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笔者陪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来北京拜访中国新的领导层。在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会见中，李克强特别强调了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最近，林毅夫教授刚好在为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献计献策。他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被称为“发展经济学3.0版本”。

林毅夫教授今年六月刚刚结束了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四年任期。上周在北京的一个晚宴上碰到林毅夫教授时，我先向他表示祝贺，因为我听说他从世行卸任后短短几个月内已经出版了三本新着。一聊才知道我的数据有误，林毅夫教授实际上出版了五本新着。他在这些新着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学界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由其内在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要素禀赋。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竞争性市场都应该是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当一个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相关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时，政府的促进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林毅夫在《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更进一步用一整章的篇幅提出了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六步甄别，将新结构经济学付诸实践，详细介绍了政府如何根据特殊发展阶段来调整其产业政策。

最近，林毅夫还提出，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来自创新和产业升级，因此需要继续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这似乎和目前中国经济需要迅速以消费驱动的主流思想唱了反调。事实上，林毅夫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驱动器。

林毅夫的这些观点使我想到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政府的作用和能力。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人们正在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起的作用。发达国家政府的执行能力受到质疑，在处理国内经济和协调国际经济政策两方面都显得无所作为。在美国，美联储降息到零之后，除了量化宽松印钞票，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怀疑人们意识到皇帝原来没有穿新衣的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在财政政策方面，由于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居高难下，美国政府对财政刺激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前景更为暗淡，政府更加无作为。在日本，政府走马灯似地换，根本无法实施连贯性的经济政策。

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政府鼓励创新也主要通过四种常见的措施：支持基础研究、专利保护、行政命令规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使用比例和政府采购。除专利保护外，其他所有三项措施都需要政府制定政策，从而形成一个隐性的产业政策。在产业升级和创新过程中，政府刻意不干预是徒劳和不明智的。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有为政府”是一项竞争优势，这些国家不应该“自废武功”。

第二个问题是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上一篇专栏中我提到，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大量投资。和其他中等收入的东亚国家相比,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存量不超过其40％，更仅仅是美国水平的10％。此外，即使我们假设消费每年增长10％，中国仍然需要20年才能赶上韩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赶上美国的水平需要35年。因此，期望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取代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器是不现实的。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在很长时期内还需要投资来驱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投资行为需要走过去的老路。恰恰相反，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由于产业升级而需要更多投资的观点意味着投资的方式需要根据产业升级的特定阶段而有所改变。我认为应该在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产生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的领域加大投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能源和环境保护行业，这个新兴产业现在拥有从业人员2800万人，总产值大约为3800亿美元。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透露，中国计划未来五年在这一领域进一步投资3150亿美元，到2015年总从业人员有望达到4000万人，总产值超过7000亿美元。

我想到的第三个问题是政府的适应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要素禀赋来动态地决定产业政策取向，政策组合需要有适应能力。

中国式的经济决策方式结合了政府的强大执行能力、适应能力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给这种经济决策方式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然而，这种决策方式行得通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要有善意、有能力，并且不腐败。今天的中国社会腐败蔓延，面临着严重的“信任赤字”。这种信任赤字在最坏的情况可能导致地方问题发展成全国性的冲击，最起码也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沉重的交易成本，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