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我像许多救亡青年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寻找左翼读物来阅读。当时上海拥有一批才华出众的理论家，冯定就是一个。其他还有艾思奇、钱亦石、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何干之、李平心、许涤新、胡绳、顾准、金仲华等等。我就是在那时读到贝叶的著作的。所以，我认识冯定以前就知道他了。不过我不知道贝叶就是冯定。我读了他的一些文章，觉得道理新颖，文字平易近人。只是感到贝叶的名字很怪。一个青年朋友告诉我说："古代，印度的佛经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一种叶子上，这种叶子就叫贝叶。"我们曾在一起议论，认为用贝叶作笔名，不像艾思奇这个笔名那样容易理解。艾思奇就是"爱"思奇，谁都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可是贝叶这名字却带有一些古奥的意味。多少年后我才猜想用贝叶作笔名，大概是要表示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意味着用自己的文字来传播马克思主。这就是"贝叶传经"这一古语的今用吧。
抗战开始后我在上海参加了党，被分配在由孙冶方任书记，顾准任副书记的文委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一九三八年底，地下党文委派我和殷扬(后改名杨帆)带领二十几位文艺青年，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所组织的慰问团，前往新四军。慰问团行至金华受到国民党干扰，殷扬嘱我带一名同志先行。行前，殷扬写了一封临时介绍信，要我交给贝叶。原来上海党组织的正式介绍信藏在一枚未使用的牙膏管内，准备等殷扬到达新四军军部后再交上去。
我随新四军交通员阿陀，由金华出发，经岩寺、太平，到了泾县找到新四军军部的接待处。可是接待处一时不知贝叶是何人，几经周折，才弄清楚原来贝叶就是冯定。冯定当时在新四军宣教部任科长，宣教部部长是朱镜我。我和冯定见了面，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穿一身灰色军装，右臂上缝一块新四军的徽号，上面印着"抗敌"二字，字下面有一个端着刺刀冲锋的军人的木刻像。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脱了军帽是一个剃去了头发的光头，带着眼镜，脸上皱纹很多，说话声音微弱，但是精力充沛。
在宣教部时期，我天天和冯定在一起。他领我见了朱镜我，朱当时患有严重的胃病。又领我去见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后来我回上海，还读到过袁国平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我和冯相聚的日子里，他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情绪兴奋地谈论。他曾多次劝我到陈毅(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队活动的金坛一带去看看，他对陈毅十分钦佩。我快要回上海时，他托我去看他的堂弟冯宾符，说冯宾符还不是党员，要我回去后对他起些影响。当时我不满二十岁，抗战前我读中学时就读过冯宾符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文章，他这样说使我不免有些惶然。后来上海沦陷期间，冯宾符在储能中学主持校政，邀我去教书，我们才见了面，成了朋友。
当时冯定和我谈到大城市的许多知识青年，要求抗日，纷纷涌往解放区，他说这些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后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开始满怀热情，带有主观幻想，以为那里一切都新，一切都好；可是到了解放区后所见所闻，往往不如自己想像那样美好，因此未免失望，甚至灰心丧气。他说从这一阶段跨到下一阶段很重要，主要看如何磨练自己，使理想和现实趋向一致。
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这些话时，完全像一个理论家那样阐发自己的观点，和别的老干部很不同。他纵使在解放区，也仍旧和他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一模一样，保持着原来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这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华东局与冯定重新见面，发现他身上这种所谓"书生气"的特点始终不变。
解放初，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那时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是舒同，副部长只有一位就是冯定。我和他分别十多年后重逢了。当时他是我的领导，我发现他比我在新四军见面时苍老多了，他身上已没有那种谈笑风生的青春活力，变得严肃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位高权重，而似是在十几年中经历了一些艰难的生活风霜，或者也许是身体健康并不太好，究竟什么缘故我不太明白。我到华东局宣传部后，没有机会和冯定叙旧，十多年中我的改变也很大，他似乎已不记得过去见面的事了。
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发现冯定的办公室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报，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有一次，他作工作部署，突然加进了一段插话。他讲到法国耶稣会教士，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尽艰难困苦，深入人迹罕至的中国腹地，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他说这些教士不怕肮脏，竟依照当地风俗，把对方从身上搓下的泥丸子一口吞下。冯定认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应有这样的勇气。他说这段话，距今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他谈话时的神态。由于高度的兴奋，他似乎恢复了当年我在新四军时见到过的那种青春活力。这时我和他虽然没有个人的交往，但是我隐隐感觉到他在思想深处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陆续写出了后来收入《平凡的真理》中的那些文章。在这本著作里，他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他好像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这使我对他深深怀着敬佩之情。据说，五十年代反修时，在批判他的会上，有人提出他反对个人崇拜，是追随赫鲁晓夫。他竟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我批判个人崇拜，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
工作时期，在华东局宣传部还有一件事也是使我难忘的，那是在部长会议室内所举行的一次民主生活会，这种民主生活会当时是常常召开的。这次会的规模很小，只有十来个人参加。
会议内容是部长之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的部长除了舒同、冯定之外，又调来了一位新的副部长，三位部长都参加了。发言主要是冯定对舒同提意见，他认为舒同在许多事情上不够放手，以至本应由他分管的事难以着手，甚至下面人来汇报工作也都跳过他，而直接向舒同去汇报了。冯定说，他在副部长的岗位上感到有些无所作为。这时那位新来的副部长插话说，我们做副部长的就是给部领导做助手，我觉得要做的事都来不及做，怎么能说无所作为呢?冯定没有回答，仍旧讲下去。他是一个胸襟坦然的人，习惯把自己心中所想的如实地讲出来，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继续发言中说，自己的思想深处，有时有一种悲观的情绪袭上心头。这时那位新来的副部长又马上插进来说，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有悲观情绪呢?我听了这种唯上媚上的话颇为反感。这位新来的副部长和冯定代表了两种作风。我钦佩冯定所表现的那种胸怀坦荡的态度。可是这样的同志，在运动中往往由于真诚而遭到灭顶之灾，比较而言，冯定后来的境遇在这些人中间还不算太悲惨。
我在华东局工作中还有一件事与冯定有关，那就是有一次他曾对我同情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了告诫。他说胡风的文艺观点有些是对的，但也有许多是错误的。又说毛主席最近把胡风的书都看了，认为在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我跟党走，而不要跟胡风走。这在当时对我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今天在回忆冯定时，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如实地表述出来。
二00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