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语学界引入西学以来，「神学」此一思想资源一直都没有获得认真的对待，甚至以各种思想姿态加以抗拒：先是以民族本位的「中体西用」排除了认识（基督教）神学的必要，再经自由主义以「启蒙理性」之名全盘否定神学研究的价值，后来则是在社会主义「全权意识形态」言说的主导下，把神学当作资产阶级余毒悉数排斥。
是否因为认定「神学」与基督「宗教」关系紧密，「神学」属怪力乱神，向来具有启蒙传统的中国当然认为无此必要？抑或因为汉语思想有自身的「体」，一向有自身的「精神」，所以西学的优势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非什么「神学」之类？再者，应对俗世，中国自有一套智慧，根据这种「体用不二」的思想，先是将俗世汲纳入良知，进而再将良知抬高到一种傲慢。尽管「神学」曾经做为西方文化的部份，但毕竟是属于「西方人」的，中国的智慧足以应付一切，圣人的精神饱满根本就不受制于俗世。这种良知的「高度」，属于「中国人」的高度，足以应对堕落的俗世。
一
汉语学界的偏见不可谓不深，以至于作为西学之一的「神学」及其相关的引介和研究，耽误了两个世纪之久。就西学而言，神学不仅是基督教的信仰遗产，在西方，同样属于人文思潮中不可或缺的传统。神学的优美在于人的存在具有感召力，同时，对行动实践问题也富有强烈的批判和反省性，使得基督教的人文遗产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做出适切性的回应。这一点恰好是各种类型的西学所无法取得的作用。
「二十世纪神学」最杰出神学家均属于德语系，其中又以瑞士的巴特（Karl Barth）、德国的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最具有创造性。这三位神学家都属于新教神学家（Protestant Theologian）之列，各自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巴特是在理论耕耘上极具体系型的经典神学家，布特曼在《新约圣经》的研究上开创出独特的神学诠释学，潘霍华则是以信仰的实践适切的见证与时代有相关性的神学。
有趣的是，三位神学家的姓氏都以字母"B"为开头，Barth、Bultmann、Bonhoeffer（巴特、布特曼、潘霍华），俗称"3 B"，比美音乐史上的"3 B" （Bach、Beethoven、Brahms）；其中又以潘霍华最受瞩目，他的思想之所以受人注意，与他参与杀害希特勒的行动不无关系。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当他遭盖世太保逮捕入狱，有人问他为何以牧师的身份竟参与密谋杀人，潘霍华简单的回答：
假如一个醉汉在热闹的街道上开着车子四处乱撞，我以牧师的身份就不能只满足于埋葬死者，替他们举行追思礼拜；我应当是奋不顾身的上前制止事情继续的发生，立即的将醉汉从驾驶座上拉下来。
二
一九○六年二月四日潘霍华同他的双胞胎妹妹诞生在德国的布雷斯劳（Breslau），一九一二年全家迁到首都柏林。先后就读于杜宾根大学、柏林大学，受教于当时一流的神学家哈内克（A. Harnack）和H. Delbrück等人。潘霍华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温厚的品格在神学界享有声誉。
一九二七年潘霍华完成博士论文：《圣徒群体──教会社会性的教义学研究》（Santorum Communio: Eine dogmatische Untersuchung zur Soziologie der Kirche），一九三一年再以《行动与存有── 系统神学中的先验哲学和存有学》（Akt und Sein: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und Ontologie in der systematischen Theologie）获得大学讲师资格，短期在美国联合神学院访问，一九三二年应聘任教柏林大学系统神学讲师，当时年仅二十四岁。
德国纳粹统治期间，潘霍华积极的号召教会抵制反犹运动，还加入了谋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他曾在电台上公开抨撃纳粹主义，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在现场广播时，指出德国人民所渴望的「领袖」（Führer）已经变成了「诱惑者」（Verführer），成为诱人盲目崇拜的偶像。一九三六年，潘霍华被逐出柏林大学。
曾经是和平主义者的潘霍华，在那极端不平静的年代里，开始对和平主义抱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和平主义已沦为一种不当的逃避」，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反纳粹的活动，并强烈的维护犹太人的生存权。一九三三年四月在「教会之于犹太问题」的讲道中提到：
存在着三种教会应对国家的可能手段。首先，如前所述，教会可质问国家及其行动是否合法以及合乎其作为国家之特质，意即教会可要求国家负起其自身的责任。其次，教会可帮助国家行动下的受害者。教会在任何形式的社会规范中都有援助受害者的无条件义务，即便受害者并不归属于基督信仰群体。 ……第三种可能性是教会不仅要医治在国家行动中的受害者，亦应阻止国家行动带来的迫害。此一阻止的行动必然是政治的行动，且仅仅在教会眼见国家已失去其自身制订法律与秩序的功能时，才是可能且值得的。
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组织也随之暴露，一九四三年四月潘霍华在家中被捕，最后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盟军攻陷德国之前在佛罗森堡（Flossenbürg ）集中营处予绞刑，死时年仅三十九岁。烩炙人口的《狱中书简》（原书名是《抵抗与服从》〔Widerstand und Ergebung〕）为他在提格（Tegel）狱中所作，然而最具争议性的思想也表现在这些片断、不完整的书信中。
面对纳粹各种疯狂举动，潘霍华坚持听从基督的召唤，只随从基督而非世界。潘霍华在反纳粹的具体行动中体现出上帝的信仰；反抗暴政和非正义，是基督徒追随基督赴死的决心。正是基督的赴死见证了以人的软弱而非刚强与他人同担负起因正义受创的苦难，潘霍华的反纳粹并不是在民族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相反的，他充份的意识到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都不能成为对弱者施加暴力的借口或理由，因此，基于对上帝的正义以及苦难的非合理性，潘霍华反对民族、反对国家，并极力的论证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的维护自由。基督徒的信仰为此做见证，并可以随时为此付出代价。
在《追随基督》（Nachfolge）一书中，潘霍华阐明了做基督徒意味着分担上帝的苦难、遭弃和钉十字架。潘霍华指出，上帝借基督赐予这个世界以神圣的惠爱，并否弃这个世界的暴虐和不义，世界正是与上帝的神圣之爱对立，反而唾弃基督，并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为了爱而受苦，这样的受苦是没有荣耀的，十字架是上帝彻底遭到蔑视和羞辱的地方，基督徒为此蒙召，蒙召成了基督于这个世界受苦的见证，因此，追随者同时意味着将以受苦般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的暴虐和不义，甚至以「赴死」的方式参与基督受苦的经历，以仿效基督分担这个世界的苦难。
耶稣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潘霍华的答案很清楚：「并非那种敬虔的行为造就了基督徒，而是在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了上帝的苦……耶稣要号召的并不是新的宗教，而是生命。」因此，基督徒之所以愿意讲论上帝，正是把祂当作生命的中心而不是生命的边缘，不是软弱时而是刚强时的上帝，不在人的死亡与罪疚中，而是在人的生命与善良中。
分担并参与上帝苦难的人，将不再视上帝为塞孔之物或有求必应的上帝（Deus ex machina），必须确认上帝为生命的中心，而非在我们穷途末路时的倚靠；祂的心意乃是要在生命中确认，而非只是在痛苦中；在我们的工作中确认，而非只是在罪恶中。潘霍华认为，正是建立于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我们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作门徒所当付出的代价。基督就是生命的中心，祂并不是来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祂本身即是向我们发出哀求的姿态，用祂的软弱而非刚强来帮助我们，并要我们做出反应，要看看我们在祂受苦之时会冷漠或是分担？
潘霍华明确的指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于，人的宗教意识使人在痛苦时才去仰赖世上有力的神，以神为救星。《圣经》则指引人去寻找无能为力和为这个世界受着痛苦的上帝。唯有受苦的上帝才能帮助人。」换言之，人应在刚强而非软弱时接近上帝，真正考验着人是否在乎上帝恰好是在他最为刚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必须对苦难做出表达，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面对世界。因此，上帝是负重的上帝，基督徒所当承担的是上帝的负重和痛苦，上帝从来就是软弱的，上帝被推上十字架，上帝被人逐出世界，人对此必须做出反应，这正是「追随」的根本意涵。
潘霍华开启了二十世纪「受苦的上帝」的神学思想，这样的上帝再也不是高高在上或哲学思辩作「无所不能的上帝」，恰恰相反的是，《圣经》的上帝是弱者、受苦者、被蔑视者，和我们一样，在面对巨大的苦难之际无能为力。受苦的上帝在十字架的死是最为彻底的苦难的表现，没有神迹，也不反击，祂只是等待着人做出决断；因为人们认为祂是谁不重要。当苦难因为暴虐和不义而加诸他人的身上，正是考验着我们行动而非认知，只有相应的行动才可能反映出相应的价值思想。
潘霍华告诫世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必须学会了没有上帝而能继续生活，但这并非幼稚的无神论主张。在狱中书信里（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潘霍华如此写道：「信仰上帝宛如上帝不存在一般」，因为「上帝实际上教导我们的，正是我们必须作为没有祂也能过得好的人那般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这是基督教与一切「宗教」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潘霍华一方面强烈的批判「基督教沦为宗教」的偏差，另一方面则拉开了基督教与宗教的距离，前者无法面对「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无法参与上帝的苦难，他们根本就是把基督的恩典当作「便宜货」 。潘霍华看到的，正是这个「无神」的世界如何给予了基督教更认清自己与「宗教」的区别，以「非宗教的方式谈论上帝」，也许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上帝」。这才是与《圣经》和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相合宜的思想。
三
「谁逃避这个世界，所找到的不是上帝，只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平静、脱俗、自私的世界，他总找不到上帝的世界，因为上帝是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谁逃避上帝以寻求世界，找到的并不是上帝的世界，而是善与恶斗争的舞台，他也必陷入这个漩涡，而不能自拔。」潘霍华在写给他未婚妻的信中更是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只有一只脚在世上的信徒，恐怕他们也只有一只脚在天上」。
当基督教沦为一种「宗教」，也就意味着走向私人的、内心的、抽象，成了人逃避现实甚至是推脱责任的借口；「宗教徒」的上帝即是彼岸的上帝，他们把上帝吹捧得高不可攀，目的即是将祂禁锢于另外一个世界，于是天上不过是人打造出来的墓地，以此作为满足人一方面自私自利的欲望，一方面又可赚取宗教徒的虔诚形象。
潘霍华在上帝与世界之间推开出一段距离，正是这个距离，重新拉近与上帝的距离。 「这个离开我们的上帝恰恰与我们同在，这位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无需以他的作用为假设的上帝，正是我们永远站在祂面前的上帝。我们没有上帝地生活在上帝面前并与上帝生活在一起（Vor und mit Gott leben Wir ohne Gott）。换言话说，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指「信仰上帝宛如上帝不存在」，问题这在于「宛如」，潘霍华以这种吊诡的方式（辩证神学）来对抗各种假宗教之名的「假神」，并借之将基督教与宗教划清界限。
「没有上帝」（ohne Gott）不是一般所谓的「无神」。潘霍华在「没有上帝」与「与上帝」（mit Gott）之间指出其真正的含义是要消除各种「假神」，而「宗教」即是操作着各类「假神」者。因此以「没有上帝」与「与上帝」这把两刃的剑，作为反对披着宗教外衣来掩盖的无神论，以及各种「伪装」自己的无神论，前者批判实质上是「无神」的宗教，后者批判实有「有神」的意识形态。
由于奇迹的消失，许多人得出不再有上帝的结论，在潘霍华看来这是误解。因为这种情况仅仅是说明了不再需要奇迹来支持那种对上帝摇摇欲坠的信仰，相反的，他主张解除宗教的外衣，揭穿所有自以为「启蒙」或无需上帝的无神论，因为人类比过去任何的时代都更依赖于自身所打造出来的「假神」，虽然这些「假神」擎着「无神论」的旗号，但是仍想将人类自身的主张如民族主义、科技等当作崇拜的对象。潘霍华的「没有上帝」是「神学批判」的语式，其旨是回应《圣经》中那位被人推开、遗弃的上帝，这样的上帝正是「与人同在」并参与人的苦难的上帝。在此，受苦的上帝就不再是作为「宗教」借口或依赖的理由，相反的，比以前更接近我们，更是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作为同样受到启蒙遗产影响的欧洲基督教，一方面把有神论的基督教变成了「实质的无神」，另一方面却又面对各种「主义」或思潮蠢蠢欲动，用「掩饰的有神」或打造「假神」，以「替代」基督教的姿态出现。这两方面的「（有／无）神论」，同是潘霍华所拒绝的。
潘霍华认为，基督徒面对这样「无神」的世界，应以更为激进的「信神」的方式行动。他认为，「无神」的世界是事实，基督徒即便信神也不可能否定这个事实，但是，这个「无神」的世界显然并不因此就比「信神」的时代好，或者，问题不在于「无神」，真正的问题在于「信仰何种神」。自启蒙以来到纳粹上台、从科学理性到战争，人类宣称其立场为「无神」根本就不是事实。要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愚昧无知，事实上，人类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还强烈的「信神」──信仰各种经由人类启蒙理性认可的神。潘霍华识破了这一切，看穿了「无神」的人类就不过是不再负责任、承担起世界苦难的「自我崇拜者」。
据说，汉语学界尤其得意于「无神」的传统，认为中国思想史从来就没有像西方曾经如此愚蠢地信仰过基督教的上帝，说到底，汉语学界以「自古以来就不信什么神」为荣。但是，这可能是「乐极生悲」的思想史事件。问题不在于「无神」是否值得庆幸，问题在于到底中国思想史上有哪位儒生严肃看待过世界的苦难？负责任般的承担起他人的苦难？在面对西学时，近两百年的汉语思想界同样的蔑视被钉十字架者，上帝成为被唾弃的对象，彻底的将祂推到历史的边缘，推到与这个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状态。
中国圣人得意于一种「浩然之气」，歌颂人的天生秉赋具有伟大的「气节」、「良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不乏为此受苦的圣人，但是他们的受苦并不是对于他人苦难的分担，而仅是通过歌颂自己的苦难来证明自己的傲骨，证明源于道德良知所彰显出来的人的伟大。这就是中国圣人的「智慧」，这就是圣人如何地「超凡入圣」，如何地唾弃世俗、不为世俗所累的「高度」。据说，「中国人的智慧」的高明之处即是不会去歌颂痛苦，也不把爱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因为不管是痛苦或是爱，都一概属于「俗人智慧」，极高明的「中国智慧」与这种据称为了爱而承受苦难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格格不入。
也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圣人列传中，尚未能找到与潘霍华的精神品质相似的人。果真如此，潘霍华确实是愚蠢到家，因为圣人始终都瞧不起这种俗人的智慧，他们根本不屑于向世界屈服，认为向世俗靠拢有辱名节，我们不是听到有种说法认为儒学的「内圣开外王」是「良知的自我崁陷」吗？这是多么勉为其难之词啊！面对俗世又不得不回应俗世，真委曲了「良知」！
四
待降节前夕，潘霍华在囚室里给他的未婚妻玛莉亚信中写道（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句话写得很好：「痛苦是最神圣的天使，为人指引永远埋藏在深处的宝藏，借此，更能使人茁壮，胜过藉由世上所有的欢乐。」的确如此──我也一再这样向自己解释现今的处境──匮乏的痛苦；这在物质上很容易理解；应该要有匮乏的痛苦，我们应该也需要这样痛苦，才不致因争论而分开，但匮乏的痛苦却也须每每被超越，而且，还有比痛苦更神圣的天使，就是因上帝而喜悦。
作为一个人，潘霍华享受于痛苦中吗？不是，他所向往的是比痛苦更神圣的，即源于上帝的喜悦。
（原载台湾《当代》杂志2006年第2期，作者曾庆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