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豫生先生写了一篇《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的文章，读后觉得曹先生的认识不为无见，敏锐地发现并渴望解决一些问题，用心也不可谓不好，但有些问题还是有些偏颇——因为缠夹，似乎理解得也不够深入彻底，本来在文化方面我就准备就部落里的“偏见”主题写两篇文章，但最后只写了一篇，还在“润色”之中，那么这另一篇，就借着楼主这篇文章顺便揭出吧。而目的，不过是为了补充与商榷。
一、所谓包笼儒家的中国文化与含蕴基督与自由主义的西方文化
先简单把中西两种文化予以我所理解的“定位”：
本来我向来觉得中国文化不止儒家，还有道、墨、法、兵、名、农兼阴阳家，魏晋隋唐以后的佛学各门派乃至极盛的禅宗，以及宋明后吸纳印度哲学的所谓“理学”，以及其他的一些比如文学艺术生活观念上上代代相承而形成的广义上的传统思想，等等，等等。
本来西方文化也不止基督教文化与自由主义理性传统。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一种，据我理解，它是源于希伯来犹太文化，严格说按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追根溯源的详细分析阐释，本来源于亚洲，并且其本身也吸收古希腊罗马的许多文化因子，虽然传统上由于“受众”的关系，以及历史传承方面的种种观念上与现实里的原因，我们把它归于多半是文化意义的“西方”；另外除了希伯来以及后来代罗马而兴的基督教文化，还有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两支。因此，所谓的“西方文化”与我们的“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大致上都是一个多方面的杂糅与融合而并不纯粹——并且这种交流融通除个别时期有“罢黜百家”以致“一家独尊”的现象，总体来说，无论时间上或是空间上，都显示一种不间断地嬗变交融的过程。
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或者文明不应存在亨廷顿所论述的冲突，虽然这种冲突往往确实人为存在，也值得我们深思反省，而应该学习身为伊斯兰人而偏偏浸淫西方学术的萨义德所谓，是应该抱有一种无分彼此共同进步以臻大同的态度，实际上萨义德在包括《东方学》与其他许多著作都曾从反面提醒我们，东方文化（他一般特指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应该一视同仁置于一个平行层面，好比西方人应该与阿拉伯人和谐共处一样。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努力的，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毕生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学者朱尔典（D·S·Jordan）所谓：“文化不能互相冲突。如果冲突，他们就不是文化。”（参观辽教版沈有乾先生留美散文《西游记》之“附录错误的标准化”）我之所以借用这位教授的话，就是想要证明，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有冲突的就不是文化，或是对于文化护持的态度与运用的理解有偏差。就拿我欣赏备至的钱钟书来说吧，在观念上说他可谓一位杰出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热爱文化兼顾中西，信奉个人价值饱含艺术情怀，从学问上无论文史哲他无所不包于是就无所不通，从文化吸收上他精通英法德意等西方主要语言，并对西方自柏拉图开创的哲学传统一直到近现代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各种学说，乃至印度以及中国本土化的佛学佛经，多有用力并颇有自己的心得与解会，以致有人称誉他为“文化昆仑”；有人如柯灵、吴小如、夏志清等多人则公认为博通中西学贯天人的一代大儒，与名震寰宇的陈寅恪先生齐名而无有愧色。
为什么要说钱钟书是自由主义者呢？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自由主义，在方法理念上，根本不必限制在比如信奉民主宪政人权自由等基本范畴上；在具体派别上，也不必非要拘于英国现代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家霍布豪斯（注意：不是写出《利维坦》的霍布斯）在他的那本《自由主义》中所论述的三派：洛克休谟派，穆勒边沁派，还有著名英国政治家科布登的那一派。而是可以笼统的说一句：凡是追求人类幸福，并在智识上兼收并蓄，且提倡独立思考与人道宽容的学者思想家乃至一般民众，都可以纳入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派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一方面可以承认钱先生的“大儒”地位，一方面由于他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且颇有悖论的味道，但意思不浅，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一切革命在事实上成功往往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站在文化范畴我与钱钟书先生都不怎么喜欢的封闭与叫嚣与激进的角度，所以假如非要归类，我愿把钱先生归入“温和的自由主义派”。
三、“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吗？
这是曹先生文章的题目，我在后面加了一个带着问号的“吗”，并非单纯的质疑或是反讽，而也有自我警醒的探询意味，还想表明，如果曹先生所见所述切实，那么或许真是“冲突”了，但如果以我之见从“学理”上讨论，一方面虽然多少知道些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我，既不想要偏袒儒家也不想去卫护自由主义，因为凡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你去提倡或者卫护，就如金子一样，终究会发光，虽然有位女士说了，是金子未必会发光，但她还是承认，发光的，却一定会是金子，至少会有金子的份；一方面正如上面朱尔典先生所述，文化假如不是冒牌伪劣，根本不应该有冲突！正如我以前简绍过台湾哲学家方东美先生一样，他就提倡印度哲学、中国哲学还有基督教文化与西方理性传统这世界四大思想潮流可以并行不悖一视同仁，而根本不必强为轩轾以衡优劣；并且，我之所以喜欢征引钱钟书先生的“格言警句”，好比研究过莎士比亚的兰姆好引前者的成句一样，既可表示我对先贤的崇敬与学习之热忱，同时也想间接暗示：真正的大家，不管他是否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如我这样无门无派只求真理的俗世凡人，他尽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与人生抱负，而完全对于各种文化抱着一种博观约取的态度。
因为我个人觉得，无论从求知问学还是立身处世来说，这都是一种有益的人生态度。我所喜欢的作家群中，除了非常具备我所喜爱的个人特质与深度，但思想上略微有些偏颇兼文学上有些另类的废名与尼采叔本华纳博科夫以外，像梁遇春先生，钱钟书先生，周作人先生，罗素先生，蒙田先生，霭里斯先生等学者思想家，都在文化上抱有我所推许的那种王阳明所谓“心同理同”的通达态度，而决不固步自封与妄自尊大，永远怀着一颗包容万物笑看人生的豁达心灵，从而给予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以无穷的启示与有益的启迪。
所以我现在可以总结性的再次重复说一句：真正的文化不必冲突也不应冲突，曹先生或者未免把彼此文化的支持者或捍卫者看得太小儿科了，如果不幸而被曹先生言中，时下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真为了这个曲阜旁边的基督教堂的修建而大动肝火，假如这个教堂没有侵犯孔庙以及捍卫儒家文化的人所理解并为公理正义所认同的那种权益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冲突，恕我不恭说一句纯为无意义的庸人自扰，或杞人忧天；同时，我个人还可以不自量力添加一句，无论哪门哪派；不管你是自由主义派还是儒家学派，基督文化的捍卫者还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这个“卫道士”用到这里不具贬义，而是原意），左还是右，激进或者保守，如果为了这个并不能构成对彼此文化的侵袭的“个别事件”而如曹先生所述那样来“大动肝火”，掀起冲突，似乎也有点对于文化的本质理解不够深入，而缺乏某种在这个本就纷扰不断的世界上应具的那份胸襟。并且，即使从政治层面来看待这些曹先生心目中的“冲突”，我们首先要弄清如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与所有喜欢思考的朋友共商：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否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直接地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具备非常死板而生硬的连带关系，比如如果我是个基督教的信仰者，是否一定会是或会被纳入自由主义阵营，反过来说如果我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是否一定意味着我非要信仰基督教文化，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
（二）假如中西文化真有冲突，是否意味着他们彼此遵循的政治理念就一定会有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假如他们彼此所抱持的政治理念或态度都是大同小异，那么他们所归属的不同文化假如碰撞之时，是否真有“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冲突的必要，而无法予以“多元共存”的看待，又或者只是一个无意义的伪命题，据我所知，林语堂就宣称自己信奉基督，同时他也是向来所称的“自由派”，但他个人是从来自诩或自勉为要“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这从他写过的不少推许孔孟的文章就可清楚看出，我就不一一举证了；
（三）即使有些彼此不同文化的捍卫者想要冲突或关注这次冲突，我希望这篇小文在与曹先生补充商榷的同时，还能提供一些也许不为无益的参考，去站在历史的高度全方位多层次思考这个文化与文化之间、连带着政治与政治冲突碰撞的大问题，所谓抛砖引玉，以待来者，小可就不揣愚陋的东施效颦以后，心满意足了。（20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