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苏联、东欧集团虽属社会主义国家，但并非铁板一块。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东欧集团中不愿听命于苏联统治的国家，其最高领袖往往都是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如南斯拉夫的铁托、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苏联可以断然出兵镇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却似乎对南、罗等国的独立自主无可奈何。

这些国家的最高领袖都具有个人威权，实行的都是国家社会主义。尽管与苏联相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在经济、政治与外交政策方面偶尔稍显灵活，但利用个人迷信和特权阶层对社会严密控制，则仍与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相差无二。在这些国家，不同的治国思路不是反映在知识分子与统治层之间，而是反映在统治层内部，因而也往往表现为残酷的党内斗争。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事件就是一例。

吉拉斯曾任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等高级职务。他早年追随铁托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建立共和国，支持铁托反斯大林主义模式，推行工人自治，解散合作社，实行党政分权和有限的市场经济。但铁托越来越倾向独裁，与吉拉斯发生分歧。1953年，吉拉斯公开主张实行多党民主，要求将南联盟变成一个松散的组织。这触怒了说一不二的铁托。在1954年1月的南联盟中央非常全会上，吉拉斯被以反党罪名撤销一切职务，直至锒铛入狱。这反而给了他更多的思考空间与时间，并在缓刑期间写就《新阶级》一书，后成为著名的社会主义文献。

尽管吉拉斯宣称此书是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但他不是从所有权的角度，而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界定“阶级”一词，他认为罗马法中，“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在苏东国家，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官僚集团又垄断了一切经济和政治权力，因而也就很容易将国有财产的控制权转化为所有权，从而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新阶级”。正如英国学者达伦多夫所说：“马克思把权力关系附属于所有权，而吉拉斯倾向于把所有权附属于权力。”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权力就间接掌握了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只是指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僚，而不是指普通党员。

按照吉拉斯的解释，这个“新阶级”出现于列宁时期，成熟于斯大林时期。由于权力不受限制，官僚阶层变得越来越贪婪，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他们既可随意支配国家财产，又无须为这些财产负责，挥霍起来无所顾忌。用吉拉斯的话说：“这个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以消灭阶级为号召的革命，却造成了掌握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便是吉拉斯所要告诉人们的事实。尽管吉拉斯尖锐批判了苏东专制特权制度，但在思想谱系上，他仍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正如人们所知，社会主义思想发源于欧洲，后来产生了各种不同派别。吉拉斯的思想属于伯恩斯坦、考茨基一系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有托洛茨基派的影响。

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有深远传统，今天仍有一些西欧国家由社会民主党执政。东欧许多知识分子，如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米奇尼克等人的基本理念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这种重视平等的理论似乎更能引起东欧人民的共鸣。他们曾追随革命，尔后又目睹革命遭到背叛，公仆们又是如何过着奢侈无度的特权生活。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与《铁托：内幕故事》中，吉拉斯就曾详尽描述了苏联领导层和铁托穷奢极欲的贵族化生活方式。

吉拉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多次入狱，但始终坚持“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多元化，反对不受限制的权力，支持匈牙利和捷克发生的民主运动。他认为：“一种乌托邦主义，当其取得了权力时，便成为一种教条，极易于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来使人类受苦。”1962年4月，吉拉斯由于在国外发表《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他五年徒刑，后来他虽被提前释放，却长期消失于公众场合。

《新阶级》结尾曾预言苏东国家终将垮台，上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印证了这个预言。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后来曾尖锐指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权力和利益的三垄断，而这正是吉拉斯当年的观点。吉拉斯于1995年逝世，生前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成真。来源: 《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