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那个寒冷的圣诞节，1991年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随即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俄罗斯联邦的三色国旗……

20年以后，同样是一个严寒中的圣诞节，2011年12月25日，数万俄罗斯民众聚集于莫斯科市中心，抗议12月4日进行的国家杜马选举舞弊，要求当局立即宣布取消有利于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结果，重新举行选举。事实上，自此次杜马选举以来，类似的示威和抗议已经多次爆发，尽管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多次承诺将进行政治改革。

莫斯科街头的景象着实令人感慨历史的反复无常，尤其是当你看见20年前被俄罗斯人同仇敌忾地推翻的当权派走在游行队伍中，看见最后一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如今站在人群中义正词严地要求普京立即下台的时候，你不由得会产生某种虚幻甚至荒诞的感觉。

这20年，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回头再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叶利钦根据西方的建议和设计搞的“休克疗法”——其核心是国有资本迅速私有化——不仅没有给民主化后的俄罗斯带来改革者承诺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相反造就了一个由经济精英与政治权贵紧密勾结的寡头体系，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高度平均主义的前苏联改造成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政治的民主化也没有如期自动落实，原本高度集权的苏联没有成功转型成一个现代法治国家。

东欧其他一些前苏联阵营国家——尤其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也采取了与叶利钦几乎一模一样的“休克疗法”，但总的来看，它们应当说是成功的或至少不能说失败。根源可能在于，这些国家无论在地理上还是社会经济结构及宗教文化传统都更接近西方，而且，它们大多是二战以后才被苏联红军“圈入”铁幕，其全面推行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的历史比苏联短，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较苏联弱。对它们来说，需要的是“恢复”原先曾经存在过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尽管基础并不牢固，各国情况也千差万别；而对俄罗斯来说，需要完成的使命是建设一套崭新的制度和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面对体质截然不同的病人，“休克疗法”的疗效及其产生的后果当然也完全不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以强人姿态登场，他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财阀寡头以及一些迎合民粹要求的恩赐迅速赢得众多俄罗斯老百姓的好感。尤其幸运的是，在普京执政的几年里，国际油价单边飞速上涨，这为经济上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积累了巨额外汇和财政收入，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罗斯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客观上还为普京对内取悦民众、对外重塑大国地位的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普京也是一个不错的演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在媒体上展示硬朗形象；而他对西方口无遮拦的评论也相当契合素来渴望英雄和领袖的斯拉夫民族在后极权时代的微妙心理需求。

然而，从相当大的程度上看，普京所做的大多数努力非但没有推进俄罗斯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反而是强化(甚至可以说复辟)了从沙皇俄国一直延续到苏联的那个强人和威权的政治传统，这是与现代政治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也许满足了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后一直难以重新拾回的那颗超级大国的自豪心灵。而且，普京的所谓打击经济寡头，使用的都是传统的行政权术，从根本上看与现代法治南辕北辙。近年来，俄罗斯官场的贪污腐败、裙带关系、暗箱操作，俄罗斯经济的寡头垄断，俄罗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不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与日俱增。

这些就是眼下这场规模空前的“俄罗斯之冬”抗议运动的社会基础，当然，它也的确受到了外部世界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等一系列运动的强力激励。

我不认为眼下这场抗议会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正像陶短房先生所戏称的：莫斯科胜利广场上的抗议者想要的，无非是一个没有普京的普京主义政治。

再次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民主，并非推翻一个可恶的独裁当局、塞给老百姓一张选票就能自动实现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把国有财产简单地通过一纸私有化债券平均分给全体国民就能自动落实的。对极端自负同时又素来缺乏规则意识的俄罗斯民族来说，如果他们决心书写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就必须告别伏特加激发出来的群体激情和冲动。他们应该懂得，真正能够挽救俄罗斯的，只有契约和法治，而它们是建立于一个厚实而多样的“社会”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