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一次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拍摄了《红楼梦》的电视剧和电影，出现了许多新版本，以及《红楼梦》的续作，《红楼梦学刊》出版发行了17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订数，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在普及《红楼梦》上毛泽东同志功不可没，他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判断。他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史、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则是政治家的一种判断，是一家之言。
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我们接受新学以后引用的以拉丁语名词为本源的许多概念，比如地理学、物理学、数学、哲学等都不一样，它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它不完全是《红楼梦》解读学，当然应当把《红楼梦》的解读放在核心的地位，但解读的外延太广阔了。人人读《红楼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行。毛泽东谈《红楼梦》绝不仅是为了更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而是为了更正确地解读毛泽东思想。
红学是一门非现代意义上的学问，但这并不妨碍对《红楼梦》进行科学的研究，比如说对它的版本和曹雪芹的家世进行考证，进行史学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对《红楼梦》进行科学性研究有时显得很煞风景，但你必须承认即使在最有创造性的东西上也有它的种种模式和概念，也不妨把它归纳为规律性的模式乃至公式。这种研究也是一种角度。对这一类的研究常使人产生一种疑问：用非常现代、后现代的学术理论研究《红楼梦》会不会把我们引入迷途？我觉得不见得。没有这些理论我们可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有了这些理论并用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实在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用《红楼梦》来验证这些主义，又反过头来用这些主义来验证《红楼梦》，这是一件大好事。本体先于理论，《红楼梦》反映的是人的本体，它先于一切理论而存在，也可以与一切理论相贯通。再过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仍然会有某种科学理论能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相通的契机。
《红楼梦》的文学研究
我主张研究《红楼梦》以文学的方法为主，文学的方法中又以现实主义的方法为主，但别的研究方法也应当保留。
1949年以后，现实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绩，对此不应该加以抹杀。首先它注意到《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如社会矛盾、社会结构背景等方面的问题。其次是注意到小说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贾政、王熙凤、袭人等人是正统的角色，封建统治的角色；而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则是反传统的角色。这几乎成为不移之论。于是出现了人物分析两极化的模式，甚至为此不惜为贤者讳。如晴雯对地位比她更低下的丫鬟实在是残酷极了，她是使用了肉刑的。林黛玉对待刘姥姥的态度是根本不把她当人看的。这些都不是马列主义所能肯定的，是违反普罗文学志趣的，而我们有意无意地做了回避，以维护她们代表的革命和反叛的人物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走火入魔，是一种极端化。
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大致是把《红楼梦》当作对生活的再现来分析的，是用“再现”说来研究的。我觉得也可以用“表现”说来研究，对于作家来说，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再现”与“表现”之争，很像瞎子摸象之争。不错，《红楼梦》是对生活的再现，但它同样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通过作家的眼光和心灵来表现生活的。用表现说来解读《红楼梦》，我觉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宝钗合起来看。合起来看什么意思？不是说她们俩是一个人，而是说她们本身体现着统一的人性的两个方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画一个太极图——阴阳鱼，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么白的就是薛宝钗。她们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它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
1949年以后，中国基本是“拥黛抑钗”之说占上风。从性灵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喜欢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种为之可以生，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宝钗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面，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笼统地认为薛宝钗“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为，有所不言，她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喜欢渥伦斯基而不喜欢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没有太大的毛病，是相当规整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个沙皇大臣。她喜欢渥伦斯基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幸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放映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写信给电视台，认为播放这部电影是恶毒攻击我们的老干部。我们的老干部都忙于工作，而电影等于鼓励他们的妻子另觅新欢。
在钗黛问题上，有一种悖论。作为革命党应该支持林黛玉，作为执政党应该支持薛宝钗。薛宝钗是社会和群体中一个稳定的因素。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对《红楼梦》进行表现主义的研究，我们就能感觉到曹雪芹塑造这两个人物的初衷，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要肯定哪一个，否定哪一个，许多对这两个人物的特殊处理也就可以理解了。非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
我们也可以对《红楼梦》进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文通中西学富五车的金克木先生说他对《红楼梦》中的一些问题无法理解。一是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大观园、这样一个女儿国、这样一个充满了清纯和诗意的世界呢？二是像刘姥姥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观园呢？而且刘姥姥在那里应付裕如，跟受过多年的公共关系、外交训练一样。尽管她采用的是粗俗的方式，而粗俗的方式有时也是很需要的。就像除了吃山珍海鲜以外，也需要吃酸菜粉和鲇鱼炖茄子。刘姥姥在《红楼梦》里一出来，就是上了一盘鲇鱼炖茄子。她带有乡土气息，不但贾母听着受用，就是读者看着也受用，如果都是才子佳人式的“精英”，也是很难消受的。这样就使小说的许多描写带上了真假之辨，或真假之不可辨的色彩。对这样的描写恐怕很难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解释。曹雪芹的天才在于他写真实的时候写得太真实了，以至于他写得不太真实的时候，你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叫作“假作真时真亦假”。他艺术的信用和说服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红楼梦》还可以进行象征主义的研究，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例如，石而玉，玉而钗，钗而麒麟，一个麒麟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包括各种器物吃食，似乎都有象征意义。我甚至觉得也不妨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因为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它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虽有因果报应的成分，但主线没有因果报应），是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于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了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红楼梦》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或《红楼梦》成为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契机。我的意思是一个大的文学天才可以在很早的时期，就在他的作品中产生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而非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理论的时候，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流派的时候。所以我想如果从《红楼梦》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覆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990年的时候，财政部在王丙乾部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红楼梦》理财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搞了一篇论文，对这篇论文褒贬不一。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方法。
哲学的内蕴
再谈谈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的研究。这里只是点到而已，不能细说。哲学的研究也包括神学的研究。梅新林先生在他的《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对《红楼梦》的哲学内蕴有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当然也有显得牵强之处。他用悟道、思凡、游仙——佛、儒、道这三个模式来解释《红楼梦》，就是用理念的方法、模式的方法来追逐文学，这里会对文学有某种“歪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大学者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歪曲”越厉害。梅先生的研究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钗黛合一新论》，钗黛合一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研究是十分荒谬的，但如果作为作者的理念来说完全可能合一，从理念上她们之间可以取得一种互相对应、互相照射的关系。
梅新林先生写了《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主要是以中国的哲学精神分析，我还希望能读到《红楼梦与西洋哲学精神》。当然《红楼梦》不是西洋哲学的著作，曹雪芹也不可能接触西洋哲学。但全书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谬性，以及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出的对生命原本价值怀疑的那一段话，都联通着西洋哲学的精神。荒诞主义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要达到的目的经常处于一种绝对错位的状态。我觉得《红楼梦》对这一点反映得好极了。特别是搜检大观园一节，搜检大观园的事件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做的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生活在地上”的论点，是他对文化悲剧性局限性的批判；加缪的“局外人”的命题（贾宝玉就硬是一个局外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会帮助我们发展与开拓红学。所以我觉得用西洋哲学的精神研究《红楼梦》也会非常有趣。
至于神学的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它涉及了宇宙和生命的发生学，即宇宙和生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讲到了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讲到了太虚幻境，讲到了石头的故事，讲到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它充满了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所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过去我们囿于现实主义的要求，有一种说法就是承认写实的描写如何之好，如写人物、写环境、写风景、写伤春、写悲秋、写吃螃蟹、写吃饭喝酒等等；而它的遗憾之处是有一些神神鬼鬼和荒诞无稽的东西。但请设想一下，如果《红楼梦》中没有太虚幻境，没有一僧一道，没有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那还能有它今天的效果吗？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无非是看到一个贵族之家没落的故事、一个爱情失败的故事。
文学欣赏与再创造
有许多对《红楼梦》的研究就是趣味性的，比如周策纵先生提交的关于曹雪芹用过的“笔山”的论文，再如研究一下给宝玉祝寿时的座次，俞平伯先生为此还画了图。50年代批评说这是无聊的，是琐碎的、无意义的。我觉得有人干一点琐碎和专门的事也好，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准备来制定政治路线的话，中国只怕会多事。如果有一些人不那么热衷于研究政治局的座位，只研究怡红院的座位，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稳定团结和改革开放只会带来益处。
《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因此《红楼梦》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样成为某些作家进行再创作的素材，尽管成功的是这样少，但这种诱惑是永远不能消失的。不断有人对它重构、补构、续写。近几年还出现了“红楼杂文”，就是以《红楼梦》的某一个人物或故事为题材，通过议论来讥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这实际上也是对《红楼梦》进行再创作。它追求的是一种感悟，是一种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不完全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
自1992年以来我很少花精力接触红学方面的东西，但有时也碰到一些，觉得很有趣。一个就是刘心武先生对秦可卿的论述，他认为秦可卿是有特殊的政治和门第背景的。根据就是秦可卿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时间，如果她是孤儿院里领出来的孩子，很难有这种气质。她的房屋的陈设都是宫廷化、贵族化的。她这个角色的作用是让她来托梦讲述由盛而衰，由满而溢，并及早退步抽身的一番道理，这与她的身份不符。她的丧事又是那样一种超级的规模。她的死与医生估计的病情也不符。因此，刘心武先生认为她是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个皇族的后代，被贾家掩护寄养在家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一种政治投资，因为宫廷的斗争是瞬息万变的。医生来看病就是来报告复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因此秦可卿是自杀的。她自杀的主因不是与她公公通奸被人发现，而是她公公要求她自杀的，她再待下去已不是贾家的一个筹码，而是贾家政治上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不想仔细介绍刘先生的论述，他的论述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他还写了小说《秦可卿之死》，按他的理解补写出了秦可卿的来龙去脉。最近他又写了《贾元春之死》，把元春之死与宫廷斗争，乃至官“匪”斗争联系起来，思路有趣。
这使我感到研究《红楼梦》，小说家有小说家的方法。如果我们讲结构和解构主义的话，刘心武是一种补构，就是对小说中没有描写出来的部分予以补充。我重点想说的是刘心武先生由此出发，开始研究医生给秦可卿开的那副药方，于是他也进入了索隐派，从药方中索出来哪一味药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近几十年来索隐派在中国常被讥嘲，但仍然有新人如刘心武进入了索隐状态，他的说法一出来引起许多批评。我看索隐派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解释得简直可爱极了。如宝玉就是“玉玺”，宝玉吃胭脂，胭脂就是“印油”。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
不同的参照系
有几个大人物是贬低《红楼梦》的，一个是胡适先生，这不牵扯对胡适先生的整体评价。在给高扬的信里他批评《红楼梦》中没有新的观念，说只需看看它对宝玉“衔玉而生”的叙述，就能得知它的观念没有什么了不起。另外，他说曹雪芹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看了这两条使我感到伟大之如胡适，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我想这与他处于五四那个时代，沉浸在一种启蒙主义的热情中有关。他希望能看到体现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文学作品，能够找到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那样一些作家。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找实在是太困难了。“衔玉而生”是《红楼梦》里一个关键的情节，是不可或缺的。你只能从妇产科学的角度说这是胡说八道。你如果愿意用病理学、生理学、医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你不能用这个方法进行价值判断。不能说符合我这门学问的就是有价值的，不符合我这门学问的就是无价值的。科学的方法是为了认知判断，不是为了进行价值判断。至于说曹雪芹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缺乏很好的学养，这也是一个惊人的论断。培养或出现一个作家与培养一个博士是两路功，如果曹雪芹懂许多哲学原理、文艺学原理和风格流派的话，肯定就没有《红楼梦》了，或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红楼梦》了。胡适还说《红楼梦》没有认真遵守自然主义的规则，而不遵守任何主义的规则正是《红楼梦》的大气和优越性。
还有一个不喜欢《红楼梦》的人是谢冰心，我不知我在这里传播是不是会让谢老不高兴。她几次跟我当面说她最不喜欢《红楼梦》了。她小时候穿男装，她喜欢《水浒传》，喜欢《三国演义》，喜欢斗争。虽然冰心后来是一个淑女的形象，是一个很雅致的形象，但她小时候深受爱国主义热潮的冲击和影响，她的上一辈是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十分悲惨，所以她致力于斗争，致力于救国救亡。这种心情使她对《红楼梦》不感兴趣。由于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经历以及不同的参照系而产生对《红楼梦》不同的看法，也是值得正视的一种历史形象。
误读的诱惑
《红楼梦》的一个最大诱惑是人们不懈地追寻文本之外、之后的那个更加神秘的世界，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红楼梦》的成就所致，就像一个伟人一样，越伟大越容易被人误解，而一个普通的人就没有这样的麻烦。《红楼梦》的信息太丰富，留下的空白又太多，它诱使人们去寻找《红楼梦》之外的《红楼梦》，寻找出来的常常不伦不类，有的也蛮有意思。这不是科学，不能用科学主义来要求，它是一种对《红楼梦》的误读。误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误读；另一种是由于无知，由于力所不及的水准线下的误读。创造性的误读在文化史上产生积极意义的例子是很多的。
索隐派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用一个系统说明一个表面看毫不相干的另一个系统。比如占卜和星象就是用种种图像和天文来说明人事。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发现天文与人事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们也得不到一个证明，说天文现象与人事绝无联系。认为天文与人事有联系的大有人在，这种魅力是无法消除的。中医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种种状况也是无法证实的，但同样难于证伪。它是一种猜测，带有心智游戏的性质，又比游戏高出那么一点。我的另一位朋友张贤亮说人类不但有通感，而且有通知。万物有同理，你如果研究天文学研究得很好，会有助于你研究人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电脑，它本来解决的是数字问题，但现在它可以用数频的方法显示形象、色彩和声音。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索隐派很可笑，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能从文字符号当中探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意思来是可以允许的。只有一种情况很可怕，就是用索隐的方法入人于罪，当然曹雪芹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起码从幽默的角度来说，也应给索隐派一席之地。
有时误读可以点铁成金，比如对《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的评价很不一样，有几个学人喜欢得不得了，认为它是一个政治电影，并从这个电影撰文分析中国的姨娘文化和姨娘心理。这种分析也让人触目惊心——求宠、效忠、污染、嫉妒、恶性竞争等等。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读，苏童、张艺谋未必想得那么复杂，但这种误读有点铁成金之效。
还有一种误读可以点金成铁，但又使你无法反驳。有人解释“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是一个诗谜，谜底是“霜花”。这个解释是无懈可击的，却让你十分沮丧，因为原有的诗意全让他解释没了。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宇宙和地球的发生发展史，有人认为它是反清复明之作，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不相信这样的论断，它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但是，这种误读如果能够自圆其说，在他的那块天地里能讲出一些道理来，也不失为一种歪打正着的收获、一种心智的闪光和劳动的结晶。
小说就像人生一样，它组合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多的。所以西方有人搞扑克牌小说，第一页可以当最后一页读，任意打乱页码，每次会读出不同的故事和效果来。这些都不是主流，不是正宗，我也无意搞这些玩意儿。如果有人对《红楼梦》进行新的排列组合，甚至搞成一个电子游戏的软件，也不妨视为一种心智的扩展。在这种扩展中获得某些有真正价值的认识是完全可能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最初也是游戏，这些游戏扩展了人的心智，最终把它们用到了科学上，用到了宇宙航行上，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与宇宙相通的《红楼梦》
几乎用什么方法研究《红楼梦》都行，这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做不到的。当然，不是说这些研究的价值都等同，但也不能说这些不同取向的研究一定势不两立。画了怡红院的寿宴图，也不影响他去分析人物的性格。我觉得《红楼梦》有一种质的优越性，就是它的特殊的原生性，它天然而成，使你慢慢地接受了、相信了它，感到它的那些人物都是活的。它自成一个宇宙，一个世界，既丰富又复杂，既深邃又玄秘，既真实生动又意味无穷。为什么你对《红楼梦》怎么研究都行呢？因为你对宇宙怎么研究都行，宇宙的特点《红楼梦》都具备了，它的规律性和非规律性、它的圆满和缺憾。上帝造出来的世界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十分博大，这不是上帝之病，而是上帝之大。对《红楼梦》的解读和议论，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红楼梦》的范围，议论《红楼梦》就是在议论社会、人生、哲学、科学、各种各样的理念、宗教，以至于就是在议论政治。这种现象使你感到《红楼梦》比各式各样的学说更优越，它有一种耐评性，有一种可误读性，当然也是可解读的。尽管我们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红楼梦》文本的范围，但仍然感到它是发掘不完的，我们不能不对它表示惊叹。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我还要说曹雪芹和《红楼梦》永远与我们同在。
（《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辑）
* 这是王蒙1996年2月1日和3日在哈尔滨举行的海峡两岸《红楼梦》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王安整理，整理时合二为一，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