施压中国推行人民币汇率升值政策，不是为了获得实践证明无效的消除贸易逆差结果，而是为了获得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诱发泡沫经济效果。20世纪80年代美国施压日元升值未能消除日美贸易逆差，但却成功诱发日本泡沫经济并打击实体经济，导致日本陷入二十多年停滞至今无法康复，从而成功挫败了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霸权形成的威胁。前几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也没有消除中美贸易逆差，但是，却打击了中国沿海出口工业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迫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投机领域催生各种资产泡沫，同时向国际热钱发出谋利信号大量涌入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套利和炒作股市楼市攫取了巨额暴利，推动原材料、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干扰了中国宏观调控，大大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困难。尽管美国深知施压国际对手实施汇率升值无助于解决贸易逆差，但实践证明能够产生破坏国际对手经济的实实在在效果，因此，美国政界才不厌其烦地以消除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顽固坚持毫无消除逆差成效的施压汇率升值政策，以实现其维护世界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战略。

当前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提出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市场决定人民币自由浮动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消除全球经济失衡、贸易逆差、抑制通货膨胀等，但是，既然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为何强硬粗暴施压，甚至挥舞着必然导致两败俱伤的加征全面关税大棒，为何这些措施同一系列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同时出台，这暴露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是掩盖软战争攻击的借口。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剖析美国发动汇率战的本质，清楚地识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种种诱骗借口，识破美国不同政客装扮黑脸、白脸的软硬兼施伎俩，识破美国利用汇率操纵国和惩罚性关税作恫吓武器，逼迫中国在一系列重大领域作出妥协让步的战略企图，包括美国在多年双边战略会谈曾反复提出的要求，如金融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以控制风险为由引入股指、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私有化进程，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并改善西藏、新疆的人权状况，配合美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对朝鲜、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等等。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声称对中国有利的政策措施，其实都是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而不利于中国崛起的，美国施压中国推行的金融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严厉抨击“华盛顿共识”诱发了一百多次严重经济危机，实际上是“让发展中国家下地狱”的灾难政策，因此，中国应该推行与“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中国应该坚定拒绝美国诱骗、施压并采取反击措施，有效维护本国核心战略利益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避免美国软战争策略得逞后继续施压更大的压力。

美国国会不惜冒实行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恶名，挥舞对中国出口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国接受远比关税更厉害的金融战打击——人民币浮动升值和全面的金融自由化。[3]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汇率武器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关税武器，汇率波动不仅涉及成千上万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而且还涉及被列宁称为国民经济神经中枢的金融领域，能够为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带来巨大套利收益，向国际金融大鳄、鲨群发出对中国进行金融袭击的信号，吸引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推动中国股市、楼市、期货等各种资产泡沫膨胀，为国际资本利用更为复杂的各种金融武器攻击创造条件。国际金融资本利用先培育泡沫繁荣再引爆泡沫崩溃作为武器，导致日本、东南亚、拉美和俄罗斯陷入了严重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都需要汇率升值吸引国际热钱进行投机炒作，为股市、楼市、期货等各种泡沫武器注入巨大爆炸能量，同时需要以规避风险为名引入各种金融衍生品武器，如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信用违约（CDS）、外汇对冲套利工具等等，这样金融资本一面可以毫无顾忌地推动各种资产泡沫的极度膨胀，一面可以利用股指期货等金融武器作空市场谋取双重暴利。

美国以操纵汇率为借口对中国发动的汇率战、金融战，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稳定与民族工业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据中国机电、轻工、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会给众多行业带来巨大冲击，[4]许多行业的出口企业利润将大幅下降甚至面临亏损。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据来自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信息，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出口利润普遍在5%左右，而规模以下企业毛利率就只有2%左右。由于中国轻工行业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议价能力弱，中小企业数量多，产能严重过剩，长期恶性竞争，汇率升值很难通过提高价格转移成本，如中国陶瓷行业的企业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仅为1%左右，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此限度就会导致众多企业亏损。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的平均纯利润率在3%至5%，有的企业利润低于3%。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压缩企业仅有的利润空间，降低产品出口竞争力，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造成严重的打击。据企业调查反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是刚性亏损，无法通过与客户协商、改善供应链管理等方法消化。据企业家反映，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的理论脱离实际，其错误在于认为结构调整可随着汇率升值迅速实现，而实际情况则是经济结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人民币过快、过度升值不仅难以优化经济结构，反而可能削弱企业生存能力导致问题积重难返。

美国以中国操纵汇率为借口发动的汇率战、金融战，将严重威胁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民族工业生存。由于沿海地区对美欧国家出口市场的依赖较大，这些地区的某些领导、媒体、学者存在着亲美情结，妨碍了他们认识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本质，以及可能对就业、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未能从理论、舆论和政策方面采取有效的反击措施。许多私营企业家盲目信任华尔街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大量购买富豪杀手金融衍生产品并蒙受了巨大损失。许多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的民营出口企业，纷纷表示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许多主张国企改革推行私有化、民营化的经济学家，却一改以往声称为民营企业说话的态度，毫不同情民营企业的困难并主张果断“断奶”，仿佛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仰仗美国“喂奶”，还责怪民营企业抱怨困难是“婴儿不愿断奶”的哭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完全不顾多年来人民币升值的恶果，仍然纷纷呼应美国散布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的论调，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和纠正贸易失衡，无视人民币升值期间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衡扩大的事实。国内有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追随附和美国的“中国导致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的论调，完全不顾美国荒谬责难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和政府的坚决驳斥，这种罔顾事实的“自虐、自责”现象不合常理而且绝非偶然，这种现象显示出为实施栽赃中国的战略，美国能够有效组织公关活动达到舆论宣传目的。

数年前美国为配合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攻势，也曾公关中国有关方面和学者制造舆论进行策应，压制批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声音，结果导致国际热钱涌入炒作股市、楼市泡沫攫取巨额暴利，炒作各种原材料、大宗商品诱发了物价大幅度上涨，央行加息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增加了国际热钱的套利收益，政府宏观调控受到严重干扰并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国内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并有数万家民营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中国购买美国次贷衍生有毒资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为美国通过金融战争向中国输出次贷危机损失创造了条件。当前美国政府高官再次发动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的舆论攻势，污蔑中国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的严重失业，背后依然隐藏着妖魔化中国并发动金融战争的谋略，特别是为美国泡沫破裂导致危机升级和社会矛盾激化时，寻找能转移民众愤怒情绪的“替罪羊”进行舆论铺垫。当前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责任的国际争论，不是围绕经济学抽象概念进行的学术游戏，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发动战略攻势进行的前哨舆论战。中国必须积极向世界各国揭露美国政客制造的谎言，阐明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真相，明确提出维护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世界各国人民正当权益的主张，争取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才能掌握舆论主动权，挫败美国通过汇率战、舆论战遏制中国崛起的图谋。

中国不应惧怕美国的全面惩罚性关税大棒

中国即使承受美国惩罚性关税也只会影响对美出口，但是，允许人民币升值就会打击中国对所有国家的出口贸易。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积极开拓欧洲和亚非拉市场，弥补对美出口损失并降低了对美出口贸易的依赖，倘若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对所有国家出口带来更大困难。中国面对美国污蔑中国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指责，以及对华进口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不应回避妥协而应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当前美国威胁涉及到成千上万种中国出口商品，是远比轮胎、钢铁个案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应追究美国滥发美元弥补财政赤字侵吞各国财富，操纵汇率频繁制造金融危机打击各国货币金融体系，纵容金融投机造成石油、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和危机，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广泛多边贸易逆差的罪责，这样彻底搞清全球经济失衡和爆发危机的罪魁祸首，才能为中国赢得道义优势和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迫使美国顾忌世界舆论压力停止威胁中国，不敢任意栽赃嫁祸中国并动辄威胁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在更强硬的右翼政客担任总统后发动战争。

多年来中国已经允许人民币升值20%以上，但是，美国丝毫没有满足反而不断提出了更高的升值威胁，深层原因在于列宁论述的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和贪婪本性，人民币升值20%就意味着美国金融投机资本获利20%，它们当然希望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获取更多投机套利收益，这就意味着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止境的，倘若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就会激发金融资本的更大贪欲。2008年4月中国人民币已经连续多年升值，美国财长、高盛前总裁保尔森却丝毫没有满意，他参加中美高层战略会谈时施压人民币加快升值，还要求中国推行汇率市场化和完全自由浮动，给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以操纵中国汇率的最大自由。数年前美国曾经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0%，但当前人民币已大幅度升值了20%之后，美国反而施压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提高40%。据报道，美国某高官称与美国大型企业定期交流时，从未听到来自企业界对于人民币低估的不满，美国民众也不满将经济失衡责任推给中国，担忧汇率战引发物价上涨并降低民众生活水平。但是，美国金融寡头具有列宁所论述的操纵政府的统治力量，它们完全不顾本国实体经济和普通民众的利益，顽固坚持对中国低估人民币的毫无道理指责，并操纵国会和政府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威胁。

美国征收关税将会明确自己发动贸易保护战的责任和恶名，而美国施压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则会以隐蔽方式，误导中国不由自主陷入全面的金融战争和贸易战争。倘若中国明确表示不惧怕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美国很可能会退缩而不敢真正实施全面关税制裁，因为保护工业和就业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借口而不是目的，一旦征收关税导致全面物价上涨引起美国民众不满，美联储就很难实行低利率和滥发美元的货币政策，华尔街金融机构就很难通过金融援助计划掠夺民众财富，深陷投机赌博坏债泥潭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就可能彻底破产。美国一次征收关税引起民众和世界舆论不满后，很难找到借口和舆论支持向中国反复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是，美国通过不断反复施压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可为金融资本谋取永无止境、源源不断的投机暴利，同时还可在世界舆论面前混淆是非、推卸责任，掩盖美国推行隐蔽贸易保护主义和操纵汇率的事实。

反击美国攻击中国操纵汇率的金融战争

中国面对美国的凶猛汇率战攻势不应消极防守，而应围绕媒体舆论、中美战略会谈、美元霸权等方面主动反击，同时还应积极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的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曾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随着美国为转嫁日益升级的国内矛盾反复对中国发动汇率战攻势，我所提出的一系列反击美国的政策主张显得愈发是现实迫切需要的。中国进行中美战略会谈应充分吸取日本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遏制日本经济崛起，也是通过日美战略会谈作为重要的施压途径，迫使日本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和大幅度升值，放弃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金融监管化政策，转而推行导致泡沫投机泛滥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最终因股市、楼市泡沫破裂陷入一蹶不振的长期停滞。由于日本政府官员缺乏国际博弈的大战略思维，全盘接受了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致使日本在日美战略会谈中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根本谈不上互利双赢而只能消极防御、受制于人。数年前，中国为了维护中美关系曾在中美战略会谈中多次让步，承受了人民币不断升值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恶果，但是，美国金融资本获得丰厚收益后却并不满足，反而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币升值和金融自由化的要求，还误导中国官员承诺金融改革坚定不移推行金融自由化，诱惑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两房”债券和各种有毒资产，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非但不反思自己的责任失误，还倒打一耙试图将责任和危机损失转嫁给中国。倘若中国政府官员不能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理论，认清当代帝国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的本质，就不可能具备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眼光，这种情况下就不如推迟、暂停中美双边战略会谈，对有关方面人员应组织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学习，充分认识到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种种谋略、手腕，认识到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的危害，认识到美国经济复苏的泡沫性质和随时可能破灭的危险，这样才能摆脱理论观念受美国误导造成的被动局面。

中国不应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前提下进行战略谈判，因为，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为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经济政策。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敢于明确指出美国的经济政策失误，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只有彻底摒弃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能消除金融危机的根源，这样中国才可能在中美战略会谈中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同时反守为攻明确指出美国金融政策酿成的巨大金融风险，并且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改革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中国不能接受美国施压推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自由化，尤其不能以资本账户开放来换取美国暂缓实施贸易制裁，因为，中国的外汇顺差来源主要不是贸易账户而是资本账户，中国要想控制外汇顺差增长就应该限制西方投资，尤其是不应顺应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压力开放资本账户，否则人民币浮动升值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热钱涌入套利。

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获得投机套利收益，而中国购买的美元债券则会蒙受美元贬值导致的汇率损失。中国应向美国明确指出倘若美国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就不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帮助其弥补财政赤字，因为美元贬值将给中国购买的美元债券造成巨大汇率损失。中国还应要求美国像20世纪60年代对德国一样，采取具体措施保障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价值，弥补因美元贬值造成的汇率损失和通货膨胀损失，这样保障中国利益才能建立国际合作的互信基础，否则应大幅度减少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美国著名教授赫德森曾指出当年美国向德国提供这样的承诺，是为减少对美元贬值的恐慌并维护美元信誉，当前中国不应被动地应对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而应据理力争向美国指出其错误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

中国不应坐视美国采取不当的反危机经济政策，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局面并导致美元不断贬值，持续不断造成我国出口形势恶化和外汇储备损失。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影响不断上升的大国，应该联合世界各国指出美国反危机经济政策的失误，积极主动地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并促进和谐发展。对中国经济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国反危机经济政策失误之一，就是不惜代价注入巨资挽救银行体系有毒资产的计划。尽管美国政府向银行体系注入数万亿巨额资金，但是相对于美国各大银行的巨额有毒资产仍然是杯水车薪，美国政府和央行还将不断被迫实施新的注资挽救计划，甚至不顾通货膨胀危险直接开启印钞机解决资金紧缺困境。这种救市行为将会导致美元不断贬值并严重威胁中国出口和外汇储备。中国应明确指出美国为了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通过滥发货币操纵汇率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中国越是惧怕美国施压并允许人民币不断浮动升值，就会吸引更大热钱涌入并面对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越是增购美国国债并向美国提供廉价产品，就越是成为美国攻击对象并被指责造成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应积极主动提出维护美国民众和本国利益的主张，冻结巨额金融衍生品坏债遏制金融危机升级，力阻美联储印钞救市威胁美国民众存款和中国外汇储备，呼吁对美国民众存款和各国持有美债实行通胀贴息保值，让美国民众从切身利益出发积极拥护中国立场。中国应抓紧时机进行争取美国民众的舆论工作，以防金融危机升级导致美国国内矛盾激化之时，美国受财团控制媒体骤然发动嫁祸中国的舆论攻势，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依靠美元霸权滥发货币占有各国财富，因此，美国同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存在着贸易逆差，其他国家货币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也不会影响美国依靠成本近乎为零的美元弥补财政、贸易赤字。世界各国解决同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根本办法，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不依赖美元的国际贸易清算体系，并最终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动摇美元霸权从而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威胁。

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却频频指责中国，中国虽然坚决反驳并申辩却难以改变被动局面，但是，2009年中国提出建立超主权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直接打中了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转嫁危机代价的要害，立刻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并扭转了被动局面。2009年3月3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中国的建议将美国推向了被告席，迫使美国放弃傲慢指责别国的态度处于被动辩解的地位。尽管国际上不断有学者主张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但中国提出这一主张却使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影响力，这充分说明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009年1月，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曾称奥巴马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美国将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施压中国改变汇率政策。但是，2009年3月中国提出建立超主权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后，盖特纳立即通过多种沟通渠道向中方询问并表示担忧，其紧张之态仿佛唯恐美元是坏账累累的银行即将遭人挤兑，这种压力促使盖特纳改变态度公开承认中国并未操纵汇率。但是，在美国放松汇率指责并频频表示友好后，中国没有继续积极推进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进程。美国在安抚中国并等待经济复苏减轻不利舆论压力后，又再次以强硬姿态提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甚至挥舞征收全面关税大棒使中国再次陷入被威胁境地。

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反守为攻才能根本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占有各国财富的关键，主动联合世界各国积极推进各种替代美元霸权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对世界稳定的威胁。中国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不能仅仅作为长期目标，而应看作争取在较短时期内付诸实施的现实目标，以应对滥发美元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动荡和通胀压力的紧迫威胁。考虑到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内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应争取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联合国委托斯蒂格利茨等著名学者组成的独立专家小组，也认为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系统简单易行，而且有利于防止通货膨胀和国际贸易失衡等问题，建议联合国各成员国的领导人尽快展开讨论、磋商。

中国应加快推进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进程，联合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尼等支持中国主张的国家，商议先行建立起一种过渡性的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用于多边的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计价、结算，以后逐渐扩大适用范围并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逐步形成联合国范围内众多国家加入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新型的国际储备货币应采取灵活、自愿的原则，不排斥使用美元、欧元等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而是同美元、欧元形成互补的良性竞争关系，同时也不排斥双边货币互换和长期贸易、投资协定。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美国及受其控制的盟国的反对阻力，另一方面可以让众多的新兴国家获得有力的谈判筹码，施加现实压力迫使美国在发行货币方面更加谨慎行事，切实有效反击美国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战攻势，形成国际压力有效制约美国滥发货币和操纵汇率的恶劣行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美欧市场依赖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建议中国主动以征收出口税的办法回应美国指责、施压。这种出口税可以有针对性减少中美贸易逆差，而不像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中国对所有国家出口，同美国征收关税相比确保税收归中国避免利益外流。中国不应惧怕美国征收进口惩罚性关税的威胁，美国这样做将损害自身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利益，迫使美联储碍于物价上涨压力难以延续滥发美元的货币政策，减少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廉价获得中国创造的物质财富，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中国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征收出口结构调整税应主要针对跨国公司对美国出口，因为跨国公司所占价值链份额很高且承受能力强，中国还可利用出口结构调整税收益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扶植承受力较弱的中小企业调整经营开拓国内市场。

中国应对在华跨国公司提高各种资源价格和征收税率，提高对美出口跨国企业、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税措施，特别是扩大中美贸易顺差并支持反华的美国跨国企业，因为，中国相当大部分对美贸易顺差来自西方跨国公司出口，中西方在资源价格和环保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这样比较调整汇率能更有针对性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不会吸引国际热钱伪装成出口顺差和直接投资涌入中国，能够敦促美国跨国企业帮助制止某些议员、政客的反华主张，保护中国出口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广泛开拓其它出口市场，限制跨国公司将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中国，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并且提高中国所占的价值链份额，积聚财力扶植符合国家政策的企业扩大国内市场服务内需，有利于保护环境并节省宝贵资源用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降低外贸、外资依存度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尽管全球经济长期动荡的过程中，不排除出现美欧政府大量救市注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但这是类似美国滥发次贷时期的虚假泡沫繁荣，从当前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救市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就能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不足矛盾多么突出，信用膨胀掩盖的生产过剩矛盾积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债务泡沫支撑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是多么脆弱，就能预见到经济复苏随时可能重新转变为严重经济危机。中国应该准备应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动荡和深度衰退，经济刺激计划既要考虑应急也要从长计议。西方经济学的货币财政扩张政策，适合短期应对一般经济周期波动，长期实行将会带来一系列负作用，包括财政负担和通货膨胀压力日趋严重，难以应对特大泡沫崩塌造成的深度衰退和长期动荡。中国不应效仿西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存在着很大弊端，很容易刺激股市、楼市的虚假繁荣，却难以推动实体经济走出困境，甚至会提前透支、扼杀实体经济的复苏。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美欧脆弱的经济复苏随时可能再次面临恶化形势，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出现双底或多底型经济衰退。倘若中国出口贸易再次因美欧衰退出现大幅下降，意味着中国将缺乏足够的政策弹药刺激经济，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和发放天量银行信贷，将会造成沉重财政包袱和严重通货膨胀隐患。中国面对全球经济长期动荡的严峻挑战，以及美欧随时可能爆发更大危机的风险，应该建立一种常备不懈的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体制，随时能有效利用计划调节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启动市场无法利用的闲置资源用于有益社会用途，阻断经济危机造成的乘数扩大连锁反应，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并防止周期性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深刻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并把“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亟待落实的重点工作之一。当前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加大全球经济第二次探底危险，美国不断以贸易失衡为借口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美元贬值风险的形势下，中央提出的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针具有深远意义，是中国抵御可能爆发的更大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防止中国像日本那样在金融战败后陷入长期经济停滞，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在危机冲击下丧失数十年的发展成果，实现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且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关键。

值得指出，中国落实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面临着很大困难，关键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拥有操纵全球市场的能力，无论人民币如何升值也难以削弱美国的购买力，难以阻止美国依靠成本近乎为零的美元弥补贸易逆差，这正是数年来中国人民币持续不断浮动升值之后，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落实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针，不能依靠受到美元霸权操纵的全球市场自发调节，不能效仿西方的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政策，美国次贷危机证明了笼统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刺激泡沫经济的危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证明了凯恩斯财政赤字政策具有很大副作用。中国必须依据马克思关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国民经济的经验。有人认为陈云同志的经验适合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其实解放初期中国面对的正是市场经济的烂摊子，尚未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且私有经济占相当大比重，失业严重、物资短缺和物价失控等困难远远超过今天，还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着艰苦的抗美援朝战争，但是，陈云同志在保持信贷平衡、财政平衡的情况下，成功克服了各种经济困难并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西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都无法实现的奇迹。

中国不应拘泥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认识到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的负作用，长期实行将会带来财政失衡和通货膨胀的弊端，难以应对特大经济泡沫破灭后的长期经济动荡。 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经济的经验，探索一条在保持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危机冲击或主动减少出口造成的市场闲置资源数量，不增发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一般货币和银行信贷，而是发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资源保证的特殊信用凭证，在政府计划调节指导下专门用于启动闲置资源，解决社会就业困难实现充分就业和人力资源平衡，解决企业经营困难提高纳税能力实现财政平衡，改善企业偿贷能力实现信贷平衡消除金融风险隐患，充分启动国内需求持续增长实现外贸、外汇平衡，这样才能主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美国依赖，推动立足国内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并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为减少外汇顺差不应继续以优惠待遇吸引西方投资，而是应该利用外汇储备大量收购西方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中国应彻底改变以污染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向美国大量出口工业产品换取不断贬值的美元，然后购买美国国债将宝贵储蓄资金提供给美国，任由美国反过来廉价收购中国战略性资产的恶性循环。中国应考虑主动运用不断贬值的美元外汇储备，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趁中国在海外上市公司股价被低估的有利时机，利用美元大量回购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2009年中投公司收购美国银行、基金蒙受惨重损失，但依靠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仍然保持了较高赢利，投资中国远比收购美国的高风险资产更为安全可靠，中国不应轻视、放弃令西方资本垂涎觊觎的本国投资机会。美国限制中国收购美国有价值的企业和资源，但美国无法阻拦中国利用外汇储备收购国内的外资企业。中国应效仿美国限制外国收购本国有价值的战略资产，中国不应惧怕美国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因为美国从来将国内法律置于国际组织的各种法规之上，美国认为世贸组织的起诉过程繁琐、漫长不构成威胁，不待最终仲裁有结果美国早已获得充足经济利益。美国的国际贸易培训班甚至教唆同时违反许多世贸组织规定，故意让贸易对手和仲裁法庭难以处理众多诉讼案件，有利于拖延法律程序为美国争取更多的现实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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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DeGraw: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6864).

[2] ibid.

[3] 杰里米·沃纳：《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就是主张威胁世界》，英国《每日电讯报》，2010年3月19日。

[4] 张莫：《民币升值压力测试不乐观》，《经济参考报》，201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