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有关贫困的涵义及其衡量标准的确定，在学者中间仍然争论不休，而且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复杂化。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贫困现象又很简单，因为你无论在定义上进行怎样的争论，贫困都以一种朴素而客观的方式存在着。

因此我们可以说，贫困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的状态，但贫困又绝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状态。贫困同时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

实际上，当我们用“穷人”这个概念来指称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这是在指一个人群。而在社会结构中，这个人群往往成为特定社会分层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尽管任何社会中都会有“穷人”的存在，但在不同的社会中，“穷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含义却会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中，低微的收入、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世代间的传承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穷人”不仅有着极易辨认的外部特征，而且与富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对照鲜明的反差。而在现代社会中，身份的、世袭的、先天注定的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而社会地位的变动越来越频繁。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分层，看作是一些与个人没有固定联系的位置，或者说是社会中的一些“格子”，今天你符合这个格子的标准，你就进入这个格子，明天你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就从这个格子中出来而进入另一个格子。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分层或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是与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作为社会分层结构要素的“穷人”，就可以看出，“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贫困的程度不同、贫困的内容不同，甚至也不在于社会为穷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于穷人改变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难易程度的不同，在于穷人改变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方式和机制是什么。

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发达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两种不同途径。一种途径是针对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一代人的，包括刺激经济发展、改善就业状况、实施福利救济等。事实上，这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于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一代人来说，当然可以通过种种努力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但要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困难的。而要真正实现“穷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就涉及到另外的一种途径，这就是通过教育的机制，使得他们的子女有可能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流动。也就是通过代际之间的流动，改变穷人这个人群中某些人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流动影响着贫困的性质。在社会流动比较频繁的社会中，尽管贫困也具有社会分层的含义，但这样的贫困具有较强的可变性，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僵硬的结构。而在社会流动不易发生的社会中，由贫困形成的结构因素则具有较强的僵硬性，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贫困的复制或再生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国近几十年来不同时期贫困的状况，就不难发现这其中的涵义。在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中，我国的贫困现象主要存在于农村，而城市中只存在个别由于残疾、疾病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因素而导致的贫困。按有关部门的数字，在1978年的时候，我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为2．5亿，贫困发生率达到30％。而且，那时的贫困往往意味着饥饿甚至死亡。但由于当时的贫困具有一种很强的“集体性”或地区性，空间的隔离使得与富裕形成对照的“贫困感”并不强烈，似乎生活理所当然就是那样子。在此后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从而使得贫困的发生率开始降低；另一方面，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个体贫富差别日益凸现。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少将当时贫困的人口当作一个社会阶层来看待。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无论自己生活状况或社会地位如何，似乎都有改变的可能。但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出现了开始凝固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中，不仅贫困在定型为社会分层的结构，而且在80年代被社会流动掩盖住的一些制度或结构开始浮现出来。

在静态的方面，这些因素表现为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在世界性反贫困行动中经常被人们所强调的一个概念。“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已经在世界上获得高度共识。尽管社会排斥的内容涉及到很广泛的方面，但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种社会排斥更直接地是表现为体制性排斥。比如，城乡的制度性分割仍然是造成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源的二元化再分配使得资源更多地向富裕的城市社会倾斜；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高度选择性的，覆盖的是社会中一部分富裕人口；正式就业市场的相对封闭性阻塞了部分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等。

在动态的方面，这些因素则表现为贫困的再生产。当社会分层结构相对凝固之后，结构的再生产倾向会更加强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贫困群体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状态。如果这种封闭状态持续较长时间，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生活世界，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有的制度和文化，其结果必然是这个贫困群体自身的不断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