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年十二月六日黄源打来电报说："淡秋于四日去世，望写文悼念。"这消息来得这样突然，使我惊讶，使我茫然。
今年我三次出差杭州，每次来去匆匆，但前两次仍抽空和淡秋见了面。第一次在淡秋家作了竟日之谈。第二次去杭，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我原打算去看他，但他一定要来看我。他夫人唐康不让他出门，但拗不过他，只好由小女儿陪他来，说好谈话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这次他谈得少，但兴致很高，几经女儿催促，才怏怏离去。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分手竟成永诀！说来事情竟这样凑巧，我第三次去杭州是在十二月三日，定好次日即返。四日一早我打去电话，唐康告诉我说，"老林生病进医院了。"我听了一惊，要去探望，但唐康说现已无碍，再三劝阻我不要去医院。谁知就在我当天下午五时乘车离杭的时候，正是淡秋弥留之际，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使我懊丧不已。
这些天，我不能平静下来，但约定交稿的日子到了，我不能再拖延。现在夜深了，四周是这样静，窗外是浓墨般的黑夜，我感到沉重的悲哀阵阵袭上心来。我想到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友人，一位在我青少年时代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兄长，一位平易近人，率真、热情、质朴的革命者。听说他立下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不作悼词，不搞骨灰安放，并且要他的家属在他死后即迁出省委大院------只要了解淡秋平日为人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正是会作出这种安排而不是别种安排。淡秋还像我四十多年前所认识的那个淡秋，他仍保持着四十多年前住亭子间时的那种简朴作风，没有一点架子和官气。甚至还像过去一样，谈得高兴时突然会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在我和他的接触中，很少听到他说"我怎样怎样"或"我如何如何"，他讨厌自我炫耀，讨厌吹嘘自己，他也不喜欢这样的人。记得还是在抗战时期，有一次他向我谈起，左联中的一位常委用化名林矛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又以第三者的口吻吹捧这篇文章，组织大家去学习。淡秋自始至终都是不喜欢这种作风的。他不喜欢互相吹捧，互相拉扯，自然对后来的拉帮结派更是深恶痛绝。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他似乎有一种十分执着的平等观，在这方面几乎到了绝对的程度。他和左联五烈士柔石是很好的朋友。在抗战初我认识淡秋不久，他就和我说过，是柔石把他从乡下带到上海来从事文学工作的。他对柔石有一种很深厚的敬爱之情。但有一次，他也无形中向我流露出对柔石膜拜鲁迅的过分态度不无微言。由此可见，淡秋对平等人生观是多么坚执。后来，在严分上下级的官本位社会中，淡秋仍一贯保持他那待人平等的本色。现在回忆起来，不论淡秋在怎样的处境中，面对怎样的人物，也都不可能辨别得出他说的哪些话是对上级说的（无论这个人的级别是多么高，权势是多么大），哪些话是对地位比他低的人说的（无论这个人处于怎样的困境），淡秋都一视同仁。他这种可贵的性格，就我接触的众多的人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抗战初，我和淡秋认识不久，常常找他去聊天。那时他住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一座弄堂房子里的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面只放得下一床、一桌、两椅，他和唐康就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我去聊天时，三人中总有一人得坐在床上，但是在这样的小屋里，我们仍谈得十分欢畅。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常常不顾人家的麻烦，就自动留在他们家吃饭。唐康取出一只小小的打气煤油炉，淘米煮饭，然后再用一个小油锅，把早上买来的裙带鱼收拾干净，放进油锅一炸，三个人就围着小书桌吃起来，我吃得特别有味道，所以常常喜欢到他家聊天再吃这么一吨饭。有一次时间过晚，我把自己的长衫忘在他家了。直到六十多年后，唐康还几次对我笑谈这件往事，说我年轻时如何粗枝大叶、生活散漫。这段时期我们身在孤岛，生活艰难、环境险恶、却很愉快地从事着地下工作。朋友之间没有猜忌、没有摩擦，或者其它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有时也会发生争吵，但不久就乌云消散，不留下任何感情的芥蒂。这种坦率纯真的生活真是令人向往。
淡秋常跟我说，他身上具有农民性格。我那时从未去过农村，根本不知道农民性格是什么。我只感到，他从不会掩饰自己，总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内心的感情袒露出来。有一次，我和他还有满涛一同走在马路上，行至半路，天色骤变，雷声隆隆，闪电划破了的天空。随着一声炸雷，大颗大颗的雨点落了下来。这时淡秋惊慌失措，拿着手里的一本杂志挡在头上，满脸惊慌地到处寻找躲藏的地方。满涛和我看了不禁大笑起来，我们真没料到，一场暴雨就把他吓坏了。他就是这样天真，这也算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吧。
他也有农民性格中倔强的方面。孤岛中期，他满怀热情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那时，新四军成立未久，物质条件极差，这一点对淡秋来说不成问题，他能吃苦，也不怕吃苦。但那里使他感到不适应的，却是需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刻板生活。他作为一个文化人，自由惯了，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拘束。尤其，他是一个作家，对文学有深刻的理解，和部队里须按照严格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任务去写作完全不同。新四军宣教部的领导叫他为新四军创作军歌歌词，他欣然接受了。不料，领导却指定他把一些政治口号填嵌进去，而且这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换了别人，也许觉得这不是去搞文学创作，而是去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就会接受下来，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填写军歌歌词。可是淡秋执拗得很，他对于写作有自己所深信的那一套，决不苟且，以为一旦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就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所以，他固执地不肯按照领导的交代去写。但是，当时以政治标准挂帅的领导，怎么可能理解淡秋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态度呢？那时皖南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被提到领导岗位上，其中有一位是"一二.九"学运的领袖和民先的领导，但他到了皖南后，很快就和当地的干部同化了。当时皖南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是有偏差的（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央来检查工作，才把这一偏差加以纠正）。不过在纠偏以前，知识分子初到皖南压力还是很大的。比如聂绀弩就受到了歧视和批判。当皖南举行鲁迅逝世三周纪会时，先由聂绀弩演讲。聂说："在抗日的新形势下，阿Q倒下去了。"接着就由那位学运领袖（这时他在新四军政治部有一定重要的职务）上台发表讲话。他针对聂绀弩的话说："阿Q倒下了，聂绀弩站起来了"。当时这种歧视知识分子的例子很多，辛劳、骆宾基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淡秋对这些事看不惯，虽然新四军的领导对他耐心地做了工作，他还是固执己见要求调回上海，这对淡秋今后的的政治命运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是很早参加革命的党员，做了很多的工作，可他始终没有政治化，对个人在政治上的升降沉浮并不在意。抗战后，组织上派他在《时代日报》工作，天天值夜班，白天又睡不好觉，很辛苦。但他工作得很认真，一句怨言也没有。解放后，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本可以担负一些重要的工作，但组织上只派他在《解放日报》做一名普通编辑，他欣然接受了，没有任何不满。在《解放日报》工作了二、三年后，负责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发现了他，立即把他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负责文艺部门工作。他和胡乔木于抗战前就相识，他们曾在社联一起工作过。胡乔木知道他的革命经历，也了解他的工作能力，所以很快把他调到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岗位上来。这时《人民日报》的社址在王府井大街，我到北京开会时曾去看他，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兼作卧室的狭窄的小房间，摆了几件简陋的旧家具，几乎把房间挤满。淡秋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乐而不疲的工作，哪里像一个副部级的领导。他还像平时那样，没有架子，随便说笑，平等待人，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过去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虽也有一些例外，大多都像他一样，保持了这种朴素的作风。但是后来这种作风就很难看到了。那时，淡秋对胡乔木很敬重。有一次他笑着批评我说："你讲这些话，要是让乔木听见了，他一定会批评你的。"
反胡风斗争，我被卷入，受到隔离审查，两年后被释放回家，当时和一切朋友都断绝了来往。可是张可拿出两封朋友的信给我看，一封是姜椿芳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淡秋写来的。这两封长信都是在我被隔离的时候写给张可的。当时我被定为贱民，处于政治最底层，谁也不敢理我，甚至过去的朋友在路上相遇，也都掉头而去。可是老姜老林并没有因为我成为反革命而对我失去信任，他们毫不顾忌写这样的信会担待怎样的风险，仍以兄弟般的深情，对我的不幸表示关怀，对张可表示慰问。在严冬的空气中送来的这种温暖，使我对生活感到绝望的心，重新闪现出光亮。可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不愿意牵连关爱我的人。我狠了狠心，就把这两封珍贵的来信给烧了，并且跟张可说不要回信，以防带累他们。
我和淡秋重新相聚已是二十多年以后了。那时我已年逾六十，而淡秋更是垂垂老矣。他是到上海来治疗眼病的。后来，我到杭州去拜访他，他是那样的高兴，拉住我不放："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我们抵足而眠，痛谈一夜。"虽然我并没在他家留宿，可是那夜，我直到深夜才离去。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他在运动中也遭不幸。虽然没有戴上帽子，可是被赶出了《人民日报》，降了级，下放到杭州。他说在鸣放期间，胡乔木开列了名单，要他去组稿，让这些人去鸣放。可是风云急转，反右开始，他受到了批判。我问他是怎么挨整的，他说胡乔木不承认鸣放期间是他指定淡秋向那些人组稿的。淡秋又说幸亏邓拓保了他，才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这次淡秋和我说起胡乔木，和他在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工作时完全不同了。淡秋去世后，唐康曾把这情况写进她的回忆文章中。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吸吮抗战初地下党文委乳汁长大成人的，他们对我的思想和人格成长，曾起过重大的影响。我所说的地下党文委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许多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人组成的，而淡秋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00三年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稿改定
（此文附于《怀念林淡秋》后）
刚刚改好《怀林淡秋》文章的第二天，就收到淡秋夫人唐康的来信，算起时间来，真是一种巧合。好像心灵真是可以相通的，在我写这篇《怀林淡秋》一文时，也正是唐康写来这封信给我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一事留作纪念，故将唐康的信附在下面：
王元化同志：
我数月前知道你身体欠安，心中很是思念，很想与你谈谈心里话。但是，路远，身体差，不能如愿。提笔给你写信吧，思绪千万，从何说起呢？没法提笔。再不写信，我以后视力差了，手也抖了，更难啦。
你与淡愀的情谊之深，我受到你全家人的关怀难以忘却。
三十年代淡秋住在四四二号，你来看他。你身穿一套中式绸衣裤，一件银灰色绸长袍，谈得哈哈大笑，将长袍挂在门后，一挂就是一个多月。当时你十八岁，是淡秋朋友中最年轻的一个，我是小保姆，比你小一岁。我问这位少爷怎么不取回自己的衣服？淡秋笑答："他是个小孩子。"后来淡秋将我送到许广平先生办的中华女子中学附小读书。淡秋和我结婚住在建国西路，你与蒋天佐是我们家的常客。你去皖南之后，大约是一位同志出了问题，你母亲很急。因此，淡秋专写一篇文章题为《家》。文中叙了你母与你的母子情，你追求真理爱国之情很深，你母亲爱儿子之情也很深！
淡秋去皖南，你特约我和淡秋去普希金纪念碑前留影。
四十年代上半期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淡秋隐住在上海做盐商经理，你们见面叙说抗战的艰苦岁月。我因产后病从崇明岛来到你家，由你母亲带我去看了妇科病。后不久，我又住在你家等待返回苏中根据地。你将床让给我和女儿睡，你睡在地板上。还有淡秋从皖南回到上海，我们夫妇立个家，一无所有。你从家中搬了床、桌子、椅子等等。你与淡秋是一对亲兄弟，坐在床上谈编"奔流"杂志，谈写小说，说抗战胜利那天想吃的东西------
解放战争时期，你与天佐又是我们家的常客，你们谈理论、谈形势，甚至谈你与张可结婚仪式你不得不穿礼服，"他们要把我打扮成小丑啊！"你说得是多么兴奋！
全国解放又是你与淡秋南北分离。反胡风你被隔离关了起来，张可同志，她作为你的爱妻，她，不但人美，心灵更美。她给淡秋来信求助。信中提出元化可以承受任何处分，就是不要开除他的党藉。她对党是多么信任（就像淡秋在"文革"中说的"党不要我，我离不开党！"）其实从那个时期开始淡秋也"难做人，做人难了。"
"十年"之后，你到火车站接淡秋，你满咀是假牙，淡秋有点不认识你了！
八十年代初，你在政治上恢复了"青春"，淡秋撑着病体急急与你见面半小时。杭州饭店的一别，却成你们这对难兄难弟的永别。
杭大百年大庆，校领导对你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历史文学家亲自迎接。你到本校图书馆参观古藉书文库，跟随你有一个队伍，是敬佩你也是保护你。我的小女儿崇煌是修补古书的"专业户"，写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她亲眼见到父亲的挚友，在你走进文库之后，白衬衫扣子不扣，露出了汗衫，一站就是半小时，聚精会神的翻阅一本古藉作品。你的生活作风仍然是那么朴实，而学习精神却是令人敬佩！
杭大中文系一位退休教授将你的画传翻阅得封面已破损不堪了。我在医院读"陈修良与沙文汉"一书，读者都说你为该书写的序很好，内容朴实。
原杭大金付校长告诉我，杭大有一王姓教授去上海见到你，说你精神好，我听了很高兴。
回想八十年代初陈梦熊同志收集"上海孤岛"时期的史料，淡秋问他"王元化怎么样了？"陈取出一只录音机，淡秋对着机子大声说："小孩子王元化，你好吗？"陈再重放时，原来是一只坏了的录音机，他们俩人都很失望！你在上海当然也听不到淡秋呼喊你的声音了。你的父亲在清华执教桃李满天下。我的孙女现在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我的外孙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念书。用二年多编了个剧本得了"茅盾文学奖"，得了奖金三千元。他说："外公爱好文学的灵气留给了我。"
我认为你与淡秋都是不说空话，做实事，不说假话的人，你们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现在，科学发达，医术水平高，加上你的乐观精神，我遥祝你康安！张可同志我也很想念她，只能祝她平静地生活下去。
我在医院治骨质疏松症。旧房改造，我搬到市社会福利中心，三年后返回原处住新房，顺告。
握手，夏安！
唐康 于浙江医院
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