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骧著的《晚年周扬》寄给了我，它披露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周扬的一些思索、遭遇和那个年代对文艺工作的讨论等内部材料，它已经受到思想史专家的重视。由于书中的事情我在场许多，耳闻许多，牵心许多，书中不止一个地方提到我的名字，至今读起来仍觉得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有的惊心动魄，有的为之嗟叹。
恰恰在近日出版了拙作长篇小说《青狐》，小说的相当一部分题材，与《晚年周扬》的题材重叠或者交错，有的段落可以互为验证，互为补充，互为演绎。这更增加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前几年我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文学互证论》，这回可以自己参与进去互证一番了。
但更多的是一种隔世之感，是一种平静，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间离效应。我问过一个读了此书的中年人，他说他觉得书的材料翔实，但是他怀疑，如今再回顾这些前朝旧事，这些详尽的争斗细节，有那么必要吗？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这是真正的隔膜。一个“异化”，一个“人道主义”，已经没有那么悲壮或者那么严重乃至那么重要了。人们会怀疑，难道值得为之献身或者为之大动干戈？
周扬同志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同时，他与那些靠朴素的阶级感情跟着打土豪分田地的人不同，他是一位刨根问底的思想者。我一九五六年听他在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他说：“在座的各位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逻辑思维的了，哈哈哈……”他开怀大笑，我觉得他带几分得意。
革命与思想，这是周扬其人的关键词。革命需要思想，毋宁说在社会矛盾足够尖锐的前提下，革命是思想、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还不是现实，而是一种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共产主义也不是现实，起码尚未充分现实化，而是如火如荼而又寒光闪闪的意识形态，是一把出了鞘的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迎闯王，不纳粮”“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二十世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革命的意识形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一个经典的命题。很少有政治家、领导人像革命的政治家、革命政权的领导人这样重视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直到文学艺术唱歌演戏的。所以我们新中国对于领导人的逝世，自然而然地以“伟大的（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最崇高的称号。
革命同时需要情感，革命充满了悲壮的、正义的即绝对道德自信的、排他的、斗志昂扬的、宁死不屈的激情。我想列宁所说的没有人情味就没有对于革命的追求就是这个意思。革命思想不是数学符号式的单纯的逻辑推理，而是激情、想像与科学论断结合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正是充满悲情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范本。“宣言”是犀利通透的理论，也是大气磅礴的散文诗篇。强调学习毛著的年代，说是一定要带着（阶级）感情学，这并非偶然，由此而引申成为的反智主义，则是悲情走向了异化——反面。
这样的革命有极大的魅力，革命需要文学，文学倾心革命。革命特别吸引文学青年，哪怕这些人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革命的威严与压倒一切，使革命党有信心也有必要掌文学的舵。个中最主要的是以革命的意识形态统领文学，向文学创作特别是理论中一切异己倾向做无情的斗争。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领域的反（错误）倾向斗争不断，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老是充当“重灾区”，永远需要端正方向。以致没有哪个革命文艺的头面人物敢说文艺方向问题已经解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批“右倾回潮”时，“方向问题解决论”是回潮的一个罪状。
周扬即是一个革命意识形态战斗者与领军人的角色，他领导革命的文艺运动长达半个多世纪。如本书中所说，他的职务不算太高，但是他的影响与威信大大超过了他的级别。名胜于“职”（不是“质”）使他面临某种危险。
他的威信是党的威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信，也是他个人的善于思想、并且善于进行悲情的与雄辩的理论阐发的威信。“文革”中姚文元批周扬，说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说他是（做）报告狂，这从反面表明了周扬在研究、讲授、运用与发展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特长、深思与自信，也表明了他自以为十分的政治化了，其实仍然保持了某些知识分子特点或曰文人特点。言多必失，在中国，真正的大政治家不会做这么多长篇大论的演说。周扬毕竟搞了一辈子文艺，而且不幸的是，他真钻进了文艺，不是只在文艺圈做管理干部。他总是有太多的文艺话、理论话，而且是相当内行的话要说。
“文革”之后，周扬上下求索，他要给类似“文革”的事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要寻找一个庄严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必然观的、悲情的与原罪的概念——命题，无所不包地说明他所虔诚信仰和舍命投入的革命事业产生挫折的原理。他找到了“异化”一词，他为之激动并对之青睐。他以为，他有可能从而找到总结历史教训、避免类似事件重演的理论关键。而就主导方面看来，异化这个理论，当时被认为有为各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包括所谓“文革派”利用的危险。现在，这个词其实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和相当不经意地使用，但在党的正式文件上，这个词仍然不被认同。
以我的初级阶段的理论知识而言，异化与变质含义也差不多。我党是很喜欢讲什么什么人蜕化变质的。第二，确实，不同的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异化这个词。我就听周扬的老秘书露菲同志说过，一位文艺观点乃至政治观点与晚年周扬大相径庭的人，后来表示欣赏异化论：他们所说的异化，主要是用来批评改革开放带来的与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主义不一致的东西。
至于人道主义，应该说没有什么“另类”。一九八三年批评周扬的时候，我就听中联部一位资深领导同志讲过，要慎批“人道主义”，如法共机关报就叫《人道报》嘛。一九八六年我访问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时，也知道罗共的纲领规定，要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乐观主义教育人民（这从另一面反衬了人道主义标榜的不足恃）。以人为本，现在则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
时代发展了，自然要讲人道主义，也不妨一提异化。我们既不觉得它们有什么洪水猛兽，也已经不显得振聋发聩。我倒是从中拟于不伦地联想到了重庆大足石刻中的几幅连环浮雕：表现一头牛先是套着绳索，挣扎而不得脱，后来自然而然地就摆脱了绳索，在明月清风之下自在徜徉。
生活之树常绿，生活比论争更强，或者说有时候不争论的方针比大辩论的方针更有力；对于教条主义的消解，比与教条主义认真论争更有效，更少以条易条的危险。只要基本健康的理性占了上风，生活，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普通常识，天生地站在鲜活的创造性的实践一边，而不可能是站在不合时宜的吓唬人的条条框框一边。这是令人欣慰，令人扼腕，抑或令人失落的呢？
然而又是事出有因：马克思主义由于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党由于搞土改搞流血斗争屡屡被攻击为不人道，人道主义确实曾经被派过反共、反革命的用场。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情下的事，这当然不是人道主义的罪过。我在《青狐》中就写到过，那个时期，不仅“人道”一词会引起某些老革命家的警惕，“爱心”呀“美”呀“说真话”呀“写真实”（这其实是斯大林提的）呀都会被某些同志视为可疑，乃至遭到公开批判。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至少是在新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学术的概念，而是真理、革命话语权与指挥权、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威的根据与标志。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的道义权威、理论权威、政治权威的集合象征。所以，我们会看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命题，便是讨论谁来掌权和怎样掌权的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往往难于七嘴八舌、争鸣齐放，不可能允许任意置喙，而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由党的领导核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极端慎重地也是极端郑重地予以首先是坚持、其次才是发展丰富乃至修正，出现新的提法，立即成为新的革命经典，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马克思主义而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理论，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明证。当然，这里也有特定的不同情况，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由于与政治生活的操作要求高度一致而受到极其积极的评价。紧接着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却由于未必符合操作需要，便不了了之了。
周扬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智慧和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痛苦经验，意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地有所发展解释，其情可感，其志可嘉，其心胸可敬可歌，其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也令人赞佩，然而，他多少脱离了研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政治条件。他没有更多地从中国党的实践中，从中国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指示中，而是从马克思的早年文字中寻找理论资源，文章到底是书生啊！而且他是党的高级干部，以他的资历和身份，他要以署（真）名文章的方式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发表新论，他当然是在为党立言，只能是为党立言！不经过中央的授权至少是认可，发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纯学术问题？
也许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可以讨论在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情势下，在保持作为党的政治纲领即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权威性统一性严肃性的前提下，怎么样做能更好地发挥人民的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与党史专家们的历史主动性与理论创造性;怎么样做更有利于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发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结合，怎样做更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人民的智慧来学习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来活跃头脑与建立真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合理的和更加民主即更加生动活泼的格局，此事体大，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只是为了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必然性，而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悲情思维定势：忠而见疑，怀才怀忠不遇，小人进谗的认识模式中超越出来。
然而周扬是悲怆的。“文革”后复出，周扬创深痛剧，常常是双目含泪，反思和致歉。他从事革命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使他确信，一个正确的思想，一个理论命题或者概念，将改变国家的命运、文艺的命运、几代人的命运。他是决心背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与人民革命斗争的艰难这副十字架的。这种悲情的思想者特色其实并不自异化论与人道主义论始。
几十年来，我听周扬同志的报告常听到他引用歌德的两个言论，虽然我至今没有找到出处与原文。一个是“愤怒出诗人”，周扬就是用这个话来动员作家们参加反右、反修、反这个反那个的斗争的。不少人至今以怒为荣，以怒为吸引眼球的妙计。其次是说“一个阶级上升的时候面向世界，没落的时候面向内心”。对这个说法我也一直是且信且疑。歌德有那么强的阶级观点和非内心观念——有点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意思了——吗？怎么解释《浮士德》呢？求识者教我。
请看一看他五十年代的著名讲演《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和六十年代的另一次著名演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吧，他同样是悲情地与雄辩地、富有创造性地讲着“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小人物打倒大人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他同样激情洋溢地进行过反右与反修的大辩论。他的理论是革命的、普罗的与人民大众的，而“被侮辱与被损害”（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题目，邵荃麟译）者的革命，永远是小的弱的无名的（弱势群体）打倒那些庞然大物，这样的造反有理心态，这样的失去锁链得到全世界的零的心态，离不开悲情与煽情。
我再补充一句，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些人接受批判戴帽也是充满悲情的，一些被批判的人欢呼革命的深入，忏悔自身的不足，悲情无限地准备着脱胎换骨，从此破旧立新，舍命求新。只是在屡屡实际遭遇荒谬闹剧以后，才发生了从悲情到无奈调笑的过渡。
周扬毕竟是思想者，不可能满足于欢呼圣明与人云亦云，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日中天，是由于他善于理解和别具风格地、不无创造性地与感情充沛地诠释他所崇拜的毛泽东的思想指示决策，当然，听从着他的良知，在可能范围内他也做了例如保护一些人才、普及正确的文艺观的事。在高龄以后，欣逢新时期的开始，他有一种使命感和急迫感，他具备另一种思想悲情，他的沉重的反思命令着他：对他为之献身，也为之不惜硬起心肠做了许多严酷的事情的马克思主义，他应该做出新的探索、解释和阐发。他同样对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与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信心十足，他要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要以新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来使中国至少是使中国文艺焕然一新。一九七九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他首先提出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命题，他在理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紧接着，一九八三年在为马克思百年祭立言的事情上，他碰了壁。
同时如前所述，周扬这一代方方面面的领导干部习惯于进行反倾向斗争，他们要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找主要矛盾，找牛鼻子：明确是要反“左”还是反右，做出正确的（希望是英明的）判断，这才叫领导，这才是最主要的统揽全局、驾驭形势、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晚年周扬的一个重要的与千辛万苦的努力就是力图说服上上下下，“左”才是当时文艺工作的主要错误倾向（而不是“自由化”）。对这种旷日持久的要反“左”还是反右，还是两样都反的讨论辩论，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有一种疲劳感与无力感（亦请读《青狐》）。周扬意在保护文艺家特别是中青年文艺家，其情可感，但未必人人知情。
我想起了自称“散淡的人”的杨宪益先生的打油诗（原文不在手边，以下按记忆复述）：
……周郎霸业（！）已成灰，（括弧与惊叹号为作者所加）
沈老萧翁（当指沈从文、萧军，王注）去不回，
好汉最长窝里斗，
老夫不吃眼前亏。
漠然，敬而远之，观戏，这恐怕是“沉默的大多数”文人的感受，真正的平民视角。周扬的在天之灵，希望不要有类似鲁迅在《药》中表达的感受。
更沉重的是，现在已经不是完全用理论用意识形态来裁判一切，用反倾向斗争治国的时代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主义真不真要靠实践这个惟一标准来检验。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当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与高扬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旗帜，才有理念，才有方向，才有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连续性与稳定性，才有人民、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导方面多次宣告绝不实行领导思想的多元化，原因即在于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简明的解释：“造反有理”。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十六大”的提法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中当可以看出时代发展与理论提法发展的轨迹。
难以设想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会主要以不可更动的前人理念言辞治国，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与全能性安邦，会永无宁日地以抓一个常常是顾此失彼的错误倾向（“牛鼻子”）而使各种次要矛盾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执政而搞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是远远不够的。执政后的现实，执政的得失，社会发展的成败进退等等，诠释者责任者已经不是旧的反动政权而是革命党人自身了。这时候，听取现实的声音不断校准与发展既有的理念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至少与用理念来武装自身，用理论衡量实践一样重要。与用理论剪裁现实比较，更重要的是以现实校订并丰富理论。在野党革命党可能是理想主义直至乌托邦主义者，而执政党首先必定是、必须是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曾经至高无上的理论工作者不能不感受挑战，感受尴尬，也迎接新的激发与丰富。
执政，在正常年代，正在从以呼风唤雨、风云变色、山岳崩颓的反倾向斗争为纲到以管理公共事务为主线上过渡。相当大一部分公共事务如防治传染病，维护公共秩序，保证春运畅通，打击假冒伪劣……未必仅仅从属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理念，但它体现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宣示。人们在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同时，必然同时强调统筹兼顾，重在建设，经济工作是中心，依法治国，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经验，注意人才，科教兴国等等。包括文艺生活方面，个案处理式的就事论事乃至若无其事的行政处置，有可能或已经取代了一部分震天动地的意识形态搏斗。
而周扬那个时候，虽然他意在反“左”，意在拨乱反正，他仍然沿用当年的思想论战的方法，理论论证的方法，意识形态概括的方法，大宣讲和大辩论的方法，抓牛鼻子的方法反“左”。其实正是毛主席，最善于以华彩的理论论争摆平一切对手，摆平一切具体矛盾。而周扬确是学习了毛主席的理论感与思想威力感。他是一个理论的探索者乃至先行者、献身者，他的贡献将被有心人记住。但历史的经验恰恰证明，仅仅从理论到理论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做“观念更新”，以为中国的问题是一念或多念之差所致，我从来对之抱且信且疑的态度。观念是要更新的，但同时需要或者更需要的是切实的与建设性的工作，通过现实的新意来更新观念，观念更新与生活更新需要互相配合，互相适应，需要良性互动。
我们常常强调正确的理论使中国革命面貌一新。其实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革命前特别是革命后的现实，确实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貌一新。
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悲壮的英雄主义的，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便相对更强调求真务实，也许我们为了务实而多少付出了一些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豪言壮语与直上云霄的理论作为代价。有人在怀念革命的悲情与崇高，怀念“左”的年代的宏文谠论，喜欢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五百年老调，或者为“生活在别处”而慷慨激昂。人们不能不为腐败、拜金主义、价值危机、人文精神失落……而痛心疾首。所以至今仍然有、一定需要有民间的悲情思想者，他们可爱可敬有时也不免失之天真乃至褊狭。他们仰慕先哲：鲁迅、切·格瓦拉、福柯……或者另一种人物如顾准、哈维尔（至于把陈寅恪也放到名单里则恐怕属于误植）。他们无法把社会拉回到昨天或拉到别处。我们的社会确实应该有足够的勇气与胸怀听取他们的哀声与警告，即使说的很不受听，也可以发见与寻找他们的见解中的值得警策之处。他们做得好了有可能点燃起新的思想火炬（至于悲情则可以少一点，历史已经证明悲情、愤怒、诈唬有可能靠不住）。同时对今日的悲情思想的地位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不可无视，不可轻慢，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敌视，应该认真面对。但这些搞得太自恋了，也并非没有可能成为东施效颦、缘木求鱼的半瓶子醋。人们更不能忘记的是，时刻倾听生活的信息与启示。
《晚年周扬》一书作者对于周扬同志非常尊敬，非常怀念，他的怀念与尊敬同样充满悲情，这是自然的与感人的，情走笔端嘛。同时不难看出，作者对此书中的周扬同志的“对立面”胡乔木同志颇有非议。
无疑，在晚年周扬的那一段公案中，周扬在道义上得到过文化圈子内颇多人的同情与尊敬。而胡乔木则有些尴尬，对他的腹诽不少。在后来一个场合他又从正面讲了许多人道主义的好话，他其实感到了为难。我们还可以说，周扬与胡乔木，在对待改革的理解与态度上，确有不同。
胡、周二位领导，二位大人物，二位前辈，对于我都是倍加爱护与帮助的。根据我的有限的理解，事情可能不像此书想得那样简单。胡在一九八八年曾经颇带感情地对我与吴祖强同志说过:“必须废除文坛领袖制度……”他说得斩钉截铁、深恶痛绝。他批评音乐界忽视黄自、萧友梅是由于“门户之见”。他还向我表示过对于丁玲遭遇的不平与同情。他也有他的悲情与正义感、不平感。虽然他更讲纪律，更少流露，更多的是使自己的才华与学问，使他的缜密与华丽的文字为党所用，为中央所用，为领导人所用，而且自觉地被用得得心应手。一家一本难念的经，他的晚年同样有他的郁郁之处。
他们毕竟是一代风流人物，我有幸亲见亲历，聆听教诲，每每感从中来。虽然我不敢也无意掩盖我与他们的差距、差别。我愿直言不讳地怀着亲敬的与平常的心情放言写下对他们的看法，包括事后诸葛亮的妄评。同时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天老沧桑，哲人其萎，胡乔木、周扬，这样的一些名字正在或者已经从历史的篇章中翻过去，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又一页。他们的革命理想、理论理想，至今仍然在鞭策着也烤灼着我们。我们怀念与尊敬老一辈悲情的思想者，温故知新，我们有可能汲取一点他们终其一生才换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今之视昔如后之视今，对历史其实也是对现实，对古人其实也是对自身，我们需要正视，更需要深思、深思、再深思。我们都可以想得做得更长进更完善更明白些，而绝不是更糊涂。
同时也感慨，原来我们已经走了那么多，那么长的路，而前面的路更长、更艰巨。
（《晚年周扬》，顾骧著，文汇出版社二○○三年六月第一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