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由君王主权向国民主权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 有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君王主权和国民主权之间,出现一个特殊的阶段,即一党主权阶段。比如，我国即是，从1928年开始我国确立国民党一党统治，从1949年至今是中共一党统治。君王主权和一党主权都属于人治文明型国家，所有国家在完成由古代文明型向现代文明型转变使用的变革方式都是革命，不过，有的国家是和平革命，比如，英国，有的国家是暴力革命，比如美国。但是世界各国在由古代文明型向现代文明型转变完成以后，继续前进就不再需要革命，而是需要改良。可是韩寒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他在博客（2011-12-23）中以《谈革命》为题写文章攻击革命。
古代文明型国家或人治文明型国家在政治上的性质是专制主义，现代文明型国家或法治文明型国家在政治上的性质是民主主义。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要由前者向后者转变，必须改变政治上的根本性质。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促使转变呢？从历史发展来看，促使社会进步的方式只有两种类型：改良和革命。“改良是不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的一种演进方式，改良主义排斥一切暴力革命，以改良作为唯一变革手段。”“所谓革命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暴力革命就是用暴力手段改变社会系统的根本性质，和平革命是用和平手段改变社会系统的根本性质。”“革命和改良两种方式对社会系统的优化都起过促进作用。但由于改良是不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所以通过改良而使系统的优化只是在系统根本性质没 有改变的前提下的优化，革命则不同，通过革命方式而使系统的优化是在根本性质改变后的优化。”（郑酋午《透视革命》（中国选举和治理网2011-8-18）
系统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系统的根本性质是由基本结构决定的，系统是结构、功能和性质的统一体。系统的结构是指组成系统整体的诸要素之间时空的相互联系的形式。有什么样的系统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系统功能及系统性质。既然性质是由结构决定的，那么要改变系统的性质就必须改变系统的结构。换一句话说，革命既然是改变社会系统的根本性质，那么也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系统的结构。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或者说改变系统的根本结构，才叫革命，如不是这样就叫改良。
现在我国是人治文明型国家，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是专制主义。这个根本性质是由我国的政治结构决定的，我国的政治结构即是一党主权的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组织控制下的全国和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中央军委和各大军事单位构成的综合统一体。这个结构的核心是中共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当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中共中央常委会，在中央常委会的操纵和控制下，各级党组织听命于它，各级人大、各级政府、各级法院、各级军事单位都是围绕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级组织运转，成为它的工具。中共中央及各级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一个集权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我国政权的性质只能是专制主义。这 也是古代文明型国家政权的共同性质，我们已知，任何系统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类社会系统也绝不会例外，所以，人类国家系统发展的逻辑只能是由古代文明型国家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而不是相反，我国的历史发展也一定是如此。我国要由古代文明型国家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实际上这种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就意味要改变我国专制主义的根本性质,而要改变我国专制主义的性质,根据系统主义哲学原理就必须改变我国的国家结构,即由一党专政制度改变为多党竞选制度,由中共集权和中央集权改为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由中共掌控军队改为军队国家化,等等。而要改变国家结构，很显然，靠改良（或改革）是不行的，因为改良（或改革）是不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的一种演进方式。靠改良（或改革）不行，就只能是靠革命，因为革命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不论何种革命，人民都拥有这种权利，这种权利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都不能加以剥夺。这种权利过去叫做天赋人权，最早是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里宣示的，现在叫做生下来就具有的人权。但由于人类向前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人类越来越文明，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非暴力，人类发展到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应该是非暴力的，所以，要进行改变国家结构和国家根本性质的革命也最好是和平的方式。
但是上海市的韩寒一篇博文《谈革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于2011-12-23 10:08:20以《请莫要天真地相信革命》为题发表）中发表了许多怪论，比如，他写到：“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从这段问答式的辩白中，我们知道，韩寒的基本观点是革命不可能也不需要。要反驳韩寒的观点，必须从可能和需要两个方面来回答。我国需要不需要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前进目标是什么。如果认为是我国现在的人治文明型很好，所表现出来的专制、腐败、不公正等等很好，不需要前进，不需要转型，那么肯定不需要革命而只需要改良（或改革），因为改良（或改革）是不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结构的一种演进方式，不需要改变专制、腐败、不公正的种种社会状况和性质显然就不需要革命了，因为革命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根本结构的跃进方式。但问题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是要由古代文明型国家或者说人治文明型国家向现代文明型国家或者说法治文明型国家转变。我们已知，古代文明型国家或人治文明型国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从古埃及算起，已经存在六千多年了，从近代以来，人类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从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以来,全球又有九十多个国家由古代文明型国家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包括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以前的已经民主化的国家现在世界上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是现代文明型国家,现在最明显的事实是凡是已经工业化的国家都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由此可知,现代文明型国家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法治文明型国家的治理模式适合于工业化社会。而我国现在已经走向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这个过程只要再用十年八年就会完成了。从这个趋势看，我国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已是不可避免了，要转型就意味着要改变我国的根本性质和社会的根本结构，不革命怎么能行？所以韩寒说的不需要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
至于韩寒说的不可能革命的根据是（一）“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二）“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第一个问题，不符合历史事实，美国革命之后最终收获者就不是心狠手辣者，东方的国家比如印度圣雄甘地所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也不是心狠手辣者，在我国现代历史上革命的获胜者有的心狠手辣，比如，毛泽东，有的也不心狠手辣，比如蒋介石（蒋介石对军阀来讲是获胜者）和袁世凯等。这个也不是不可能革命的根据。第二个问题，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这肯定对，但需要是多样的，并不会固定于某一两个口号。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的革命，其口号一般是反腐败、反专制、要民主、自由 和法治，争人权，等等。应该说，现在我国的革命时机还未成熟，正像韩寒所说的“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但是现在时机不成熟发生不了革命，并不等于过若干年之后不可能，也就是说，现在不可能并不等于将来不可能，由古代文明型国家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的革命发生，是需要新人的成长的，这个新人就是要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人，这些人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这些人成长达到一定数量后革命必然发生，在我国这类新人的成长还要十年八年。所以革命现在不能够将来准会能够。
又如，他写到：“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 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从这段话里，可以知道，韩寒的基本观点如下：（一）革命发展到中段，必然会诞生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二）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钱字，就会出现掠夺式的均富，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要清算；（三）中国那么大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收拾一下局面。对韩寒的第一个观点，我认为，他看到的是历史上的革命，现代国家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有的国家革命会产生领袖，比如，苏联，苏共左派搞的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产生了领袖叶利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和平革命成功。但更多的国家革命没有领袖也成功，比如，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等，非洲的埃及、突尼斯，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代人的智力普遍都很强，不需要领袖也能辨别方向，往往是一哄而起，聪明人立马组织政党，靠集体的组织力量而不是个人力量获胜。第二个问题，革命发生后，对以前的靠以公权谋私的人其财产一定会清算，但不是人人过关，更不是去清算中产者。革命虽然发生，但国家政权不会真空，军队还在，也不是老百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百姓也不会出 现大面积的哄抢和相互残杀。第三的问题，革命之后不必然内乱，从二战后进行民主化转型的九十多个国家来看，只有索马里一个国家发生了内乱，也有几个国家发生了反复，但绝大国家慢慢都走上了正轨，所以，革命不必然发生混乱。当然，乱不乱，一取决民众，二取决于军队。对于前者一般不会乱，因为革命发生后会有各种组织产生，各种组织会控制自己的群众，从民主化的所有国家来看，还没有出现民众乱的情况。至于军队乱不乱，主要在于中央能不能控制军队，我国现在的军队体制，地方各大军事单位几乎没有人事任命权、财权、军队调动权和武器发放权，这些权力都在中央，地方没有军阀，或者说地方军事单位没有混乱的资本，怎么会乱呢？
韩寒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有人怀疑他是被政府买通了。我认为，他观点肯定是五毛的，但是不是被政府买通了，只有他本人知道，别人无法知道。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他的文章了解了此人。以后，不要轻易听他的胡说就行了。我们必须确信，工业化社会的治理模式是法治模式，我国正在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年八年这个过程就会完成，到那时民主化的力量就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加上，各种不满的力量的汇集，革命就会发生，我国民主化转型就会到来。也就是说，我国将在和平革命的推动下由人治文明型国家向法治文明型国家或现代文明型转型。
2011-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