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若其靡然合群，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鲁迅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
这寂寞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鲁迅
最近，偶买一本《三联生活周刊》，欣喜于一系列纪念鲁迅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特辑文章，于是静下心来摩挲一番，又激起了我向来的一些感触，或者说，泛起了我向来可谓与大先生一线相承的对于“国民性”的一些省思。
这一系列的文章依次是：《鲁迅之疑——“国民性”的检讨再检讨》（舒可文），《无可告别的故乡》（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李伟），《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主笔李伟）《鲁迅的诞生》（主笔李伟），以及最后对于所谓原鲁迅博物馆馆长兼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孙郁的专访：《最后九年：走向十字街头的鲁迅——专访原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郁》。
在我粗略看来，舒先生的文章价值最大，而李伟先生的文章则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多具有“材料钩沉”的性质，有些地方也不乏启迪。李先生几篇大文从鲁迅的家庭背景、生长环境说起，一直涵括鲁迅先生多姿多彩的一生，尤其很多细节，值得我们了解、思考，遐想，回味，并见仁见智的感触。最后这篇访谈录我觉得价值不大，虽然被访谈人孙先生名气很大，但是似乎内容很常规，基本上是“耳熟能详”的那一套，虽然也不乏客观的一面，比如，“他一开始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但绝没有马克思主义腔。同时代的人，像郭沫若、周扬、茅盾，他们的行文里都是马克思主义腔。而鲁迅的语言还是‘五四’初期的风格。他有自己的一套智慧的表达方式。任何东西都不能够轻易地污染他，他成为独立而唯一的存在。”（第115页）
在正式随谈随评或夹叙夹议之前，先谈谈我个人对于鲁迅先生思想演成原因的一个总的未必靠谱的粗略认识，大致计有四点：一幼时的家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二，结合国情在日本所受的刺激；三，根据当时身历的中国社会而引发的对于传统文化乃至政治态度文化再造的再认识和颠覆；四，个人的天赋，这是决定性的，因为我始终觉得，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人格，常会产生相当迥异的反应。因此，即使前面几条成立，对于鲁迅先生在中国语境下独特的思想来说，个人的禀赋，仍然是决定性的。比如，他和周作人在很多东西比如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上，社会环境大势的看法上，包括与这一切相牵连的国民性本身，似乎就还要悲观得多——当然你说他更深刻也未尝不可以，虽然所谓的深刻，向来也是见仁见智。虽然苦雨斋里发出的声音，也向来不乐观，只不过似乎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非要呐喊，或呐喊不遂还要深重彷徨的程度——这或者也算是个人秉性不同而生出的不同呼声之又一例证吧。
一，幼时的家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一个真正有异秉的人，往往就是自己身处环境的反叛者，比如尼采对于自己家庭氛围的反叛，与波德莱尔一样，使我们最可理解鲁迅对于他所身处的“世界”——对于一个天性敏感多思的人，幼时的人事环境，至少是一个世界之浓缩——而生出的看法。他的祖父因为科举舞弊而锒铛入狱，于是树倒猢狲散，整个家族顿时渐渐陷入一蹶不振的窘境困境中，于是很多人的嘴脸就自然要为我们展示人性的阴暗与扑朔迷离的幽暗。所以鲁迅要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所以李先生在他那篇《无可告别的故乡》里引用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的记录说，“鲁迅是在1919年底，一个下雨而寒冷的夜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绍兴。”在这最后一次回到故乡的时刻：分家，卖田，搬家，种种颓败的景象，种种阴暗的画面，种种卑劣的刺激，在在都让鲁迅“终于明白，这故乡终于不属于他或者闰土，而是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世界。”（第63页）（换言之即庸人和市侩的世界）
为什么日后鲁迅能够对于尼采的颇有精神贵族色彩的学说思想有所共鸣呢，为什么他对同样源于精神观念上的奴隶道德卑贱思想深有感触并深恶痛疾呢？原因就在，其实他早该明白，无论何时何地，俗世庸人或庸人之俗世对于敏感之心的伤害与触动，都是巨大的也是免不了的。他的经历，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个世界某些地方阴暗面的一个缩影罢了，也难怪他那极端敏感的心要根据日后更为独到的观察而把它放大——放大到连周作人都觉得过于阴暗的地步，但这，不能够怪罪鲁迅的眼光，因为这个世界的每一面，无论光明或者黑暗，都可以被很多具有奇禀异赋的人予以放大，反面的例子有超验主义的爱默生先生眼睛里，太多光明；而鲁迅不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正眼或睁眼看世界的其中的一个——即或夸张一点也是无妨的，因为有助于我们的深湛理解，体悟。另外一个，则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布拉格的那位写出《变形记》的卡夫卡先生。
因此，这段经历带给鲁迅的创痛，就好比他小时候因为祖父入狱而初次尝到世态炎凉一样，就好比他日后在日本感受到的“弱国子民”的悲怆一样，都能让他宛如当初那样，他“第一次睁开眼睛，观看他面前曾被笑脸掩藏起来的真实人生。笑脸下却是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这一年鲁迅13岁，已是一个敏感而自尊心极强的少年了。”
正如李先生文中的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总结鲁迅的故乡生活时所说：“鲁迅童年生活体验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古老乡村社会生活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厌恶和憎恨。这种经验，再加上尼采的影响，就使鲁迅对奴性民众的庸俗性怀有深深的厌恶。”（第70页）
带着浸透魂灵的苦痛和郁闷的鲁迅，后来到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到了路矿学院，到了日本的东京与仙台，继而回到中国对于社会大势的再认识，尽管接受了西方的很多所谓先进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乃至未必靠谱过度引申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学说，但本质上我以为，还是这种沉淀已久的认识及其苦痛在或隐或现的发挥作用。人们经常忘记，青少年时候的经历阅历连同个人天赋对于一个人后来的思想形成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这种痛苦经验与他与生俱来的个性特质，影响了他对当时可谓百家争鸣纷繁杂多的各派思想各家学说予以考察，甄别，分析，进而塑造并建立了自己的接收方式知识系统，也必然开阔了他的眼界。这里我们可以联系到夏志清所谓霭里斯对于周作人，马克思对于陈独秀的影响，与鲁迅比看，都是一回事。
因此，我们在分析或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来路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先要回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的种种过往，并且，我们还要明白，一个人的个体意识的建立，首要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毕竟正是一个个体，即使抱有所谓的集体主义思想，都是个体意识的反映。所以兰姆说得好，“我从来不从集体来进行思维，我总是执着于个体的省思。”（大意）
二，结合国情在日本所受的刺激
“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得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有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其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厂房中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完全看不到的。”（日本作家太宰治以鲁迅为原型的《惜别》第74页之《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
我们简略地以鲁迅在日本的留学生涯来继续深入这个问题吧。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何止千万，但是真正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省思反思的有几人呢？（除了比如郁达夫夏丐尊许寿裳这些人——当然，也比现在所谓“海龟”强得太多，那终究还是一个英才辈出的年代。）《藤野先生》里面那些头发抹油绾起来如“富士山”的同胞就不说了，就拿和鲁迅同在仙台的唯一一个中国学生施霖来说吧，“此时再去看一下被鲁迅刻意回避的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命运。根据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渡边襄的考证，施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满分，英语、代数、几何、图画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在鲁迅离开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从仙台二高的学生名册上消失了。施霖的存在，又在从另一个层面提示着鲁迅的屈辱——愚弱而体格健全的‘示众的材料’”（83—84）
施同学到底是天赋不济还是本无用心呢？我们不好说，但是，当时留学彼邦有很多体格纵或健全，但精神非常萎靡的同胞同学同龄人，是一定的，这再与日本国民自尊自强的民族意识一对比，就鲜明地而具有说服力的证明，“鲁迅最终发现，他是无法逃脱身份的痛苦，也无法逃离自己的同胞。鲁迅后来把拜伦对雅典人的心情表达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他那时对中国人的心情。”（同上），于是“鲁迅决定回到中国人中去，医学解决不了问题，他要‘改变他们的精神。’”(同上)
那我们看看日本人的精神状态吧。“那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这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战争，对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时日本国内看来，这不仅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世界崛起的标志。这场战争让日本民众情绪亢奋。”（第83页之《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
让我们借着李先生的文章用数据来说话吧。
“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吉田富夫告诉我，他统计，1904到1905年间，仙台市曾进行5次市民祝捷大会，庆祝日军的胜利，其中有3次都是在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后举行的，包括‘祝贺攻克旅顺’、‘祝贺攻克奉天’、‘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尤其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仙台有1.5万余名市民参加祝捷大会。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时，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第83页）
据文中李伟先生介绍，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日本电视中还在热播一部名为《坂上之云》的电视剧，“这部由NHK拍摄的电视剧，以明治维新为背景，记录了日本的崛起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情节就是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攻克203高地以及占领旅顺。”（同上）
至于在常态情形下日本民众的奋发有为，勤勉耐劳，还有对于知识以及变革改革的渴望和追求，更是为我们所深知所熟悉，比如被鲁迅骂过的陈源先生就写过在日本一些考察笔录，那已经是二三十年代的事情了，仍然可以从读书做事种种方面，看出日本人值得我们学习并深思的两个字：认真。而认真的人，一般都是对于自己还有生活有要求有目标的，因为一般要想活得有尊严的人，才会正儿八经地对自己提要求并建立目标。
三，根据当时身历的中国社会而引发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思考与颠覆
鲁迅最开始回到祖国的时候，是在1912年5月5日，在好友许寿裳的推荐下，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南京任职。8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还要他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95页之《鲁迅的诞生》）
这个时候鲁迅对于“共和”充满了希望，是很想做点事情的，他在多年后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却是光明的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当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是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同上）
最开始，抱着“新生”希望的鲁迅的确忙乎了一阵：到天津考察新剧；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图书馆。等等。这基本上都是秉承蔡元培所谓“以美育代宗教”的改革思路。但是这些殷切期望没过多久，全都幻成空花泡影。
所以后来据李先生说，鲁迅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频率最高的就是：寂寞。最早他和兄弟周作人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结果却几无反响时，他就体会到国民性特别是智识阶层带给他的寂寞；在绍兴中学堂，坚决不留辫子的他，再次感受到深冷的特立孤行的寂寞；辛亥革命后他继《新生》之后，再办《越铎日报》，“讲人权，讲自由，讲真知，讲公民的责任”，然而挫折一来，往日迂腐，尽成新贵，得到的，还是寂寞；后来的后来，好友范爱农伤心而死；妖孽袁世凯称愿而帝，带给他的，还是寂寞。
于是众所周知的他，开始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例如抄古碑，校勘古书之类，他对政治似乎已经绝望了，但是，他对所谓的国民性，似乎还要绝望得深，同样是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说，“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就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97页）
《新青年》一来，也就是在1918年5月的时候，他又在好友的激励下重整旗鼓，发表了三十七年以来首次以“鲁迅”为笔名的小说：《狂人日记》，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一点点奠定了他日后的盛名，这一点很类似克伦威尔的际遇。
他开始接二连三猛烈地批评时政，批判社会，批驳人心。他仿佛一瞬间焕发出消沉过后，从未有过的青春和锐气。虽然正如李先生文章所谓，最开始陈独秀及其同仁筹办《新青年》的动机，并非针对时政，而是源于一种思想国民性的改造。
“1915年，陈独秀就说明了办刊方针，不是‘批评时政’，原因在‘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陈独秀认为，现在重要的是提高国人的觉悟，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改造青年之思想’。”（98页）
“与鲁迅一样，陈独秀与胡适同样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问题是人们的思想和一人当政的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此《新青年》的具体目标，就是打倒儒教道德以及支撑这种道德的家族制度，主张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同时，语言和文学的改革，作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部分，成为运动的重要支柱。”（99页）
正如李先生引用的伊藤虎丸所谓，“中国近代化的特征，就在于它沉重的不易容纳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欧近代，就在于它高傲的传统文化的抵抗之（换句话说是保守性）。而这份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堵阻碍近代化的几乎令人绝望的因袭之墙。由于两个方面，难以分割地交错在一起，也就不是用‘好’的遗产或‘坏’的遗产所能简单的来区分。”
于是，李先生得出结论，“而新文化运动的靶子，就锁定在保守的传统文化。不推倒这堵（慕春按：原文错为“赌”）绝望之墙，就无法建立新的希望。”
所以，我向来以为新文化运动未必全对，但也未可全非的道理，就在这里，凡需推翻某个根深蒂固的传统，矫枉过正以求呼应好先声夺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要对此有一定认识，否则，即是盲人摸象，只“看”一面于是还自以为睿智。
同时，如果我们暂不考虑制度性变革同样重要紧要的意义，而单从“孤立的一面”考虑鲁迅心目中的国民性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政治变革之根本意义，用李先生的话，再根据我对某些历史某些现实的一点思索，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
“鲁迅试图通过《狂人日记》，去揭示出‘吃人的社会’的整体构造。这比攻击社会的黑暗，比控诉独裁者的暴虐更为重要。因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题（慕春按：“主题”似应为“主体”）终究是被压迫的民众，如果不改造国民性，不去解放民众的精神，那么历史只会永远重复下去。在这些民众身上，鲁迅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99页）
在李先生看来我也赞同，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现实的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立，就不会产生民众间民主的协商与沟通，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当然鲁迅的潜台词就是：这样一来，无论哪朝哪代改朝换代都一样，由此我们必须省思：制度与人心的变革，即使在理论上，也要同行并举，否则，后遗症很多，也难收实效。
这就是深得我心的鲁迅先生我所理解的主体意识，我总觉得——向来觉得，鲁迅先生不但认识到了制度的变革，同时，似乎从现有资料迹象上可以审查到，他对人心也就是国民性的改变的认识，更为深远也更显急迫。并且，这几乎可以粗线条涵括鲁迅先生为之努力并战斗的一生：他对阿Q式人物的批判和鄙弃，他对传统文化坏的一面的攻击，他对青年的关注乃至下一代的殷切期盼，他对遗老遗少的辛辣嘲讽，几乎都是源于他对国民性也就是伊藤虎丸所谓“主体‘个’的责任意识。”
伊藤虎丸认为，《狂人日记》不仅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填充了实际的内容，还开辟了以白话来表现西方近代思想的近代小说之路。“陈独秀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是侧重张扬进化论，‘民主’、‘科学’这些西方近代思想，以此作为权威从外部对落后的中国封建思想进行批判。而《狂人日记》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为媒介，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第100页）
其实，不止《狂人日记》或《阿Q正传》，基本上鲁迅的短篇小说，都是在直接间接地批判或影射“国民性”，无论是李先生所谓：革命者的断头，中医的荒唐，食恶人心肝的恶习，围绕辫子的悲喜剧，对他人痛苦和不幸的麻木的旁观者，尤其还有那些围观杀头，以此做赏玩的看客。
这些，都是鲁迅先生在那个时代（慕春按：国民性是分时代环境的，不要笼而统之，这是钱先生一篇好文对于我们的提醒和叮嘱，所以，纯粹点说，这只是鲁迅先生那时候的了解和理解的国民性，现在的中国与中国人，虽或有“遗传”有“继承”，但也有具体情境的不同，我们要具体而深入地分析考究）的直指人心，而发人深省。
这篇文章跟着还讲到了鲁迅先生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与陈独秀与胡适的某种程度的分道扬镳，所谓“家庭崩析同人分裂”，虽不能说是老生常谈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过这段话倒可录下来供大家参考：
“家庭崩析，同人分裂也使鲁迅感到无助，如同独自行走于荒原之上，‘寂寞’再次来临。经过痛苦的思索和彷徨后，他决定继续独自战斗，沿着‘精神界之战士’的路径走下去。”（第104页）
这一点，很类似尼采与叔本华的决裂与瓦格纳的反目哦，假如我们不牵强附会的话，我们还可以说，鲁迅的勇毅，说不定正有低潮时期的尼采先生精神层面的感召。“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跟着的，是李先生所谓“杂文与论战”与“同路人”时代：女师大风潮与杨荫榆的斗争陈源的论争；与梁实秋的人性阶级性的论争；大大小小学者名流以及不入流的文人墨客投机分子种种思想上的分歧和争斗，尽可包笼在这些个时期，总而言之，不管后人如我辈作何评说解读，鲁迅先生倔强个性和深厚学识以及对于包括智识阶层在内的国民性的解读甚或苏联的误读，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为我们这些后来人做一参照并可适当抱有同情的理解。我们既可以省察到他的孤独，寂寞，还有“战士的精神”；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并非不可理喻或不可亲近，而且其间很多言论，实在精彩而很能体现鲁迅先生的个性风采与忧思：
——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慕春按：原作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更直截了当地说 李伟语）：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创造这个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四，决定性的个人天赋
我说过，孙郁先生那篇文章很常规，换言之，就有点小可以为的“庸不足道”，相反，舒可文先生这篇《鲁迅之疑——“国民性”的检讨再检讨》，倒有点耐人寻味的耐读。
此文的价值在于，对于国民性的检讨甚或批判，即使执之甚坚的鲁迅先生，也有某种程度的纠结，所谓的检讨批判，很多时候并不客观甚或全面，不过是根据当时国际情势现实处境而生出的变革之心罢了。所谓“‘国民性’的检讨再检讨”。
这种源于外部的检讨，正如舒先生所谓，“对于中国，关于现代的观念是由竞争概念被启发的，从开办洋务、维新变法到革命思潮，都是在选择新的方式来组织被国际竞争冲散的中国社会，使之适应现代生活。”（第51页之《鲁迅之疑——“国民性”的检讨再检讨》）
于是，从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兴民权开民智开官智，乃至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胡适，都把自己思考忧虑的重心，放到了对于国民性的检讨上，比如“胡适发誓20年不谈政治，这话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说的：‘民国6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20年不谈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而对国民性的省思，早在1889至1890年，出自美国传教士史密斯那本《中国人的特性》（那时译作《支那人的气质》）对于当时知识阶层的影响或启迪，也是不容忽视，比如舒文就谈到鲁迅先生逝世前两周，还在《立此存照》（三）里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第54页）
此书凡40章，罗列了中国人的四十条特性，好的有“勤劳、节俭、生命力顽强、仁爱、重责守法”等，差的呢，有“面子、麻木、有私无公、缺乏同情心、少信用、迷信，这些被他描述的特质，”舒先生说，“似乎至今都不陌生。”
跟着梁启超也在1901年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列举中国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如：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
当然，正如舒文所指出，对于这些陋习卑性，也有学者如潘光旦还有辜鸿铭包括梁启超本人在1911年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舒先生所谓的“有限辩解”，梁启超多少在辩证地看，比如“不争也可是平等观念，爱国心不发达也可解为有世界主义胸怀之类”，他也突然感悟到，也许与科学有关的智力并非西方人的天性，“不过200多年的事”，相对于潘光旦的从生物学立论所谓离开文化领域走入生物领域来看待中华民族仍然伟大，辜鸿铭在1915年结集的那本《中国人的精神》，是指明要与史密斯的书打对台的，因为他觉得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无法真正深刻理解真正的中国人。
舒先生在这里还提到了萨义德的所谓东方主义理论，“来自强大文化的叙述可以形成一种霸权，并会遮蔽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从而以一种“思维定势”的方式扭曲人们对自身传统乃至国民性的认识，于是舒先生提出：“这个理论提出的解释方法，被运用到百年来对中国国民性的解释之后，这种否定性的判断究竟是据实而论，还是被叙述所塑造？还是据实而论的批判在长久的重复中得以稳定，成了阻碍和改变分析手段的方便借口？引发过一阵不小的争论。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前提是这种否定性形成于中国战败的那段历史中。”
国民性自检作为思想母题，还在舒先生所指出的储安平于1948年所著的《英人?法人?中国人》那里，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引申。在储安平的理解中，“现在的中国人已失去了他们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而分为两类：比较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中国农民和醉心抽象全无实效的知识阶层。
而鲁迅早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也做出过舒先生所谓几乎相同的判断：“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
在当时的社会形势国家情境中，有两类思潮，一为国家主义，一为世界主义。前者“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后者“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正如舒先生所谓“鲁迅所说的‘国民主张’所对应的民族主义知识，来自现代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民族自决意识，而所谓的‘世界人’多对应的无政府主义，是伴随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而兴起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在当时都是被当做最为进步的知识为中国时贤所推崇的，而鲁迅却从中听到了六种‘恶声’：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这些恶声造成了一种‘恶浊扰攘’的‘寂漠’和‘荒凉’”（第58页）
之所以如此，舒先生引证阐述了不少 ，在这里简单说，尽管鲁迅先生实际上只分析了破迷信和崇侵略的两种恶声的弊端，但大概可以推揣的是，在接受了尼采的主人道德自主精神的鲁迅看来，国家主义的弊端固然可以在制度上予以实行而促使强大，但缺乏对于个人人格主体意识的尊重；而世界主义的弊端在于看似博爱无边，而多少无根渺茫而容易流于理论上的演绎或空想。我们应该历史而具体地看待这种舶来的文化思想，而不能根据我方积弱的形势而强行引入不予消化，否则难免于偏执而扞格不通，于是流弊甚大。特别是在这里，“鲁迅指向的是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主张，这两者在‘五四运动’时改名为‘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当然没有反对物质和众数本身，只是拒绝那种崇奉逾度，倾向偏趋的媚态，他指出的是，物质不能‘尽人生之本’，众数也不足以‘极是非之端’，若没有内在精神，没有尼采说的个人，则凡事不举。“（第58页）
这正是我前面所引的那句话的由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而昧于世界形势，但我们也要葆有自身的传统与主体意识 ，而不能随波逐流只顾眼前而无信仰根基在胸，而这，都需要那种不与世浮沉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来“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才能两无所偏而取精用宏，“至此，我读到了一个与世界思潮，与本族血脉和解的鲁迅，他为现代主体人格的建设，设想了一个发生于他与我、新与旧之间的相互滋养、相互批判的进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呢？好比舒先生所引的1980年哈贝马斯在接受阿多诺奖时所作的演讲：《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里面分析了现代性的两种动力：
一个是追求现代价值的肯定动力，一个是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以此揭示出现代化道路的未完成性质。
而这，其实也是具有深厚古典传统的尼采的某种意义的现代性省思，一方面他要重估一切包括过往的一切价值；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因为传统的积淀吸收而对空洞的煞有介事的所谓的“现代性”进行他所理解的批判。
鲁迅，某种意义上，不也是对于尼采的继承而在中国情景下的一种活学活用吗？
于是，放置到比如哈贝马斯理论化的解释中，“鲁迅遗产展现出更宽阔的意义。而我，竟是为了完成他的时务，才读出他那种深厚的承担……”
在从我所附录的页码上，可以看出在我“倒吃甘蔗”的有意之举中，回归于我在本文之初装模作样的列出的那个命题式样的呼吁，其实与我所理解的鲁迅先生本质上相同的呼吁 ，而且，我觉得在这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制度变革与人心纠驳的极易引发争论的二元纠缠中，孰先孰后中，仍然不失为一种意义：
我要你们注意——人！
我觉得这个“人”字包含了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吟味的东西，否则千人一面万口同声，还是逃不了鲁迅先生当年所谓：
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若其靡然合群，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
我们每个真正能思考望独立讲自尊的人，何不找个时候，鉴往知来地扪心自问自审自己所有的，那颗灵敏善感的心呢？
老实说前文所述的孙郁先生的访谈录虽然在我或偏执或浅陋的夜郎自大的心里觉得不怎么样，但是这几句引用还是颇合我的脾胃的：
“他说中国最怕‘爱国的合群的自大’，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人要有个人主义精神，要保持个性，要成为自己而非他人。”
真是说说容易，但又——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