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的23卷《陈映真全集》，已于2017年底出版了。这回，很多人才有点儿惊讶地发现，原来陈映真并不只是个小说家；他写了远远超过“文学”范畴的大量文字。以前读者当然也知道他批评某文化人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或与某学者的不幸“论战”，或他曾以“许南村”为笔名的对自己做的深刻反省…….，但人们（包括我）的确没想到这样的文字他写了那么多，散落在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众多媒体上，此外还包括未刊手稿。我最近问了一下编辑团队，她们算过的结果是，小说约占所有文字总量的八分之一。
对于像我这样所谓陈映真的研究者来说，用句套话，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固然是不用解释了，那何忧之有呢？因为如今要研究陈映真，就得面对他的思想整体——他的全集，否则主客观都不过关。好比是，全集出版以后，你要搞懂他的某一篇小说，就得在一如往常地细读小说文本之外，还要大量阅读那篇小说前后几年间（至少）的其他作品。以前我的写作比较集中在他的早期小说，全集的出版了对我影响还不算大，因为陈映真1960年代的非小说文类写的很少。
由于最近起了个念，想把陈映真的《忠孝公园》（2001）的评论给写出来，我就把已经站在书架上好几个月在那儿干瞪着我的《陈映真全集》第17卷（1998-1999）给拿出来读。我读到了很多篇以前压根儿没读过的，其中还包括那种不管我多么认真搜寻也都不可能搜得到的文章，即，他的手稿。这些手稿成因繁多，有的是发给人家但被删节了，于是根据手稿重新校对，从而几成新篇；也有的是编辑人员发现了某手稿而该手稿疑似曾发表于境外某媒体，但因为是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文章，出处一时不可查究（因此严格说来，这类手稿的身份待考）；还有一种是陈映真写的杂记篇什，处于可发与不发之间，于是编辑会加上一条“疑似未完成”的说明，因此说它是草稿也行。但还有一种手稿呢，则是陈映真写了，理路文气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甚至精彩，但却被主人收置于抽屉里，从没拿出来发表过的。
在第17卷里，我就发现了一篇属于最后一类的手稿，题为《找回能够自己思考的脑袋》（以下简称“找文”），写作时间是1998年8月15日。编辑下了条注释：“本篇应为作者对刊登于《联合报·开卷周报》之文章《1968举世众声喧哗，台湾为何安安静静》（以下简称“安文”）所做的回应。”根据仅有的另一条注释，这篇激起陈映真回应意念并秉笔为文的报纸副刊文章的作者是董成瑜。我寡闻，未知其人也。
“找文”约三千字，有头有尾，文理畅然。那么，为何留中不发？我的确未审其由。日昨再次细读此文，又发现其所探讨的问题颇为重要,而且无论对当代台湾的历史理解或是思想状况，都富有讨论意义。于是更增加了我的无从排解的疑惑……由于这个疑惑是无法给出确解的，因此本文与其说是对疑惑的解答，还不如说是邀请读者一起疑惑。
由于我在北京，暂时无法查到“安文”，因此在以下的讨论里，我无法评论陈映真对“安文”的评述是否正确；说实话，那也不是我（至少此时）的关注。我关心的是，陈映真透过他所阅读过的一个文本，表达了他对于台湾1968年（或台湾1960年代，甚或台湾的当代史）的诠释立场与某些实质看法。以下，逐条讨论陈映真对“安文”的异议。
1．1968年的台湾真的适合以“安安静静”来描述定位吗？
陈映真不同意。事实上，广义独派的历史叙事向来是建立在一种“听觉”上: 228之后岛屿就寂寂无声，要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党外”的兴起，才打破寂静。1970年代初的保钓与1977-8的乡土文学论战，在独派的叙事中也常常是被降低音量甚或关静音。还有更极端的自恋型表述，说岛屿要到1980年代才听到“野火”噼里啪啦的燃烧声。陈映真的抗议，可以说是有这一针对性的。
但是，相对于1968年飙风席卷三大州的对既存体制的抗议，反叛，乃至革命的思想与行动的大潮，台湾1968能不算是“安安静静”吗？陈映真指出，如果只看表面，那么岂止是“安安静静”，根本就是“一泓死水”。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看历史不能只看表面，还要看并听那为表面所覆盖压制的那一暗部。用陈映真的话说：即便我们看到的是死水，也要倾听它底下“被噤抑的啸喊”。
一个人觉得他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岁月静好”，那倒是任谁也不好说三道四的。但我们的确要避免浮泛轻易地说某个时代或某个时期如是静好。因为这样说也许是残酷的无知，更也许是有意的残酷。带着点儿三十年后还得在这个善于遗忘的时代作历史亲证的无奈，陈映真举出了发生于1968年的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好几场对青年啸喊的噤抑事件。1968年听起来是静谧，但那是因为大多数人自己捂上了嘴或少部分人被捂上了嘴的缘故。（陈映真不发此文，是因为“1968”对他而言毕竟还是太及身，情感还是太被触动了吗？）
但我总觉得有些人回顾1960年代的世界与台湾，之所以会觉得台湾格外“安安静静”，除了是因为反抗者的衔枚以及镇压者的低频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即是对于“1968”的世界的想象。“1968”这个空间跨度非常大的可说是全球性的文化与社会内爆，无论就它对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资本主义秩序的拒绝与否定，或是它在时代感觉与思潮上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后者，在很多台湾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的想象中，都是不存在的，结果，关于1968的叙事就好像是一块大部被消磁的卡带一般，断碎不成章。那么，留下来的关于“1968”的记忆图像是啥呢？对不起，那就只剩下“众声喧哗”（cacophony）而已了。而这完全可以楔进台湾的知识分子，社运人士，与“进步”文化人或学生，对西方（后）现代性的想象，其中的核心要素即是：性解放，女性主义、摇滚乐、嬉皮次文化、反叛、抗议、街头民主、社会运动、反国家机器——以及两个欧美“花都”：巴黎与旧金山。“安文”发表于1998年（1968三十周年）。我记得那时候台湾的人文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诗人小说家、文艺批评家……，几乎是集体浸泡在后现代/后结构的词汇狂欢中，而“众声喧哗”正是其中之一。如此，“安文”有可能是对它所回顾的“台湾1968”怀着一种莫名的落后耻感。“安安静静”必然是一个负面评价，近于“死气沉沉”。
那么，如若“安文”果然听到了那些包括陈映真在内的“青年啸喊”的话，它会从而改变“安安静静”的评价吗？
并不会。绝不会。我遗憾地觉得陈映真对他所评论的作者可能有点误盼；他或许设想因各种原因对方听不见或遗忘了那曾经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被噤抑的啸喊”。我们做个假设好了。假设，1998年的“安文”在它对台湾1968的回顾中，竟然看到陈映真等青年苍白瘦削的身影，竟然听到他们“主张马列主义，台湾解放和祖国最终的统一”的声音，那么“安文”作者更可能接着出现的反应是：起先惊疑不知所措，然后立马取消这些“不方便的”杂音杂形，因为它们都体现了那旧秩序及其反抗的“大叙事”，是在历史终结时代中时空错置且不合时宜的现身，是与以“流变”与“多元”为前提的“众声喧哗”的当令霸权文化是矛盾的，好比鲁迅出现在哆啦A梦的乐园中一般。当然，我这样猜测可能也犯了低估那“多元异质”吸纳场的错误。格瓦拉的头像为何就不能出现在哆啦A梦或是“太阳花”的场景之中呢？
2. 1968的台湾是“孤立岛国”吗？
陈映真不同意，因为“不是事实”。“岛国”且就不说了，只论“孤立”。他指出：“1968年的台湾思潮，受西方自由主义、逻辑实证论、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些国民党国家意识形态之外的主流和霸权的深入影响”。因此，问题在于“台湾在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下，只接受西方反共保守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自我滤过了西方在1968年激进的，批判的思潮罢了”。
我同意。但我想“请循其本”，回到一个初始的问题：何以一个书写者竟会反历史、反事实地指陈1968年的台湾是孤立于全世界？“安文”作者是不知道还是不承认1968年的台湾已在经济上紧密编入全球生产与消费的体系与循环中，从而高度依赖以美日为主导的投资策略与市场配额吗？会不知道台湾在地缘政治上对美（日）的高度依存吗？我犹记得小时候（正好是1968）当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尼克森打败了韩福瑞，当选美国总统，消息传来，众人额手称庆。这会是一个“孤立岛国”所可能发生的事吗？但我想，“安文”作者并无意于否定这些，而是要在1998年，当台独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政治潮流时，表达他那符合当下指令的历史观罢了。他要说的，其实是再度重复一个流行观点或感觉：台湾被世界遗忘，被“文明”落在后头，无法“现代化”，甚至让台湾在众声喧哗的盛会中缺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国民党的缘故——那可恶可鄙的封建专制保守冬烘。但完全归罪于国民党的另一面，不就是完全无视于国民党背后的美国，以及整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与东亚冷战反共格局吗？美国与国民党的连体必须被掩盖住，才不至于破坏台独的亲美反中的意识形态大布局。而如若国民党的罪恶与过错不需要从一个更大更广的历史与全球格局一并探索的话，那就正好让国民党坐定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本质主义的认识套路，于是，国民党所体现的所有问题恰恰都是中国或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本然问题。
3．“六零年代末台湾的统治思想是‘法定儒家伦理’”？
跟随龙应台的思路，“安文”作者提出一个“判断”：“六零年代末台湾的统治思想是‘法定儒家伦理’”。陈映真不同意。再度因为不是事实。陈映真说：“六零年代的支配性思潮，相应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是美式自由主义，‘法定’‘儒家伦理’只是看板。李敖的‘反传统论’风靡一时，殷海光几成一代宗师，就是证明”。（根据我的也许刻意被推翻的印象，陈映真从来不提及李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没发此文吗？）
独派的反事实，与所有族群民族主义一般，都是带着“高尚”的理由反事实：因为要台独，所以就要把事实搞拧。因为要说明1968年的台湾是“孤立”，而且是一个由“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挟其落后腐朽之力所占据并宰制的，且孤立于现代世界的“岛国”，因此必须得指认它的主导思潮是党国所规定的儒家伦理。但恰恰因为一个反事实的陈述必须要搭配上众多反事实陈述（所谓为了要圆一个谎，你必须得撒更多的谎），于是这般的谎丛就必然它所保护所包围的那个内核为之荒芜。新世纪以降，台湾众多民众身心越来越显出无法安顿、焦躁易怒的症状，归根究底，是因为那个政治议程的谎言成本过高。每个政权都需要一些遮盖或扭曲或，干脆，谎言吧，但我想总有个该文明所限定的承受量吧！
国民党依附美国，它是鲁迅话语里的大奴才而已，然而，但为己故，这个事实一定要掩盖，于是，就必须说他的恶是纯然内生的。那国民党不是也反共吗？你能说国民党不反共吗？但是，一旦承认国民党的反共，那么，对台独派而言，就会衍生出无数个麻烦，而其中最大的无外乎，你就必须承认你与国民党之间的不可告人的承继性。于是，你就无法将之完全他者化，将之一刀切地恶魔化。因此，只能选择一种话语策略：反共必须与反中深度联合起来；或者说，反共的试金石恰恰是在反中，因为，根据冷战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思维：共产主义与中国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不同面貌而已。真反共必须在亲美亲日的立场上反中。
4. 1960年代台湾的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学是反体制的进步文艺吗？
那边忘记倾盆美雨，宣称台湾是“孤立”的“安文”，这边又忘记“横的移植”，论断1960年代台湾的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学是“对反共文艺不自觉的反击”。陈映真不同意，因为“不全符合事实”。陈映真说“不全”，展现了一种对历史复杂性的负责态度。首先，我们知道文艺界的斗争复杂，常常牵涉到对党国抛下的名利的抢拾，以及美学宗派主义等等，因此搞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学的人，对当时几乎中饱各种资源于其私囊的反共文艺与怀乡文学的既得势力的“反击”，是存在的。但除了这个“世俗”因素外，现代派文学对反共文艺的敌意，更重要的还是后头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既然在1960年代台湾，我们根本不必怀疑党国虎颔之下的现代主义“亚流”（陈映真常以此词指认台湾现代主义文艺相对于欧洲原生种的退化状态）与“左翼”有任何关联的想象，那么，现代主义者又为何以及如何会对反共文艺展开敌意之羽呢？这就牵涉到台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想象了。那不仅是政权更是文明的想象；现代派的自我想象是与美国现代化文明深度结合的，以美国的三观为其三观。因此，他们的“反共”是按照美国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与美式现代主义）来进行的。准此，在他们眼里，党国的一切都是不入流的，而若又以他们的权钱具体感受位置而言，最不入流的自然是反共文艺了，土得掉渣还在那儿吃香喝辣。他们的自我任命是：若要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看今朝美式现代主义。因此陈映真说不全符合事实，意思应该是说“安文”只展现了铜板的一面（现代主义文艺是批评了反共文艺），但没展现的是，它自己恰恰就是反共文艺，只不过是认为自己的靠山更为光辉文明，从而自己的反共本领更高，反起共来更有效罢了。这不过就是二奴才有了得势的靠山，要造大奴才的反而已。无独有偶，在“找文”里，陈映真也指出了，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所讲的自由主义其实只可说是一种冷战时期里的反共的右翼自由主义，“是为了更有效的反共而主张自由主义”。这里顺道一提，陈映真的思路对于消释我的一个私人困惑也是颇有帮助的。这个困惑是：为何这些年来在台湾所接触到的自由派，很少自自然然地散发出一种自由包容宽和的人格质地，反而多的是真理在握、傲慢教条，甚至戾气充塞？
5.结语：1968年的台湾是形还是影？
总结一下（透过陈映真的批评所反推的）“安文”，台湾之所以买不了人家1968嘉年华会的入场券（从而“安安静静”）是因为：台湾是“孤立”的；台湾有封建落后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法定儒家伦理”；以及,由于台湾发展状况的“贫穷落后”所导致的“文化上与西方产生落差”。这样回忆过去的“安文”所投射的当然是对当时台湾的“进步”、台湾的“民主化”、台湾的“自由化”的自我庆贺。
对这样的准忆苦思甜的叙事背后所预设的名为“台湾”的奋斗主体，陈映真表示质疑。他指出，因为你的能够提出不同视野的“左眼”在1950年代被全部剜掉了，从而并不存在对历史进步性的评价问题或发展路径的理论思考问题，从而并不存在你的政治议程，从而，你只能够跟随。因此，1950年代台湾穷的很，没有什么发达资本主义个体的空无、寂寞、异化、疏离、空洞……等问题吧，但不妨碍开始流行存在主义与“表现主义的现代主义”，但同时的美国或西方的反战反帝反资本主义的思潮或艺术，你就可以省省了。因此，“1968”没到台湾，你说是台湾没有与它共振的基础，那么如何解释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呢？作为一个新殖民地，台湾的社会物质基础对于“上层”经常，如非总是，并不具有解释力。在一个根本意义上，1968年（1998？2018？）的台湾的知识界基本上不存在自己的思潮与美感。美国若是形，你只能是影，行止皆有所待。陈映真说：
作为美国反共意识形态之组成部分的现代主义，遂超越了台湾的社会物质基础，与美国冷战意识形态一道，支配了台湾。而这就是台湾知识界的文化，思潮永远和美国者形影相随的机制所在。
这就是为何陈映真在此篇手稿的结尾处写下：
问题不在‘众声喧哗’或是‘安安静静’。问题倒是在找回能够自己思考的脑袋。
当然，即便是在那样的思想魍魉的年代，从那一滩“腐味的死水的底下”，我们也有责任倾听那“被噤抑的啸喊”。而那个啸喊，在196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来自文学。陈映真说：
六零年代中后，当台湾的自由主义智识精英对美国打越战加以颂扬的时候，台湾的文学界却有批判之声。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黄春明的《小寡妇》，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都是对美国侵越战争的嘲讽和批判，标志着台湾自由主义的思想局限，也表现出台湾文学家在思想上的敏锐性和先进性。
这些文学上的异声，那些因思想而被投狱的青年们的噤抑的啸喊，以他们所共同形成的对主流现代性所提出的另类现代性挑战，默默地撕裂了长期以来，为跨越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体制知识分子与文人所共同编造的对台湾1960年代的定性描述——所谓“安安静静”。要是不听到这些被消音的惊雷，我们以后要如何书写这个岛屿的思想史呢？
但又何止1960年代？对1950年代、1940年代后半期，以及整个日据时期，我们不是都更当在无声处听惊雷？
说了以上这些，但我还是无法说明为何陈映真不发表这篇文章。但全集的发行使得这在成为一个问题的同时，也一定意义上取消了这个问题的意义。就让它永远是一个有趣的小悬念吧！此外，今年正好是1968年的五十周年，顺便也让这篇小文充作一个小纪念吧！
2018年3月1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