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样一个标题，读者明白，是为了引起注意——文物的权利？有定义吗？在这样的询问之下，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此文的真正主题——未来人类有没有分享今天人类的文物的权利？如何维护这一权利？谁能代表和维护这一权利？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由“阿罗－德布鲁”模型刻画，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配置资源的过程：任何一项资源，在恰当的权利界定之下，向能够实现它的最高价值的那些“时空点”自由流动。这一定义包含了一个有待定义的修饰词“恰当的”——legitimate，合法的、合理的、正当的、正统的、正确的。我总是倾向于用“道德合法性”来翻译“legitimacy”，以区分于“合法律性”（legality）。除了“道德基础”问题，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上述定义还包含两个有待澄清的术语。

其一比较简短，就是“自由流动”的含义，在教科书经济学里，它意味着要素流动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有待澄清的术语则极不容易澄清，就是“价值”。从亚里士多德到小密尔，这是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导致了最著名的关于“水”和“钻石”的所谓“价值悖论”——水比钻石更有用，而钻石却是最昂贵的。

据斯密著作的权威编辑者坎南教授在《原富》（所谓“坎南本”）第一卷第四章脚注内的考证，以及1976年问世的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两位同样权威的斯密编辑者的考证，这一悖论最早见于柏拉图的一篇关于人类语言的“苏格拉底对话”。可惜，我查找《柏拉图全集》最新的中译本，却没有找到。

无论如何，这一悖论导致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且应当是一切价值的衡量标准——水固然有用，如果不需要投入劳动，价值便很低；钻石固然没有用，惟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故而价值很高。换句话说，存在着衡量一切价值的客观尺度。故而，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被归入“客观价值论”学派。

另一方面，早年深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小密尔在《政治经济原理》第三卷第一章开篇批评斯密在《原富》第四章里讨论“使用价值”时混淆了“使用”的两种用法，故而陷入“价值悖论”。

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家接受的惟一用法是：一物的有用性在于且仅在于它能满足人的欲望。一物对一人的价值在于、且仅在于要满足欲望所必须付出的艰辛——通过劳动或其他任何途径。换句话说，不存在衡量一切价值的客观尺度。这一思路，尤其在西方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之后，成为主流，叫做“主观价值论”。

一项文物，从“主观价值论”立场看，应当自由地流动到愿意为它支付最高价值的人（时空）那里（点），便是实现了这项人文资源的理想的市场配置。

阿罗在接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词里指出，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理论存在若干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家注意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市场配置资源的完全竞争机制要求对任何一项事物——例如为“未来”的时空点提供人文服务的文物古迹，都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可是，阿罗说，在真实世界里，最发达的股票市场也无法提供任何一项金融资产在全部未来时空的价格。因此，真实的市场总是不很完全的，从而也就需要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补救，这一看法当然会被纳入所谓“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理论。

当市场缺失的时候，我们怎样衡量文物的价值呢？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为未来人类提供人文服务的文物市场的价格，只根据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物的市场价格，来判断它们的价值——相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中其他项目的价值，我们就可能严重低估了文物的价值。

竞争为什么可以导致效率？在“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里解释，是因为参与竞争的人数足够多。其实，在“一般均衡”和“社会选择”的分析框架里解释，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不同偏好在参与竞争。否则，例如，原始社群里的数量众多但偏好单一的人们，就应当能够有效率地配置他们的资源了。

可惜，经济学，至少是它的主流学派，至今假设人群的“偏好”结构必须给定不变，否则就难以保证一般均衡的存在。也因此，为了让足够多的不同偏好参与竞争，一般均衡理论就只能假设一切未来将要存在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偏好，都“已经”存在了。

在现象世界里，未来人类的偏好并非已经存在。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我们只得求助于法学家。他们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位，德沃金，提出“认真对待权利”。基于上面讨论的经济学面临的困难，我们不难论证：社会之所以需要认真对待权利，是因为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期、无法测度、无法设计，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在这些不确定性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于是我们承认一些初始权利，认真对待它们，决不轻易推翻它们，甚至把它们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就可能通过确立更多的权利，而减少未来世界的一些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未来人类对今天的文物的权利。可是，谁来代表他们行使这一权利呢？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