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 本名马波，1947年生于河北，小说家。其母为《青春之歌》的著名作者杨沫。文革前，老鬼为北京47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曾因有反动言论被关押。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法制日报》工作。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
儿时的电影
我年轻的时候，除了国内的小说电影，主要是受俄罗斯文学和电影影响，当时也就能接触这些。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他为了锻炼意志睡在上面有很多小钉子的床板上，印象很深。书中的主人公罗普霍夫、吉沙诺夫等名字现在依然记得。自己从小能自觉的去磨练，去吃苦，与这本书有关系。
现在的人们当然不追求这些看上去很“傻帽”的精神了，可我的童年都是看英雄主义的电影长大的。50年代这种题材的电影特别多，我记得给我印象特深的是《钢铁战士》，主角是张平演的。讲述咱们一排解放军战士突围，排长跳崖摔伤被俘，另一个小战士和老炊事员也被俘。国民党军官劝他们投降，小战士佯装写投降书，用钢笔扎瞎了国民党军官的眼睛，立即被敌人枪杀。老炊事员当了叛徒。而这排长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后来解放军把敌人消灭，救出了排长。他已被折磨得蓬头垢面，像个野人。结尾是他把胡子刮了，英姿飒爽，端着刺刀重新站岗。还有《董存瑞》也看了好几遍。那个董存瑞很有个性，他好强，爱和人摔跤，有些虚荣，还有点小脾气。我看了后就抱着枕头钻到桌子底下“炸碉堡”……一遍一遍地玩儿。
看完这些电影后久久沉浸其中，产生了强烈的学习他们，模仿他们的冲动。苏联电影也如此，记得有个苏联电影叫《从小培养勇敢精神》，一开始就是一群小男孩在水塘里打水仗，一小男孩被打得很惨。他父亲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被沙皇通缉。一天他秘密回家，这时警察敲门了。他将自己的一把手枪送给儿子，从容被捕，不久即被杀害。这个儿子就拿着爸爸留下的枪去找红军。当时苏联内战连绵，社会很乱。他在路上碰见另一个小孩，也自称也去找红军，两人就一块结伴而行。但一个晚上睡觉时，那小孩用大棒子把他打昏了，并说：死前让你明白，我爸爸是白军军官，我要找爸爸去消灭你们这些赤匪。当正要最后打死他时，这小孩偷偷拔出爸爸留给他的枪，把那白军军官的小孩打死。最后他终于找着了红军。电影《保尔•柯察金》是60年代上演的，保尔曾偷了一把手枪，藏在老鸦窝里。还有《小兵张嘎》主角也偷过枪，这都给当时的小男孩一种强大的影响，喜欢武器，喜欢枪。我在文革中四处搞枪，跟这些电影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的个性就是特别容易受感动、受感染，跟母亲一样。看了故事后总要模仿，我妈看了侠客小说后，就要当侠客，我看了革命电影后就要当革命者。年轻的时候干了很多举动很怪的事。比如在育才小学时，以穿旧衣服为美、为荣、为革命，认为穿新衣服是资产阶级的，觉得越破越革命。因为那时正面人物都是穿破旧衣服，只有反面人物才是西装革履。所以女同学若穿件花衣服就很瞧不起，斥之为“资产阶级”。
狂飙初起
文革一开始我是反对血统论的。我们学校47中有两个红卫兵，一个是血统论的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为基础的红卫兵，一个是反对“对联”的红卫兵。反对“对联”的红卫兵是先成立的，但被排除在主流红卫兵之外。拥护“对联”的红卫兵占大多数。
我们反对“对联”的叫“47中红卫兵”。我们的头头叫杨志刚，他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反对血统论。我们在当时是少数，受压的。“8•18”毛主席接见的都是赞同“对联”的那一派。我们学校在西郊温泉，那一带军队机关较多，故军队子弟不少。文化革命可闹腾了，在海淀区是有名的，比101中还厉害。学校附近的北安河、周家巷等农村的地富反坏几乎全都被我们学校红卫兵和当地贫下中农给打死了。
我们学校卫生室谢大夫的母亲也被打死。文革初期说她母亲是地主婆，给遣返回原籍，但过了一段时间，她母亲可能无法生活，又返回北京。在学校大门口，让人发现。一群初中小孩就开始打，后来发现她的小包袱里有把剪刀，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就说她企图阶级报复、行凶杀人，打得更凶狠。最后有个同学一脚把她从桥上踢了下去。我们学校门口的那座桥虽然不高，可桥下是干涸的河床，里面有很多石头。老婆婆当场就死了。她女儿吓得流了产。学校团委书记黄秀玲老师也给打流产。我们这派是反对打人的，因我们这派的头头都是高中的，比较沉稳。但高中也有个别人打人，这是人性邪恶的大暴露。打人最狠的、最热衷的竟然是文革前，校领导很重用的同学。比如高三四班有个贫农子弟，文革前是三好生，很积极，但没入了党。文革开始后就说校领导迫害贫下中农子弟，不让他入党。对校领导和老师打得特狠。老师一提他就摇头，不敢相信这人变成这个样子。
当时围绕血统论展开过激烈辩论，我们受到了围攻。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中央文革肯定了我们。我们的观点被实践证明对了，很有满足感。“对联”那派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四三”派，对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成了“四四”派。
拥护对联的还有个叫“红红红”的红卫兵，大部分是初中的，革军子弟居多，头头是彭忆东。后来在西单民主墙时期，他写了一个《在社会的档案里》，从文革初的极左变成了批判现实的先锋，因为这个，北京市检察分院不要他了，调到全总文工团搞创作。
我文革时持这种态度和家庭背景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文教界的干部，当时陆平被揪出来了，我爸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副书记，当然同病相怜了。但我不支持这个“对联”，靠的还是一种本能，从没想过这“对联”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很多人支持这个“对联”是觉得“对联”能给他带来好处。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对联不符合毛主席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为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些日子整天学毛选，翻毛选……，从毛选上看党的政策是不唯成份论的，不搞血统论的。自然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出身有问题，这种受压的处境，也确实促使我不喜欢这副对联，使我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很同情。我妈属于文艺界，当时文艺界被认为是烂透了的，统统是黑帮。陆平的女儿正和我一班，她爸被揪出来后，我还公开给她写过一个纸条，向她表示同情。这事后来在兵团被人揭发出来，说我同情大黑帮陆平。
我这些思想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觉得毛主席对出身不好的态度不是打击排斥的。周总理也曾说过，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选择。所以我本能地反对“对联”。后来有一段我还当了学校的一个什么委员。自从1966年10月陈伯达讲话批血统论，我们这派翻身了，有人推举我当了学校革委会筹委会的委员，掌了些权。时值1966年年底，我们还成立一个47中战斗营，把出身不好的都弄进来了，包括陆平的女儿，以前没有组织敢要她。那时候我们整天学马列，找理论依据，防备对方揪我们的辫子。后来有点累了。当这个委员成天开会，还有一些人总追着我，哭着喊着要当红卫兵。高三四班有个同学，文革前年年都是三好生，爸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成了走资派，她当不了红卫兵，找我哭啊，恳求呀，死活要当红卫兵。整天处理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心神交瘁，就不大想干了。
抗美援越
这时一个同学从云南回来，说有不少人到越南了，去抗美援越。我最初认为不可能，但他说绝对可能，有人都参了战，并列举实例。这我才开始相信有可能，于是暗中组织了一帮人。1967年4月出发。我们是属于去得晚的，最早的1966年10月份就过去了，还有人牺牲在越南。其中一个是装甲兵副司令员赵杰将军的儿子赵建军。
我们一共10个人，8个男的2个女的，都是我们学校的，算是我拉的队伍，叫“毛泽东抗美铁血团”。经过1966年疾风暴雨般的运动之后，又经过大串联，跑野了，没有心思再回到教室搞什么“斗批改”，实在坐不住了。支援世界革命已经不再遥不可及，白日做梦，好像唾手可得。当我们几个一聊起去越南，越说越激动，说得热血沸腾，心跳加快。记得我们是在学校游泳池的一间屋子里策划和组织的，当时我住在那里。我们聊着去越南后可能会碰到的种种情况，觉得马上就要为革命捐躯，要为世界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了。既悲伤又兴奋，禁不住热泪纵横。
这个行动我们都没有告诉家里。为解决路费，我就抢了自己家里的钱，意思是一去不复返。当时父母都不在家，就个两姐姐。我走前把她们都绑上了，怕我前脚走，她们后脚就去报告。为了延长她们晚一点报告的时间，我才把她们全捆起来。这些我都写进我的书里。平日我和家里的感情很淡。还有一个目的是用此行动断了自己的后路，强迫自己义无反顾地去越南前线。
抄完家后，我们真奔北京站，上了北京到凭祥的5次特快。当时觉得买全程票太亏，就买了到石家庄的票。到石家庄后查票时，我们被发现，列车长就把我们骗到餐车，然后叫来一群膀大腰圆的大师傅，通过餐车窗户把我们一个个给扔下车。我有一个背包和一把剌刀没来得及拿，就丢在车上了。后来就只好扒货车，一直扒到凭祥。在货车编组站，每辆货车车厢上都有一个小卡片，写着去哪，我们就通过这个知道货车的目的地。最脏的是煤车，比较舒服的是放机器的车厢，很干净。还有平板车箱，一辆一辆解放牌卡车摞着，我们多次藏在汽车下面。
那些天真是风餐露宿，我们一会分散，一会汇合。中途还被人抢过。扒货车的什么人都有，乌合之众，有的是红卫兵，有的就是劫道的。常常打架，谁拳头硬谁生存，谁拳头硬听谁的。有一个晚上在一小车站上来一帮子人劫住我了，问我要钱。从家里抢的200块钱就在身上，但不能给他们，这是铁血团的经费。为首的是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我背包里有一把斧子，就掏出来和他们对峙，对峙到了另一小车站，这帮人都下车了。我就去找我的一哥儿们，说有人劫我。等天亮后我们一个车厢一个车厢找，找到了就打。这帮人是乌合之众，临时凑成的团伙，哪儿的都有，专劫那些单个的人。后来找见那领头的了，上去狠打，直到他求饶为止。他说他被人抢了，身无分文，只好也抢别人。我们继续找另一个目标。最后在守车里发现，打完后我还把他一脚踢到车下。当时火车正上坡，走得很慢，夜色中我看见他跟在列车后面跑了几步，就消失在黑暗里。那时血气方刚，又有崇高的理想支撑，拿出对付美国鬼子的劲头，痛打这些小瘪三。
中越边界当时并没有界桩。走大路通过友谊关，有人站岗，走小路没人管，走上一会儿就过去了。越南人不会说中国话，但连猜带曚，也能知道意思。头一次，到了那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人家捉住遣送回来了。我们出发了三次都失败而归。一次是被越南人抓住了;一次是被广西当地的民兵抓住了;还有一次走着走着，丧失了斗志，自己返回了。
第一回是被越南公安抓住，我们的部队又把我们要回来，最后送回国。自从总理说“去越南的红卫兵，他们的动机、想法是好的，但这样的做法不好，要劝他们回来”之后，咱们的援越部队就不接受红卫兵了，我们到越南以后，援越部队让我们好吃好喝一顿，就把我们送回来。部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友谊关的边防站。边防站的干部负责处理，他们要政审、检疫、打针。完后，就放我们走了。
从边防站再步行20公里走到凭祥，那真是又累又饿。过去后最大的痛苦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每回都特别饿。我们的目标是越南南方，去打游击。我们当中有一人的姐姐在河内，想找到他姐姐，让她姐姐把我们送到南方。我觉得我们没有走到南方的最大原因是饥饿。在山林中行走没人能发现我们，但要长久生存不行。没吃的、没喝的，逼得你要走出山林，到有人烟的地方找吃喝。我们要是能解决吃饭问题，保准能一直走到越南南方。我们最远一次到了谅山，再远就不行了，饿得不行了。只要一离开深山，下到公路找吃的，就会被发现。越南北方当时是战时状态，公安民兵特别多，严防美国空降特务。而一到有人烟的地方，马上就暴露了。越南的公安马上就来了，让你跟他走。那时对我们还算友好，还行。
还有一回没过边境就被广西当地民兵抓住。对我们最凶的是广西边境的当地民兵，他们对北方人有一种排外的敌意，打起来真打。我们被他们抓起来后又逃跑了，他们很气愤，就敲锣紧急集合，村里老头老太太都动员来，拿着扁担、棍子追我们。后来，被他们抓住了就狠狠打，还叫我跪下，我不跪，就拳打脚踢。
他们把我们送到边防站。但一出边防站就自由了，自己走回凭祥市委。市委已经瘫痪了，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把市委的二层小楼都住满了，都是要去越南的。凭祥市离越南就20公里吧，是离边界最近的一个小城。这里哪的红卫兵都有，有一个还自称是聂荣臻的儿子，后来知道是一个骗子，也被我们狠打一顿。我特别恨骗子。此人自称武汉某学院的，名叫聂军。跟这人说一套，跟那人又说一套，四处向人借钱。有几个上海男女猛巴结他，也有人对他身份表示怀疑，他动不动就说：你不信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去!凭祥市的一个老警察负责接待我们，逐一登记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并去电话核实。最后他告我们，军委办公厅答复说聂荣臻根本没这么一个儿子。我得知此消息后，找到这家伙，左右开弓，拳脚并上，好好教训了一番。还听说有一个青岛来的小姑娘，独自去越南15次，死活要抗美援越，后来她哥哥把她接回去了。这也是老警察告诉我们的，当时我很感动。想想我们去了三次就没信心了，真惭愧。
西藏之行
回北京后，我以后就没回家，住在我姑姑那儿。我从小是姑姑把我养大，所以我和姑姑很亲。姑姑就去我们家找我爸，说我回来了。父亲表示每月继续给我生活费。之后，我就住在学校了。时间一长，父母自己处境不好，与我的关系就缓和了。前些时候我写回忆母亲一书时，得知挨绑的小胖姐姐还曾替我说过话，说我抢家里的钱，父母也有责任，因为他们平日对我太不关心了。我真没想到，我绑了她，她还替我说话。我很感谢她。
这次去越南连去带回一共两个来月吧。我们是1967年4月走的，6月份回来的。这年8月份，我们学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打得特别厉害，还打死一个。我们的组织“毛泽东思想公社”人数虽多，但有一大批出身不好的，比较老实胆小，没有力量，老挨打。
8•21武斗起因是抢夺广播室。广播室原来在我们这派手里，他们来抢，把我们这派的人打伤了。我们就叫外校的人来支援我们，来的是北京钢校的，都戴着柳条帽，拿着棍子，表面上挺吓唬人。到了47中后，“主义兵”纷纷后退。但这帮人不熟悉地形，我们学校在山脚下，“主义兵”退到一个坡上，用密集的石块往下扔，钢校的人柳条帽顶不住，就后撤，一撤就乱了。“主义兵”乘势追击。有一个学生跑的较慢，被追上了，众人围着一顿打，当场毙命。我记得他叫丁世德，当时被授予烈士称号。海淀分局来人勘察了尸体，也追究了。但因为是集体打死的，后来抓了几个人，关了一段时间，就给放了。
“主义兵”那派打死我们的人后，害怕遭报复就都撤离了学校。偌大学校空无一人。这时候我和一个后来的好友杜厦住在学校。他们“主义兵”、“红红红”的宿舍被人砸了，丢了很多东西，如皮箱、皮鞋、军毯、被褥等物。学校附近的农民可能顺手牵羊偷了一些东西。但对方却怀疑是杜厦偷的。杜厦虽然出身不好，但骨头特硬。一般出身不好的都胆小怕事，他出身不好，却勇敢得很，老和对方辩论，所以对立派把他恨之入骨。“8•21”武斗后，他们就说杜厦抢了“回力鞋”[1]等，总想打他。他只好四处躲避。武斗后，学校没法呆了，我听说西藏好弄枪，就想去西藏。杜厦呢，为了躲避对方追杀，也决定和我一块去西藏。
我们是从格尔木，青藏线进去，从川藏线出来的，川藏线沿途风景美丽极了。在唐古拉山口时，有一辆车翻到沟里，我们只好把货卸下来，搬到另一车上。我们本来可以不干，但看见工人都在干，我们站着也不好，就帮着卸。一动就喘，特别喘。脚上像踩了棉花，软绵绵的。过了唐古拉山就到了拉萨。自从平叛之后，西藏的基层干部都配着枪，所以我才想来西藏找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弄支枪。1967年秋，内地抢枪成风，河南二•七公社大规模武斗，到处都动枪动炮。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抢把枪也不算事。我们在拉萨发现了一个当兵的，走到哪儿都背着一把带皮套的五四手枪。拉萨城市不大，只有罗布林卡、大昭寺等几个名胜，老碰见这当兵的，因此萌生了夺他枪的念头。为了不打死他，我用床单将斧头把儿厚厚地裹起来，以防打坏头骨。但那晚上他没有出现在我们埋伏的地方，此计划落空。
后来返回路上，我们在昌都狠狠地偷了一批刀剑，十几把，有长有短，特漂亮，一些刀把上还镶嵌着宝石。由杜厦进去偷，我在外面放风。这是昌都公安局的一间小土房。回到招待所一看，哪把刀都爱不释手。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让回去给捎把刀。我们担心回去这几把分不过来，就计划再偷一次。但第二次偷时，当场被抓。结果连同第一次偷的全部被没收，我身上带着一颗手榴弹也没收了。经过与我们学校打电话核实了我们的身份，就把我们释放。这次教训是太贪婪了，要不偷第二次，就能带十几把刀回来。文化大革命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干许多平时不可能干的事情。
搞到3支枪
从西藏回来后，我们觉得8•21武斗已过去好几个月了，估计没事了。1967年12月7日，我和杜厦就悄悄溜回学校。结果被对立派发现后立即报告了他们的头头。他们就来了很多人把我们堵在宿舍，抓住杜厦猛打。他们没打我，因为我出身好。把他扭送到军训团办公室后还继续拳打脚踢。那晚，满院子都是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只有几个人在旁边死死护着他。但护不住啊，他们人太多，有上百号子人。
那时军代表根本没权威，说话没人听。军代表一看不行了，就打电话给北安河派出所，让他们把杜厦带走。他谎称公安局要拘留杜厦，那派人才住了手。派出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杜厦带上铐子押走。车一到北安河派出所，警察就解开铐子，把杜厦放了。我们连夜进了城。如果不这样假拘留一下，那晚上杜厦有生命危险。
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敢回学校了。有个同学山根，他姐姐在北师院，我们就住到北师院去了。每天练“块儿”[2]，练格斗、拳击、摔跤，准备报仇。那次打杜厦时表现最坏的一个叫大鼻子，我们准备和他单练。后来我们还是想弄几把枪，杜厦和山根就去了河南信阳。那时，河南信阳的初中生都有枪。我在北京当后勤，他们要什么我就给寄什么。有一个人爱喝酒，我曾给寄过茅台酒，可那人特谨慎，睡觉枪都不离身。发现找大人不行，就找小孩，后选中了一个小初中生。他特爱武术，我们就用几本摔跤书、武术书，换了两把10响的驳壳枪。但我们三人就两把枪，分不过来呀。山根有个姨夫在湖北军区当干部，他就去武汉把姨夫的五四手枪偷了。他姨夫丢了枪急得要命，报告了湖北军区保卫部，保卫部的人来北京找山根问：你拿了姨夫的枪没有?如果拿了赶快交出来，否则你姨夫要受纪律处分。山根说没有，死不承认。湖北军区保卫部一看我们三个都死不承认，就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湖北军区保卫部一找我们谈话，就预感不妙。我们照了一些拿枪的相，在鹫峰附近轮流放了几枪。然后用布包上，抹了很多黄油，放进一木盒子，埋在学校的果园里。1968年4月份的一天，海淀分局先把他俩抓了，一进去他们就都招了，公安局去果园把枪挖了出来。
我进去的晚，放的也晚，在局子里呆了75天，印象最深就是饿。每天两个窝头，饿呀!窝头说是一个四两，其实也就二两半，我在里面饿昏过两次。每次拿上窝头，捧在手上，先把窝头边上的渣舔干净，一点一点地嚼，咬一小口，要嚼几百下，把窝头嚼成糊糊了再咽。吃完以后，还要把每个拿窝头的手指头舔一遍。掉地上的小渣渣也要用蘸上唾沫的手指头粘上，放进嘴里。那真是可怕呀!
那里面有个关了一年的，大腿和我的胳膊一般粗了，只剩下骨头，屁股上根本没肉，没有屁股了。哎哟，整个就是一活的骷髅架子。这人是昌平的农民，民兵队长，村里一老贫农没粮食去队里借，队里不借就吵了起来。队长让他处理，他就把老贫农吊起来给打死了。他常常抚摸着自己的皮包骨头，眼泪汪汪。
和我一屋的还有一个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说是现行反革命，进来时就被打坏了，有内伤，整天躺着。我们在里面白天不能躺，必须端端正正坐着学毛选。那个人就在我旁边，白天也躺着，老是呻吟。看守带他去海淀医院看，医院一听是现行反革命，不好好看，没几天就死了。死的那天晚上，他不停地叫。我不知道他那么严重，还嫌他喊的声音太大，弄得别人无法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死了。全号子14个人却十分兴奋。因为他剩下了几个干窝头。大伙迅速地把剩窝头分成14份，每人享受了一份这额外的食物，感觉特别幸福，特别美好。
每个号子里面有一个便池，有一次我站起来小便，起来快了，一下子就晕倒在地。第二次也是站快了，一站起来就“嘣”地跌倒。以后害怕了，在里面走路，都扶着墙慢慢站起来，再扶着墙慢慢走路，像个八九十岁的老头儿，一步步慢慢蹭。长期饥饿，把年轻人饿成垂垂老翁!里面个个人都这样老态龙钟，说话有气无力。听说现在看守所能吃饱了，是个很大进步，那时就故意不让你吃饱。
看守所里一般都有犯人头，我还当过呢。原来的走了后，我当上了，就是看你没什么大事，负责组织学习。那时候牢头不能随便打人，也不能多吃多占。我们每顿吃饭都轮流第一个拿窝头，牢头也要排队拿。送饭的给你送14个碗，每个碗里放一个窝头，今天你第一拿，明天就最后拿。14天一个周期。第一拿的可以挑一个大点的窝头。说是大个，实际上都差不多，只不过有的窝头多一小鼓包，有的窝头有那么一小坑。刚进去的时候，不饿，我随便拿一个。呆了一个礼拜之后就饿得不行，也使劲挑啊。我眼镜让人拿走了，只好撅着屁股，把眼睛几乎贴在窝头上面挑。饥饿导致了人丧失尊严。后来有一次我饿得不行就含着泪喊：报告班长，共产党毛主席说不准肉刑，你们为什么不让吃饱，这不是变相的肉刑吗?看守说，这还不老实呢!吃饱了你们就该在里面瞎折腾了!由于饥饿，人们说话都声音微弱，更没劲折腾。也有个把折腾的，那是不想活了。大多数都服服贴贴，就饿你这一招儿，能给你治得服首贴耳。
后来给我们办了学习班后就放了。家里没有找人活动。我给家里写信，家里说：谁让你瞎闹的?不管。那时看守所也人满为患，每个号都挤着呢!混身都是虱子。还不断有新人进来，看你饿得差不多，刻骨铭心了，就办个学习班让你走人。
我记得是7月份出来的，出来以后居然一天长一斤肉，持续长了20斤。这些经历对我当时也没什么影响。我搞枪也不是想去抢银行，当劫匪，坚信大方向正确。当年看过《青年近卫军》，很羡慕他们跟德军打游击的生活。觉得我们迟早要和苏修打一仗，有把枪可以挺身而出，救国救民。当时就想象青年近卫军那样干一番事业，没想干歪门邪道。在里面警察曾问过，你为什么要搞枪?我说：我们红卫兵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爱的是手枪匕首，爱的是炸药手榴弹，爱的是埋葬美帝苏修的革命战争。
牧区生活
出来以后，正赶上去黑龙江兵团的要走。从夏天开始，同学就一批一批的走，到秋天我们学校有一大批人去了内蒙古锡盟插队。1968年11月我们66届的要分到山西农村，我不想去，和杜厦几个商量，就决定去内蒙。当时学校是工宣队领导，工宣队正办一个学习班，学习班里都是打砸抢分子，干什么的都有。我是因为去越南，搞枪这个事，也在学习班里头。
我们就密谋去内蒙，暗中准备了点钱和粮票。事先，我把这事告诉了哥哥，他又告诉了我妈。我妈立即就让我哥报告给工宣队，结果工宣队把我关进小屋。审查我半天，怕我外逃。我说，我们要去内蒙古插队怎么错了呀?符合大方向呀?家里的人来学校告密让我很丢人，使我对母亲很有意见。最后我们还是私自去内蒙了。走之前最后一刻我才告诉我妈。这次她没反对，给了我一些钱。当晚我们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了。
时值1968年月11月，到了张家口后，准备步行到锡林浩特，想用这种方式表示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的决心，让人家接收我们。结果走了一段发现不行，内蒙古大草原几十里没人烟，吃饭睡觉都成问题。只好又拦汽车，最后到了锡林浩特，找到了“知青办”，人家表示拒绝接收。因为国家有政策，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450块钱，现在他们的经费都花光，无法再安置了。我们当时住在盟中学，呆了几天，眼看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我们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办。正好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的儿子在这个中学，我们就和他套近乎呗，给他几个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大像章，那时主席像章正火着呢。我们和他混熟了后，他就领我们到他家，我们每人给他爸一份血书。司令员受了感动，大笔一挥，批准了我们。当时内蒙古正在“挖肃(内人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赵德荣是一把手，正掌权呢。我们最怕内蒙这边不要我们，还得回到学校。学校那边的工宣队看我第二次逃跑，气得要命，回去准没好下场。这下我们才放了心，以后就到了西乌旗一个牧场。当时去内蒙，一是觉得牧区比农区好玩，能骑马，射箭、摔跤，比农区有意思。再一个就是内蒙古地处反苏第一线，将来苏修要打我们，最先要从这里进攻。战场就像山珍海味一样，对我们充满诱惑力。当时还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去的。我们在招待所见一女生，也是北京来的。招待所炉子不暖和，冻得她披一条大被子学毛选。后来她和我们分到了一起。
我们去的时候，开始还没兵团，把我们分到一个牧场，1969年3月解放军接管了我们的牧场，就成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5师41团。我们刚到草原时，就赶上“挖肃”。我记得当时《内蒙古日报》上的大标题是《当前“挖肃”的最大危险是右倾》，其实打击面已经很大了，还说是右倾。但我们相信报纸，积极投入了“挖肃”。大多数知青是支持挖肃的，但也有一小批北京知青反对“挖肃”。这批人能独立思考，有远见，比我们水平高。我们当时就是打手。所以我们和蒙族牧民关系不好。我们心中想的是下牧区后，千头万绪抓阶级斗争是第一条。要搞阶级斗争，就要积极参加“挖肃”，积极参加抄牧主家。
后来，听说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周总理写信反映了“挖肃”扩大化的情况，总理收到她的信后，才指示内蒙古停止搞“挖肃”。当时滕海青是内蒙古的第一把手，老说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周秉建给总理的信中说：我们这里好人成了百分之五了，百分之九十五都成了敌人。《狼图腾》的作者吕嘉民也是反对“挖肃”的，还有在宝日格斯泰烧死的那个北京知青杜恒昌也不支持“挖肃”，他们依据的就是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挖肃”违反了这一条。
下牧区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牧主背后都缝着白布条，上面写着牧主分子某某，这与内地不一样。每天早上有个牧主给我们生炉子。我们住在蒙古包里，不生炉子不敢起床。里面跟户外一个温度。我们都穿棉衣，早上棉衣冻得跟铁块一样，一挨住你37度体温的皮肤，刀割一样。等牧主把铁炉子点着，放上一簸箕牛粪，把炉筒子烧红了，包里特别暖和。外头朔风凛烈，里头你却可以只穿一背心、裤衩。我们趁这个机会才能穿上衣服。蒙古人睡觉不脱衣服，只把皮裤脱半截，穿着大得勒，再盖上一个皮被。早上不管多冷，起床都很容易，一点不觉得冷。因为羊毛无论多冷，都是温暖的。很快给我们知青每人发了8张白羊皮，牧主帮我们熏成黄色，熏完以后，就不冒油了。再让牧主老婆无偿地给我们裁皮子，缝得勒。可我们后来还去抄了人家的家，当时我们是比较左的。
1969年1月1日，为了打响搞阶级斗争的开门红，我们突然去抄牧主家。牧主的一条狗咬得特凶，嘿，牧主的狗还这么狂，就想灭了它。我让牧主把狗给拴起来，准备用铁锹拍死。可那牧主不让打，撕扯中，我的手腕被狗咬了一口，疼得脑门冒汗，就丧失理智，把牧主痛打一顿。这时有一叫赵大嘴的汉人，正好路过，看不过去，就拿大镐把给我头上一下，镐把打断两截，我昏倒了。一个老贫农竟替牧主说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和在学校学的概念完全不一回事!待苏醒过来后，我又把这个老贫农打得够呛。经过这次抄家打人，我的名声就臭了，牧民都说我特孬种。当时知青们分住在牧民家，只我一人留在知青包看家，我不怕孤独。1969年春节，其他知青都骑着马串包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包的饺子，没案板，拿锅盖当案板，每个饺子跟包子一样大，年三十煮了几个大饺子，算是过了年。那晚上附近有牧民喝酒，喝完了，大半夜里出来骑马回家，在大野地里嚎叫，跟哭一样，就是那蒙古长调，曲里拐弯，啊啊呀呀，特别凄凉。我现在写作时常听长调。蒙古族历史上曾辉煌过，但后来衰落了。共产党统治下，挖“内人党”把他们挖得心惊肉跳，灰灰溜溜,他们心里非常压抑。你听那歌就能听出来，他们心里有一种委屈，特别悲凉。虽然这歌是歌颂毛主席的。
我们这些中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抄他们时，他们却惟命是从，点头哈腰。我都奇怪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一个个畏首畏尾……特别奇怪，后来我想，这是共产党整的。那时，老有一顶民族分裂的帽子悬在你头上。只要一强调自治，一与上级有不同意见，就说你是搞民族分裂。
转入兵团
1969年3月，解放军一来，我特别高兴，特别欢迎。因为我们整大多数蒙古人，整得处境孤立。解放军也对蒙古人有看法，睢不起蒙古人，跟我们有共同语言。一说蒙古人就认为有问题，牧主和贫农都串着亲。解放军来后，把我们老知青集中起来到连部住，不再和牧民一起生活。
我们兵团等级森严。现役军人是一等，复转军人是二等，知青是三等，最下一等是蒙古老乡。招待所就特别明显，现役军人住最好的，其次是复转军人，再其次是兵团战士，最差的是蒙古老乡，住的都是大通铺，被子又薄又脏。
改成兵团后，知青待遇是每月工资32块5，牧民就当职工对待，因为我们是牧场，每月四十块钱左右。解放军来后，我刚开始特高兴，后来时间一长就发现解放军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么好。这些干部都是在部队提不上去的，有问题的，犯错误的。他们来内蒙后牢骚满腹，情绪低落。所以在兵团这段期间，我原来对解放军的崇拜，渐渐破灭了。现实中的解放军和电影里的解放军完全不一回事!我们内蒙兵团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每个连的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军医全是现役。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5月内蒙古兵团正式宣告成立，第一年朝气蓬勃，日新月异。当时有个口号：一切为了战备。6月时还挺正常，脱坯盖房，知青们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玩命干。到了10月就特别紧张，成立了武装排，发了枪。这时，矛盾开始显现。复转兵们都是班、排长，领导着知青。谁能发枪，谁不能发枪，他们说了算。包括指导员，他们看不起知青，又嫉妒又轻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呵斥，就上纲。到1969年年底，开门整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我们连北京知青就给连领导写了一封信，书面的提了些。开门整党按连里的计划，大部分时间是学习最高指示，学习北京军区司令、政委讲话等等，真正给连支部提意见就一天。我们觉得没提够，杜厦就写一个东西，找了几个北京知青骨干，其中就有在锡林浩特碰见的那个女生，联合签名了一个意见信，委婉地批评了连党支部。譬如吧：作风粗暴，处理问题不公平，多吃多占，大搞一言堂等等。结果呢，指导员气坏了，说我们几个是在北京混不下去，才跑这儿来的。说我们有野心，想夺支部的权。还说我们来历不明，需要审查。憋足了劲要整我们。而导火索呢，就是我和我的班长，一个复员大兵打架。
我从小崇尚武力，在学校刻苦练“块儿”，练过摔跤、格斗、擒拿……而我的班长也迷信武力，到处炫耀他力大无比，说他一个胳膊能夹一个麻袋上拖车，号称在部队里侦察连的老战士都摔不过他。因为我们俩过去曾摔过跤，我摔他个八比零。那么多知青都看着，他很丢面子。我到了马车班后，他成了我的领导，就治我。晚上让我挑草，早上让我饮马，卸车装车等出公差全让我去。他自己则钻到女生宿舍聊天。
矛盾爆发是为吃饭引起的。有一天特别冷，他让我上山拉石头。冒着严寒，走了几个钟头，装上一车石头就往回赶，因为冷，就把车赶得很快。我眼睛近视，没看到前面路上有一块石头，那石头有尖，我的重车压上去后把我的车胎扎破，瘪了。我只好把石头卸下来，空车返回。先上连部报告，说大车胎破了。正报告时，我们班长也来连部，我站在门背后，他一开门，把我挡住了。他说：“马波把大车胎扎破了。扯球蛋呢，大车胎拿刀捅都捅不破，石头怎么能扎破呢? ”他说得对，一个人拿刀是扎不破，但一车石头有几千公斤重却能扎破。我当时就和他吵起来。副连长说，你没吃饭吧，赶紧吃饭去，这个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等我去食堂后，那天吃包子，炊事员说：你的饭，你们马车班给打回去了。我就回到马车班问这个班长，他叫王连如，我说：“我的饭呢?”他说“我没打你的饭。”我说“食堂说你打了”，他说“他胡说呢，你找食堂去”。我又回到食堂，说班里没打，食堂那天津小伙子说，“没错，他百分之百打了”。我就只好吃了碗干干的小米剩饭。跑了一天，冻了一天，累了一天，他闲呆着还瞎汇报我，还偷吃我的包子。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当面警告他老实点。他自认为身强力壮，谁也不敢惹他。每天没事就去女生宿舍吹牛，人家女生要睡觉了，劝他快点走。他恼羞成怒，抄起扁担要揍人家。他就是这么个二杆子。
第二天一早吃早饭时，我问他，我昨天干了一天活回来，你为什么把我的饭吃了?他说，我没有。我说，炊事班的说就是你打了我的饭。他说没有。我说你以后老实点。他勃然大怒，骂道砍吊哩!咚就给我一拳，从炉子那边一直把我打到墙根，当时穿着毡靴，幸亏我靠住墙才没倒下。然后我冲过去，拿起一个盛面条的铁桶朝他砸去，并把他按在地上，顺手抄起一个装敌百虫的大黑瓶子，要砸他脑袋，他急忙喊：别砸、别砸!因用力过大，离他那么近就没砸着。在我俩撕扭的时候，另有几个人拉偏架，其中有一副班长也是复员兵，他们都向着他。危急关头，杜厦挺身而出，不让他们拉偏手。这样，我才能把对手打倒在地。
晚上，我很早就昏昏欲睡。打一架只不过几分钟，可比干一天活儿累多了。手也疼。杜厦前来告我，那小子对卫生员说“这事没完，七连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杜厦让我小心点。我听后就想得一鼓作气，把他打服了，为民除害，全连知青对他都敢怒不敢言。第二天早上我就主动闯进他的宿舍问：你是不是还要打呀?好，我跟你奉陪到底，手持木棍就打，他拿一大剪刀乱扎，把我手背扎一窟窿。但他没有技术，最后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这时副连长来了说;昨天是他先动的手，今天可是你的不对。让我高姿态，在全连作检查，我说行。后来，我就在全连大会上念了一个检查。这事我以为就过去了。当时指导员在师里开会。据事后了解，他回来后就埋怨副连长，为什么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也不明白这紧急措施是什么意思?
一个多月后，中央开始“一打三反”运动。是杜厦告我的，让我小心，说最近中央要搞一个很大的运动“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还说咱们过去说的那话就再也别提了。因为我们过去议论过江青，议论过中央领导。1970年1月份的一天，团领导到我们连来宣读“一打三反”文件。那天早晨，我刚起来还没洗脸，就通知我去连部，我说我还没洗脸呢，洗完就去。排长说你现在就去吧。我只好去了连部。指导员看见我说：你来了，咱们谈谈心吧。我很纳闷，大清早谈什么心呀?他说先谈谈你的家庭吧。我就开始说起我们家的情况，正说着，门开了，团政委进来，后面跟着几个拿枪的。问：就是他吧。指导员说就是。团政委说：铐起来!保卫干事就来铐我，我一看来那么多人，就没反抗。我问政委，为什么抓我?他说，你做的事你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过一会儿政委就走了，估计他们正在那面召集全连开大会呢，本来他们想让我在全连会场上亮相。但怕我不老实，就把我押在连部，用一辆白色救护车，把我送到团部。
现在回想起来，七连是个人治社会，指导员是强者，他能允许更强者存在吗?你一个知青把他们引以为豪的骨干摔个灰头土脸，人家指导员还怎么领导你们知青?枪打出头鸟，治服你一个，压服全连人，这是人治社会的统治经啊。
成了“一打三反”对象
我们团“一打三反”抓了三个人。七连是我，二连的叫冉长发，天津知青，还有一个营建连的，叫阎肃。二连的冉长发是因为班长(复员兵)平时老欺负他，大过年的又打了他。他找连长让给他调班，连长让他先回去，等调查后再解决，他不回，说：大过年的挨打我受不了。连长说那怎么办呀。他说你把我送监狱去，连长说我干吗把你送监狱去，他说我说反动话了。连长问你说什么了，他说：毛主席不好，蒋介石好。连长脸色一变，马上让人把他绑起来。又是一顿打，脑门都打破了，给关到团部小牢房里。当时他18岁，我比他大两岁。营建连的阎肃也是和复员兵打架而被抓起来。据说抓他以后，陈政委说，还有个七连的马波也给我抓起来。指导员恨我们北京的，因为以杜厦为首给他写过联名信，提意见。这联名信他说是政治事故，说他们打破了班排界线，私自串连，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以后就开始把我往政治上整，我到牧区以后，听过敌台，听过苏修广播。这些很多知青都知道，我曾说：只有两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毛主席说了：只了解共产党的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日本一方，不了解中国一方;只了解自己一方，不了解敌人一方……就会犯片面性。必须两方面都听听才对。我听主要是想知道什么时候打仗。我一抓起来以后，别人就开始揭发了。我给陆平女儿写的条子被揭发了，说过邱会作搞过很多女人也被揭发了。我说过《东方红》不能老唱，多好的歌，老唱也要唱腻了，说过三忠于四无限不能强迫搞，还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这种话不算污蔑毛主席。总之，反正就是给你乱上纲呗。
这样我就变成了政治问题。兵团保卫处冯处长亲自下来调查处理。1970年6月份，全团开大会批斗我们仨，给我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冉长发也定成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个牧民给判了刑，说是强奸少女。其实他们是双方愿意，因这个牧民是连长的人，指导员要整连长，就说他强奸，把他判了。判过以后，就把我送回连里监督改造。
我当反革命后，给母亲写信告诉了这一切情况，希望她能帮帮我。她给我来一封信说，单是你训练狗咬解放军这一条就是反革命，表示支持兵团对我的处理，要我低头认罪。我妈那时特别左。我到牧区后养了一条流浪的狗，见了谁都摇尾巴。我看过一本书，好像是梅里美写的，一老太太为给儿子复仇，做了个假人，腰部放上肉，训练一大狗天天扑咬，后来那狗真替她报了仇。我受到启发，也做了一假人，穿一破绿棉袄，其中一个袖子被烧焦了，蓝棉裤，戴一个蓝色棉帽儿，腰部放些骨头训练狗扑咬……结果兵团整我的时候，说我驯狗咬解放军。
这以后我在连里和其他的地富反坏右一块劳改。所有的重活都让你干。白天脱坯和泥，晚上还要加班。比牧民放的牛和马要累得多。所以反革命不是人当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山上打石头，刮白毛风，不能干活了，就学习批林文件。当时批林文件对五类分子保密，不能让五类分子听，排长说马波你出去吧，我们要学习了。外面刮白毛风呀，当着那么多小青年就把我赶出去了。去哪儿呢?我就钻到石头坑底下，还有一个横挖进去的洞，我坐在一个大筐上，大雪很快就把洞口封住了，里面昏暗寒冷。我那天真不想活了，想拿炸药跟指导员一块同归于尽。虽然学习文件不让我参加，但我能猜到林彪出事了。
一般农村比我们强多了，你到县城、到别的村不用请假，老农民还是厚道的。兵团的环境是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在兵团，离开连队必须请假，回家探亲也不能都走，连队总要保持三分之二的人员，等于失去了人身自由。其实兵团就是中国一大专制社会的缩影。兵团领导为了控制住这些小青年，经常把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拉到下面各连批斗，巡回展览，让他们看不听话，不好好改造思想的下场。当时我感觉，离团部越远，气氛越轻松，喊口号，稀稀拉拉，人们似乎还挺同情我们。离团部越近越狠，团部的知青，一个个横眉怒目，恨不得把你吃了。在千人批斗会上，让我低头，我都弯腰九十多度了，还嫌我低得不够，还不停地打我脑瓜子。
批斗完后，我去找保卫干事，说这么处理太严了，不符合事实。保卫干事说，我们对你最宽大了，单是你抢枪这件事就能判你十年。还说对我的处理经过了北京军区，因为当时内蒙兵团归北京军区领导。
刚回连时，排长、班长问我，这么处理你满意吗?我说：我怎么反革命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结果这话反映到指导员耳朵里，他警告我，对你的处理是兵团党委定的，说不符合事实是闹翻案，是现行活动。团里说你不老实可以随时批斗。这以后我就不敢说了。当专政对象最大的不好受是别人都跟你划清界限。大多数人都不敢理你了，同学们都认为你是坏蛋，认为你当年说的那些想上战场的话都是假的，是欺世盗名。你是伪君子，你有个人野心，众叛亲离，被集体疏远，这最痛苦了。
后来这个指导员给调走了，谢天谢地，我非常高兴。王连长来后我的处境就好些了。王连长很同情我。我去团部贴大字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74年，中央30号保护知青的文件下发了。当时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报告中提到了反潮流。我就去团部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兵团随便把知青打成反革命，与奸污迫害知青一个性质。这把我们政委气坏了，大会小会点，说我的行动代表地富反坏的利益，是一股反动的逆流。团里批我批得很厉害，连长同情我，就让我到石头山躲起来。山上没人，与世隔绝。虽然和石头、草、老鼠为伍，孤独、寂寞，很苦，但没有阶级斗争，不受气，我愿意在山上呆着。老一个人呆着，话都说不利索了。
后来，我还跑了一次。从我们那到西乌旗有二百里地，沿途只有几个居民点，冬天的茫茫草原很容易迷路，一迷路必冻死无疑。我为了不迷路就沿着汽车道走，但绕远。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吃炸的果子，嚼得特别累。雪水在嘴里融化一会后，嘴的温度低了，再吃雪就融化不了，雪水有一股甜腥味，不能多吃。后来走到阿尔山公社后，离西乌旗还有最后60里，我已走了一天一夜，腿抬不起来了。在阿尔山公社饭馆，我吃了一斤肉饼，那个香呀，至今还有感觉，喝的开水就跟甜水一样。那有我们团的一个转运站，一个院子，几间房子，管转运站的人姓包，他安排我在一间屋子里休息，背后又打电话报告了团部。就这样，我连夜又给保卫干事抓回去。关了一段，参加批斗会，当陪斗。反革命呀，跟苍蝇老鼠一样，可以随便打，随便收拾，生命没有保障。后来还是我母亲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给尤太忠(当时内蒙古负责人)，尤太忠又批下来，兵团才下来复查。最后改成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人民内部矛盾了，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监督改造期间工资照发，经济上待遇还是一样。我上山下乡期间老挨整，所以我写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写出的东西自然就比较悲惨。
我是1976年我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当的工人。那时，我爸的一个战友在大同市当劳动局局长。我调到大同之前，从1975年秋在内蒙草原上就开始写《血色黄昏》了。回到北京家里，我想把我在内蒙挨整的这一段写下来，我妈反对。我当时就想写个备忘录，别忘了。我妈不让我写，说我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我没理她，继续偷偷写。白天出去办事，晚上便偷偷写。但到大同以后，我一打开行李，发现我的稿子没了。我立刻明白是我父亲拿了，因为我妈很少进我的屋子。我给我爸写信说这稿子是我插队这些年的血泪结晶，你应该还给我，不应该偷。你要因害怕而烧毁了这些稿子，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他很快来封信，说我反动透顶，过河拆桥，表示和我断绝关系。我就给我妈写一封信说，父亲偷了我的稿子，我向他要，他还和我断绝关系。我以为我妈会同情我，没想到我妈也来一封信，也和我断绝关系。他们俩闹矛盾，但在对待我的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害怕我也理解。可一般家长不会做的这么绝情，为写点东西就跟孩子一刀两断，也太极端了，他们和我感情上还是比较疏远。他们和我断绝关系后，我在大同又重新写。下班后，哪里都不去，就闷在宿舍里写。我非要出这口气，非要写!当时没想发表，就是备忘录。称我为老鬼的天津知青喜刚说，你写那干吗?根本不可能发表。但我心里窝着口气，不写难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的一个女孩总躲着我，我想写出来，让她看一看，让她知道我不是坏人。当时父母与我断绝关系，回不了北京，自己一个穷工人，社会地位很低，连个老婆都不好找。后来她真看了我的稿子了，很受感动，我们又接触了一段，但因为思想差距太大，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时期最终还是分手了。
1976年秋，没想到“四人帮”倒台了，变天了。1977年底，我还能参加高考。那年高考各省自己命题，山西的高考作文题是《知心的话儿献给华主席》。我没想到当了这么多年反革命，又三十好几了，还能进考场，真是百感交集。我一边写，一边掉泪，钢笔尖戳着桌子梆梆响。过去看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好羡慕呀!没想到，咱也能进考场，那真激动啊。我一进教室就写，直写到结束铃响了，我也写完了。监考老师总看我。据说当时很多阅卷老师看了我这篇作文都掉泪了。1977年那次高考我是大同市文科第一，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在伤痕文学的热潮时，我就想出版《血色黄昏》。但是，找了好些出版社都碰了钉子。青年出版社都要给我出了，后来一批《苦恋》，又不敢出了。青年出版社的许岱、王维林看了都说很震憾，难受了好几天。《血色黄昏》的手抄本曾给好多人看过，大多数人的评价都很好。《今天》的赵一凡看后给我写了很长的读后感，现在还保留着呢。郑义看完后特激动，在《黄河》上还给我登了一段。但是出版社还是迟迟不敢出，有顾虑，如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等。我妈只给我介绍过花城出版社，这是她唯一给我介绍的一家。她听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认为我的书可能有点价值，不再反对了。但花城的编辑看后说“立意不高，写一个知青受迫害，没有典型意义”。我当然不接受，又把他的信退了回去，说他这纯粹是奶油小生之见!母亲曾看过我这部稿件的前几章，说我打架写得好，但后来说忙，儿子写的书，她也没全看。
有些人还以为我沾我妈什么光了，我绝没沾什么光，我的书是靠它自己的力量出版的。我上大学后，父母还曾和我断绝过一次关系。那是因为抓魏京生，我和我爸辩论起来了，他说抓得好，抓得对。我说不应该抓，凭什么以言治罪?我爸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难得的领袖，我说小平同志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对，他抓魏京生就不对!老父勃然大怒，让我滚蛋。我就离开了这个家门。
我后来算算，《血色黄昏》一共碰了14家出版单位的钉子。幸亏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南云瑞调到工人出版社当副主编了，他又想起了我这部书。1986年夏天，他对岳建一说：杨沫的儿子写了一部稿子很不错，你给我找来。岳建一四处打听，终于满头大汗跑到我家。这本书终于在1987年冬天出版了。书出来后，我没告我妈，因为她那时也出了一本《英华之歌》，几乎没啥反应。我怕老太太伤心，没告诉过她我这部书怎么轰动。结果她对我姐姐说，小波出了一本书，也不给我一本。我这才送给了她一本书。因为当初为反对我写这本书，她曾和我断绝关系，在我心里总是有一个疙瘩，跟她不愿再提这本书的事。
背井离乡
我大学毕业后，当时分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但不知何故，被拒收，说我岁数大了。后来我了解到，是有个女生向学校告我们班主任，把我作为了一个例子，说我分配工作走后门什么的。其实，她根本不了解我跟父母的对峙状态。但我确实也不想去电影厂，想到一个报社去，能接触实际，特别想去法制报。因为自己当年当过反革命，知道受冤屈，告状难啊，很想替老百姓说说话。因为没有单位，有一段时间我就靠老婆养着。之后，学校又把我重新分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当了两年编辑。最后我还是调到法制报去了。1989年“六四”时，我就在《法制日报》。
当耀邦下台时，我特别窝火。《血色黄昏》出版后我没给任何大官，就给耀邦送了一本。因为耀邦和我老婆家认识，我老丈人是原中组部副部长，1930年代耀邦被打成AB团时，就是他接替的耀邦，他们30年代就认识，是老战友。从他们家我知道耀邦这人品行特别好。他不像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多年官以后，缺少人性。耀邦却是能帮就帮，不怕被扣上走后门的帽子。他说老同志有困难当然得照顾照顾呀!在党性高于一切的共产党队伍中，他这种讲人情的干部是很少见的。何况我又曾在1967年批斗“三胡”(编者注：指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的会上，亲手押斗过耀邦，也有一种内疚吧。我在给他的书上写道：当年曾押过他，很内疚。所以特地送给他一本我的书。没想到他去世前不久和广西的一个教授李洪欣聊天时问：你们认识不认识老鬼，请转告他，他给我的书，我收到了，写得很好。1989年耀邦去世后，李洪欣终于找见我，把耀邦托付的话转告给我。当时《南风窗》还登了这件事。工人出版社的同志告我说，耀邦去世后，床头有四本书，《血色黄昏》就是其中一本，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是从“黄雀通道”逃出去的，没护照，我到那边儿一年多就想回来了。我找纽约总领馆，领馆说请示国内有关部门，一请示就没音信，一年、两年、三年，总没消息。美国好是好，但不是我的永久栖息地。在美国，我感到我是最底层、最穷的人。我在美国人眼中，就是城里人眼中的外地民工，这个感觉很不好。在中国，我虽然被开除公职，属于穷作家，但比我更穷的人还很多，所以我的心情还好一些。但在美国的中国人里，特别是作家里，像我这样混得如此潦倒的，很少。我干过司机、装卸工、送外卖、看仓库、给富人遛狗、打扫卫生、搬运图书、地毯商店的伙计、看护艾滋病人等等。
我的孩子也在美国。我看别人开电招车挺挣钱。我也想法子买了辆开，希望能挣点钱，让孩子过点有生活质量的日子。等我干时，却挣不了钱了。因为干这行的太多了，都是第三世界来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我原以为白天干活，晚上可以写点东西。后来发现开电招车特熬人，你每天必须干12小时以上才能挣钱。这样回到家只想睡觉，根本写不成东西。流亡的生活不是鲜花，不像小说那么罗曼蒂克。那是很苦、很悲惨，缺少尊严的。有些人能说会道，能找到钱，过得挺好。我不行，我嘴巴笨，又不善交际，在美国就只有靠卖力气，所以处在最底层。频频受到美国人白眼之后，我干脆呆在家里，专心写东西。
《血与铁》是我在美国写的一本书，回忆了自己插队前的生活，把文革中干的那些坏事都写出来了，也算是一个忏悔吧。因为美国人特别不理解年轻人为何这么狂热地参加文革?我想应该好好写写这个原因。文革前有那么多思想改造运动，对年轻人反复的革命教育，这种洗脑，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把千千万万年轻人铸成了绝对忠于领袖，绝对忠于共产党的“党卫军”。所以一到文革开始，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忠诚和革命时，就拼命投入，拼命表现。
我后来回国是母亲帮的忙。我与美国是个“民族矛盾”啊，与国内政府是“阶级矛盾”，按惯例，“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吧。所以，我就找母亲帮忙回国。我妈晚年大彻大悟了，临终前帮了我一把。1995年我妈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就给乔石写信，获乔石批准，一路绿灯我就回来了。
我回国后，曾多次给单位写信，说对反革命分子也应该给出路，不能开除了事。但没人理我。有人劝我，《法制日报》不敢给你解决，给上面写信吧，但给上面写了也没人理。没人理就没人理。反正现在房租、水电、取暖费等都欠着，还可以住，没人赶我走。每天吃食堂，几百块钱就能活，有口饭吃就行了。我从来不去理发店，都是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剃光头。除了写书，我没什么娱乐，花销不大。现在我成了中国最低层的了，没有单位，没有分文收入，连烤火费都交不起，但我不后悔。
我现在是以卖稿为生，但我不写那些应景文章，写的都是大部头。我的电脑里共有五部书稿，但是没人给我出。我写母亲的这部书是给出了，但别的书还是出不了。写老干部的《胡开明传》就没人给出，我还写过一个监狱政委，是我在法制报亲手处理的一个冤案，直到现在也没人敢出。我还翻译了一个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传记，也没人出。马克思对布朗基这个人是肯定的。布朗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巴黎公社期间，他被缺席选举为公社名誉主席。但是中国似乎并没有正面肯定过他，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中说中共早期受布朗基冒险主义影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以后布朗基在中国的处境都不好，都是被批判，被否定的。他是主张暴动的，不过他为劳苦大众奋斗终生的精神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布朗基的那种精神并没有过时，他一生为穷人奋斗，替穷人说话，还是要肯定的嘛!现在穷人依旧是大多数，他们过得很不好，应该有人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利益奋斗。
经过这么多年的坎坷，我已经明白，我这一辈子发不了财，我就不是发财的命，所以绝了发财致富的念头。能写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就知足了。来源: 《回忆与反思》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