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从没见过陈映真。一九六○年，只有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一连串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与伞》。那年正是“自由中国”事件发生，我和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没有读到陈映真的小说，也没有见到陈映真，很遗憾，更何况当年他一定是个俊美的男子。一九六四年，我到爱荷华以后，才读到他的小说，如《第一件差事》、《最后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后来的《铃铛花》、《山路》，隐约感到他的忧郁、激情和孤独。在那个恐怖时代，作家的倾向，尽可能不触及社会现实。陈映真独树一帜，他的小说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人性，用艺术的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激进思想，是当时的权力统治者要封闭铲除的。
陈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说家。他的思想可以从他小小的年纪追溯起。他十岁那年，目睹台湾“二二八”事变，看见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袜沾着血迹的外省人，听着大人神色恐惧地谈论国民党军队扬威台北。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押走，住在他家后院的兄妹俩也被人押走。他读初中时，眼看着宪兵在火车站贴出告示：“……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读初中时在父亲的书房发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启发他对文学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读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毕竟没有鲁迅的《呐喊》那么亲切。上大学时，他对于知识和文学如饥似渴，读西洋文学，在台北旧书店搜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联共党史》、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The Red Star over China)、马列选集这些没人敢碰的禁书。他细读《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以及《艺术的劳动起源》这一类的美学著作。一九五九年，他开始写小说了，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发表。从此他没停笔，用他冷峻而又丰润的笔，写出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时，他的左倾思想渴求实践，和几个年轻人组织读书会，那和台湾的现实是绝对对立的。
一九六八年，我和Paul邀请陈映真到爱荷华来，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两人都缺席了。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在苏联坦克车进入布拉格时，逃到地下了。
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一九六○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惟一的办法，是在台湾找律师为陈映真辩护。没人敢接那件案子。终于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国商务律师，当然，他要预付律师费。Paul找到一笔钱，电汇给律师，但给那个隐而不见的最高权威扣下了。陈映真由军法审判判刑十年。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获释。他一出狱，就给我和Paul写了信。他在给我的另一信中说：
在主观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写小说终此一生，虽然有许多困难——诸如自己才能的、经济的、环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会努力地走完这条路，不是对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能，一无所有。
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来时间我能有机会到您那儿去。我倒觉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样同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合一，作为反映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一个卑微的器皿……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早上，美国诗人辛普森(Louis Simpson)来我家吃早点，在门口按铃，厨房的电话同时响了。
陈映真又被捕了! 家也抄了，父亲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带走了几箱书。他坐了八年牢，四十二岁了，再坐牢，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们实在不懂。他上次出狱以后，没有任何越轨的行动和言论。他结了婚，办了个小印刷厂。他忙着养三家人! 父母，养父母，岳家。朋友八月间回台湾看到他，脸色苍白，提着一个公文包赶计程车，忙得不得了。我们实在不懂，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过点自由的日子……
陈映真的弟弟映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
我和Paul根本没吃早点。辛普森胡乱吃了一点。我们都很沉重。三个人谈了一上午，讨论如何拯救陈映真。辛普森是美国很有名望的诗人，得过普利策诗奖。我与Paul和陈映真已神交多年，但对于辛普森，陈映真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
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点，当天他就要回纽约。他在我家厨房连着吃了两天早点，厨房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和炉子之间跑来跑去，接电话，打电话，和美国各地的中国朋友讨论陈映真被捕的事。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家的厨房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强烈的情绪，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说。他面前摆着陈映真的英译小说和他的英文简历，准备带回纽约。
电话铃又响了。出来了! 出来了，我哥哥出来了!
我转身对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映澈继续说：不是释放呀，是交保候传呀，随传随到，案子还在侦察之中。
侦察什么呢?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陈映真被捕三十六个小时以后，又奇迹般地获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获释。他在《关于十·三事件》的文章里写他当时的心情：
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到家里。我立刻驶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的安详，被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赞誉“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的跪俯在他抖战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
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和大陆作家第一次见面。那年从大陆来爱荷华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还有台湾的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陈映真和祖国大陆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达，要和我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大陆的作家看见陈映真，也非常高兴。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陈映真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要记笔记的。他立刻言归正传。
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最动人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打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这小山旁边。陈映真有时趿拉着拖鞋，端着一锅红烧蹄上山到我家来。看着他那神欢形忘的样子，似乎从往日的崎岖回归平常了，我衷心为他高兴。
一天，吴祖光从密西西比河带回新鲜活鱼，陈映真建议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吴祖光住在一起，他烧得一手好菜，当然是他下厨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对我说：你去喝酒吧，机会难得。
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
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
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
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回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神经病，她精神压力很大。
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
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
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
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一九八四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他认为“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阿奎拉(Reuel Molina 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好和平的意识。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 Alvarez)。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飒哈(Sahar 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
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尽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和你聊天。
你喜欢美国吗? 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欢。美国人。政府，不。
你结了婚吗?
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
我们又大笑。
为什么不结婚? 害怕女人吗?
是的。离婚。
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刑四年，在佛朗哥死时，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是共产党员。
我要访问你! 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耳后骨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的情况。
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 我问。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个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中共呀。他有许多关于中共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制度。
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
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 哎呀，那时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
我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
那时不懂嘛! 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
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
一九八二陈映真在爱荷华那年，他父母在美国奥玛哈女儿家。十一月中旬，两老和女儿女婿以及两个外孙女，带了一桌酒席，特来爱荷华和我们聚会。陈伯父见到Paul，两人相拥流泪。他们邀请了所有的中国作家到我家，还有韩国诗人汉学家许世旭。陈伯父和吴祖光拥抱，也是泪汪汪的。
陈伯父在饭桌上起立讲话，声音哽咽：十几年以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家一向是向着大陆的，今天可以和大陆的作家们在一起，这也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关系。我也要特别谢谢他们。
Paul接着说：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晚是我们在爱荷华最动人的一晚。
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写过：
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
陈映真就是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文艺家，一直在他称为“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中独行，即令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虑的，在另一后街中踽踽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