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推进，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收入分配的失衡趋势日益明显。如何协调收入分配，实现改革成果共享，成为改革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分配思想尤其是他晚年对于我国分配现状的反思开始为学界所广泛关注。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分配思想及其变化对于我们改革中分配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对邓小平的分配思想尤其是其发展逻辑应完整、准确地理解，避免抱有主观随意性的过度诠释。
一
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提出在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中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这一分配方式，邓小平认为绝对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在这一时期的多次谈话中，他都对此进行了强调。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他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他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从以上讲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当时对于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充满信心的。应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邓小平虽然多次强调不搞两极分化，但其主要所针对的并不是现实中的利益分化问题，因为当时的利益分化远不如后来明显，而主要是基于既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同发展的信念，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的一种本能的警惕感，基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一种固有判断。这时，他尚未意识到经济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启动在现实中国的条件下会导致贫富差距如此迅速的拉大，整个中国社会会如此快地表现出贫富分化的趋势，他对此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在邓小平这个时期的观念中，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共同富裕是很自然相关的，是自然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发展了，经济进步了，先富的人和地区带动后富的人和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实现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最起码难度不大，因为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确实，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先富与共同富裕两者的张力还不十分明显。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还带有一种较为纯朴的“自然而然”的意识。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很快就让邓小平认识到从生产发展到共同富裕之间、从先富到共富之间的跨越难度并不小，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远远比预料的更为复杂。
二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由经济商品化、市场化以及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与贪腐等原因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的日益显现，随着国内政治与社会局势的变化，邓小平开始打破原先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所持的自然而朴素的观念，开始认识到先富与后富、共同富裕之间的巨大张力，认识到生产发展与共同富裕并不是自然相关的，认识到社会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拉大。他开始用一种反思的眼光审视这一问题。这一时期，基于国内现状，他主要是联系稳定问题来强调共同富裕的必要性。1990年4月，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同年 7月，邓小平在一次视察讲话中指出：“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同年12月，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以上分析表明，在这个时期，邓小平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完全是经济发展与先富的问题，收入协调与共同富裕作为现实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他的注意。这时，他强调避免两极分化，一方面依据的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理念上的区别，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现实分配问题的某种担忧。“稳定”、“乱子”等说法充分说明他已认识到分配问题的凸显及重要性。邓小平对于分配问题的这一反思非常典型地表明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即改革应然逻辑与实然逻辑的区别。所谓改革应然逻辑，就是改革设计者在一项改革设计之初的应然设想，而改革的实然逻辑则是这一措施实施之后的改革实际发展态势。在应然逻辑与实然逻辑之间往往是存在差别的，换言之，改革进程并不会完全按照改革者主观设计展开，而是具有某种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就收入分配问题而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设计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并没有意识到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巨大张力。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分配却最终成为一个难题在改革中凸显出来。
三
1993年9月16日，晚年邓小平关于分配问题的最后一次主要谈话引起了现在学界与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段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满怀忧虑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改革之初“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到“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对于问题严重性的判断愈益明确，对于改革本身不确定性的认识也更为清楚。邓小平这次谈话之所以把问题讲得很开，一方面是问题本身实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有私人谈话更少顾虑的原因。
需注意的是，尽管问题本身已经出现，要认真对待，但邓小平并不认为分配问题的解决应该马上成为改革的中心任务。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他有自己特定的考虑。一方面，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同年12月18日，他也强调指出：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可见，邓小平当时虽然也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但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并不是改革发展最突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那最突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另一方面，即邓小平常讲的，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是中心。综合分析邓小平晚年尤其是逝世前几年的思想，在他的思维中，分配问题虽然愈益紧要与突出，但更重要的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经济发展还是第一位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这一点在南方谈话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针对邓小平晚年关于分配问题严重性的判断与认识，党中央也在政策方面予以了认真的对待与回应。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理念，即初次分配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在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前提下充分体现效率，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再分配则由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来调节收入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应该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这一分配理念本身而言并没有问题。这样一种分配理念的提出，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过于强调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应该讲是一种基于现实实践基础上的认识的进步。这表明在分配问题上中央的认识与邓小平的认识实际上是内在契合与一致的。
总结以上整个论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其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并不是基于现实的收入差距，而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一种固有认识；其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开始认识到分配作为一个问题的凸显，改革表现出了应然逻辑与实然逻辑的不完全一致；其三，邓小平1993年与其弟关于分配问题的谈话虽然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非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他有自己的特定考虑；其四，在这一问题上，党中央对于邓小平的思考在理论与政策方面实际上给予了认真的考虑与回应。来源: 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