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前，在耶鲁大学杰克逊国际问题研究所，我有幸在研讨会上向大家介绍史蒂芬？罗奇先生，并在他发表对亚洲崛起的精彩演讲之前，与他作了一个对话访谈。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罗奇先生其实不用介绍。他曾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区主席，在亚洲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多次提出了关于亚洲各国经济的很有见地的观点，是我一直尊重的人。

我们的观点在大多数问题上是相同的。例如，如果从一个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只是“重新崛起”罢了。1820年，亚洲经济体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9％。这一比例在1900年下降到28％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初则降低到20％左右。在此之后，亚洲的经济比重逐渐回升，首先驱动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到现在是印度、中国和一些其他亚洲新兴国家。20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约为40％，现在快到50？%，接近了历史上的正常水平。

我们还讨论了人口规模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了今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期间与联合利华一位高管的谈话。当时，中国还没有公布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有传言说，由于统计误差中国人口可能被低估，真正的中国人口总数很有可能是15亿，而不是13亿人。我能感觉到这位高管的兴奋。由于统计误差，联合利华的牙刷和洗衣粉可能会有200万额外的潜在客户吗？传闻后来被证明不是真的，但它说明了中国的人口规模能对商业和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

罗奇先生和我持不同意见的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会持续发展以及是否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变。罗奇先生引述了温家宝总理2007年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 的论述。用罗奇的话说，他不敢妄自推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我同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调整，但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和西方比，中国的治理模式有四个系统优势。

第一是政府愿意而且有能力计划和干预经济事务。中国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处理雷曼兄弟事件时，即使是在危机形势下，鲍尔森或贝南克要直接干预市场也是很困难的。

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私营经济充满活力，有超过40万的中小企业，创造了70%的GDP。然而，政府在战略性产业上的作用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中国，政府干预时，大家有可能就某次特定干预的可取性或有效性进行辩论，但很少有人质疑政府干预本身的合法性。

除了意愿和合法性，中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而且，决策模式既集中又靠共识驱动。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源自北京的党的系统内。尽管说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或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做所有重大决定，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决策过程比任何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管理系统都要集中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极其重视且力求达到内部的共识。

一旦做出决定，多年形成的执政党组织机构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确保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实施。中国政府有一系列广泛的政策工具，可以从多个角度以高度协调的方式解决一个问题。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政府治理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政府提高了基本利率，确定银行贷款的上限，限制个人房贷的数量，提升按揭贷款首付比例，并开始在某些城市试收房地产税。上个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决不可有丝毫动摇，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结果呢？自十月起住房价格已明显下降。

第二是系统内部的问责制，包括多种多样的反馈机制。

中国的政治生态系统中有着激烈的竞争。大多数决策者可能不会直接向选民负责，但他们总被他们的上级、同行、下属、竞争对手、公共知识分子和当地媒体和许多其他的团体监督。虽然媒体仍普遍被审查，在某些情况下被严格控制，但媒体已经能够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公众舆论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被官方密切关注，尽管公共舆论也受到新闻审查制度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所谓的“组织部”，也努力地审查各级政府官员，他们通常有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各级官员的成败。

在过去30年，认为中国政府官员不用面对选举因此可以随意决定政策的看法是完全有悖于事实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利用多种反馈机制，对自己的政策负责的政府。

第三是政府愿意做局部试验并从试验中学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在农村地区开始试验。其他著名的试验还包括像深圳经济特区，1982年从一个小渔村开始的市场经济试验造就了今天1200万人口的大都市。

我最近在新加坡参加了与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讨论。他列举了重庆的几个主要的政策试验，包括给300万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发放城镇户口，这和中国极其严格的户口制度大相径庭，城镇户口将赋予这些劳动者获得城镇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还承诺给这300万新城镇居民提供可负担的公租房。在土地所有权的领域，重庆还进行了“土地银行”试验，农村居民可以交易“土地使用权”，创造土地所有权的流通价值。北京表面上似乎同意这些试验，甚至还不时鼓励一下。

这些局部政策试验可以让北京尝试不同的办法，并在决定全国性的政策改变之前先评价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也从而加强了此前提到的反馈机制。

第四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期视野。在政治上，北京的高层领导变动每十年只发生一次，省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层变动也是在相对长周期地运作着。这就减少了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在短期选举政治的国家做真正的长期决策打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中国的制度体系试图抓住决策的长期战略价值，而不是短期的现金流。今天用处不大的“通往无人问津地方的高速公路”可能是十年后将被充分利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路。坦率地说，它在最初五到十年不赚钱并不重要。目前西方观察家也在担心中国在建的这些“鬼城”，但只有在短期视角下，这些忧虑才是合理的。

中国的治理模式除了这四个长期的系统优势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有几个因素降低了重大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或影响力。我称这些因素为“减震器”。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四个减震器是：1、家庭关系和儒家社会的支持系统； 2、执政党通过“心理定格”使公众普遍理解和期盼社会稳定；3、种种历史和结构上的原因导致国家积累了大量财政资源；4、党组织的广泛政治构架。在下一篇专栏文章中，我将详细介绍这些减震器。

这四个系统优势和四个减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相反，西方治理模式所依托的民主选举，虽然保证了理想的过程，并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的结果。如果布什做不好，我们让他碌碌无为四年，再给奥巴马选进白宫。如果奥巴马也干不好，我们也给他四年，然后再投票选举另一个人。如果经济令人失望，领导人不能改变，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是选民把他选进了办公室，选民是自作自受。“占据华尔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提醒。占领者没有声称华尔街违反任何法律或政治领导人缺乏合法性，他们质疑为什么一个以看似完美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程序会产生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结果。

西方往往从民主选举的道德制高点轻视中国的治理模式，称中国政府只具有“政绩合法性”，即其合法性只来自于它发展了经济和给人民带来了富裕。传统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民主选举是真正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我称它为“选举原教旨主义”。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不灵了，盲目信任市场的优越性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全球危机。

在政治领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选举原教旨主义” 是否真的成立。人们不久就会认识到，在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的选择不会带给我们健康的饮食习惯，不管在超市结账出口处让我们选择纸袋或塑料袋的机会带来多大的心理满足，实际上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不会做出多大贡献。提供选择，尤其是虚假的选择，对确保良好的结果可能作用不大。“选举原教旨主义”极端的结果就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无为政府”。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最近关于美国债务上限的辩论和此后国会债务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如果西方过多地注意固定程序，而不是实质问题，我们将看到更多这样的失败。

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不同的治理模式。对于中国这个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4000美元的穷国，13亿中国人民需要也期望他们的政府可以提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如果我在中国生活，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有“政绩合法性”的政府，而不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无为政府。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保持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政治的基本稳定，帮助六亿人口摆脱贫困，并且显示出极强的适应能力。而且，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心理方面的减震器可以减少短暂的经济低谷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我愿意推断，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功是很可能的，而这个推断却很可能是罗奇先生不愿接受的。（作者凯闻是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亚太局局长，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新兴市场顾问委员会委员。本专栏旨在关注与新兴市场和中国最为相关的国际财经政策问题， 并在新兴市场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对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发表评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来源: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