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知识界从思想解放转向了怀疑主义，一时间改革中的苏联陷入思想迷惘，进而发展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斯大林模式以来一切弊端的“原罪”。实际上，意识形态的解构是与苏联解体同步进行的。
没有任何社会领域的改革，能像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人们的心理与观念上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能如此深深地吸引知识精英、学生青年，以及那些甚至对政治最漠不关心的人。
但也正是这一领域也许是最为难以驾驭的改革进程，这里需要的是政治结构与开放程度的相互默契，需要的是改革激情与顺序渐进的理智平衡。
１９８５年春上台这一刻，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选择。?
1.人文社会学科
学术革命的引子，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１９８７年中央一月全会。在这两个会上，戈尔巴乔夫鼓动全党全国的全体知识界向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开火。紧接着，史学界改革与保守势力之争首先在史学领地里摆开了战场，从而引发了其他领域一系列的争论。１９８７年第二号《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全苏国家档案历史学院院长尤里·尼古拉也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博士的一篇文章《历史科学的任务》。这篇文章原是阿法纳西耶夫在学院学术会议上的一篇发言稿，但这篇发言一公开，恰如投石于死水，激起了层层漪涟。阿法纳西耶夫提出：作为十月革命的故乡，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课题成为科学的禁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一切探索历史现象的新方法与新观点，都被拒之门外。
３月２１日，阿法纳亚耶夫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又发表了著名的《从真理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长文，尖锐批评了停滞时期操纵史学界方向的代表性人物，如特拉佩兹尼柯夫，而这些人的理论基础则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认为，史学界之所以长期存在难以打破的教条主义，就在于《简明教程》所带来的影响。阿法纳西耶夫坚决主张重新评价被《简明教程》所简单化、教条化了的苏共历史。
这篇文章发表后，教师、研究生、大学生们奔走相告，激动无比，各大报刊、各专业杂志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苏俄历史的春潮。
学者们纷纷主张必须对党的早期领导人，比如像“新、老反对派”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及布哈林、李可夫等做出公允的历史评价，认为不能使青年一代对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罔无所知。对２０～３０年代农业集体化以及工业化时期的评价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在苏联报刊上重新出现了２０年代的社会历史学家普拉东诺夫尖锐批评农业集体化的文章。３０年代“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出现的所谓“沙赫特破坏事件”、“谋杀基洛夫案件”。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的“大审判”，甚至４０～５０年代的“列宁格勒迫害案”与“医生案件”的真相都被一一公诸于报章。
阿法纳西耶夫的观点在得到广泛支持与响应的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不光史学界的权威名流，如齐赫文斯基院士、诺索夫教授等都对阿法纳西耶夫的观点表示反对。而且，各高校、学术单位，包括社会各界与阿法纳西耶夫持异议的也大有人在。他们的意见不外是二类：其一，是公开事实之前，首先必须提供原则，没有原则怎么能评价事实。其二，改革是“创新”，而不是“破旧”，因此不必纠缠于历史旧案。甚至包括一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他们也会像老先生一样，摇着头说：“布哈林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重新评价?什么也没有”
面对攻击，阿法纳西耶夫淡然一笑，说道：“我们现在，要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彻底公开历史真相。”他字斟句酌，语气非常肯定：“赫鲁晓夫做了许多批判个人崇拜的工作，但他所做的工作是极其有限的，他指出了个人崇拜的现象，揭露了许多事实，点出了党内生活不健康的状况。但是，赫鲁晓夫没有做出更深刻的分析，他只是给予斯大林主义以轻轻的一击，正是因为这轻轻的一击，斯大林主义才一直得以保存至今。而今天，是斯大林主义‘垂死挣扎’，是斯大林主义走向死亡的时候了。”?
2.哲学
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历来高踞于超乎其他社会科学之上的学术地位，但是，教条主义与惰性病同样毫不留情地侵染了这块智者的圣地。
“二十大”之后，哲学界曾经吹过一阵清风，涌现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中青年哲学家。老一辈哲学家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３０～５０年代严酷的思想风暴中，保持了自己的创造力和道德信念。但“二十大”之后处于守势的教条主义者，没有失掉自己的职位，也没有人追查他们对正直的人们、对科学与文化所进行的思想摧残的责任，他们在经过一段韬晦忍耐之后，当出现对教条主义“辩护”职能的需要时，重又活跃了起来。他们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地一会儿吹捧“二十年赶超美国”的宏伟纲领，一会儿鼓吹“发达社会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７０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中从未消失“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得到许多党的领导人的直接支持。无德无才者担任了哲学部门的领导，而把反教条主义的力量赶出这些部门。
１９８７年４月，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召开了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积极分子讨论会。会议之前，编辑部向六十多位全国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发出调查表。调查表中最先的三个题目是：第一，您对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的现状如何评价?绝大多数的回答是：“差”；第二，您对作为一个教学学科的哲学的现状如何评价?绝大多数的回答仍是“差”；第三，您认为哲学领域的改革进行得如何?绝大多数的答复依然是“差”，或是“很难说”。
用苏联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首席研究员托尔斯蒂赫的话来说，“哲学在现实面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这种状态为时已久”。托尔斯蒂赫认为，目前的大部分哲学“作品”缺少活力，缺少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且简直是平平淡淡、结构松散、含混不清、毫无特色。甚至哲学家们自嘲说：“现在是所有的人都在写，但没有一个人在读。”学者们认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没有超过３０年代发展水平。
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部主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坚科坦诚地认为，就当代哲学家而言，许多人都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兵营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斯大林主义给哲学界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思想遗产而言，布坚科表示：“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哲学家都不自觉地受到斯大林思想的教育与浸染。现在有许多哲学家承认，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思想来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布坚科特别指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教条，认为这并非马克思的思想，而恰恰是斯大林的杜撰，多少年来，这类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量灌输进我们的意识。这正是多年来苏联哲学家欲进而不能的基本原因所在。
苏联哲学家甚至这样地自我反省：“哲学落后于实践”这一提法也并非确切。教条主义哲学并非脱离生活，相反，它深深地扎根于个人崇拜、践踏法制、经济停滞、道德蜕化的现实土壤之中。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部主任莫特罗什洛娃提出，斯大林时期，正是哲学教条主义者曾“热烈地支持”并参与了对哲学中的独创思想、对千百个无辜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的“斗争”，后来又把扼杀遗传学当作进行“不调和思想斗争”的靶子。?
3.社会学
苏联社会学有着悠久传统。１９世纪晚期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已经有学者开始攻习社会学。十月革命后的２０年代，也是社会学发展的兴旺时期，甚至，布哈林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也冠之以“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名称。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停顿，在１９６５年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推动之下，１９６７年８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并加强其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建议，提出了发展一般社会学理论(指历史唯物主义)和发展具体社会学研究的任务。１９６８年，在苏联科学院内建立了“应用社会学研究所”，１９７２年改称“社会问题研究所”。此后，社会学研究才重新切实开展起来。后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的是，之所以不能堂而皇之地使用社会学的名词，是因为虽然在当时的改革气氛下，社会学仍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伪科学”，而且认为从事社会学研究，甚至会有“利用社会问题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危险。
但是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社会学界中最为活跃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社会学家们已经勇敢地提出了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必要性问题。１９８３年４月，扎斯拉芙斯卡娅博士在西伯利亚分院作了论证改革必要性的长篇报告，引起同事们极大兴趣，展开了热烈争论。从此，扎斯拉芙斯卡娅不仅在国内名闻遐迩，而且远播国外。然而，１９８３年４月的讨论会之后，区党委曾把扎斯拉芙斯卡娅找去谈话，课之以党内警告处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重新起用扎斯拉芙斯卡娅为社会经济政策顾问，社会学家们开始在苏联改革进程中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须知，当时的苏联社会学家是在非常困难的资料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苏联社会学统计资料的整理与开放程度，远不如美国、日本，甚至远远比不上东欧各国。日本社会学界每年都能得印数很大的“关于国民生活”的年度统计资料，不仅每种资料都附有分析评论，而且还附有征询资料。匈牙利、波兰社会学研究的资料工作也比较完备。在匈牙利，是通过二十几条渠道来对大学毕业生、对年轻夫妇的家庭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而苏联社会学家的许多资料还难以得到，甚至要通过同行政部门的官员进行斗争，才能获得。扎斯拉芙斯卡娅认为，苏联社会学家久已习惯政府部门不公布有关犯罪率、自杀率、吸毒、酗酒方面的资料，但怎么也不能解释，为何不能公布关于地区间居民流动、关于疾病情况、关于家庭收支情况资料的理由。?
4.文学
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是以沉静的理智在鞭鞑旧体制，那么文学艺术家则是满腔热情地创造生动形象，来驱除“鬼魅”。
苏共“二十七大”之后，苏联文艺界的改革全面开展。特别是１９８６年６月的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一反过去的死气沉沉，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气氛。批判与暴露当代尖锐问题的作品，成为文学艺术的主流。一股不可压抑的批判浪潮出现于文学、电影、戏剧各个领域。
那个时期文学界创作的一大特征是尖锐地针贬时弊。尤其是在１９８６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纪实体报告文学、小说、剧本、纪录影片，直言不讳地批评官僚主义。针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六天中，没有一个乌克兰当局最高领导人亲临事故现场，作家们质问，为什么被授予巨大权力、享受优厚特权、同时还担负着重大道德负担的人们，只习惯在隆重的庆典上，在纪念活动中抛头露面，面对自己的人民却如此冷漠无情呢对切尔诺贝利悲剧的揭露与分析成为当时推动改革、促进思想开放的强大动力。
彻底反省历史，是改革时期新文学艺术的又一特征。“反省文学”的焦点，势所必然地指向了斯大林时期。在“反省文学”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被称为“文学炸弹”的雷巴柯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早在１９８６年，苏联诗人叶甫图申柯已有预言：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出版，将改变整个国家的观念，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小说如此生动、真实、客观地描绘斯大林的形象。
１９８７年春小说问世后，印数虽然在百万册以上，仍然一抢而空。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如叶甫图申柯所说，不是像个人迷信时期的作家那样，把斯大林描绘成点石成金的神明，也不像赫鲁晓夫时期一些作家那样，把斯大林单纯地描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暴君，而是深刻真实地描述了斯大林所作所为给苏联历史带来的影响，而且细致深入地揭示了斯大林思想性格形成的心理基础的历史根源。雷巴柯夫笔下的斯大林，沉着、威严，表达简捷、行动得体，甚至当斯大林这位孤独者与索非娅·彼得罗夫斯卡娅发生爱情时，使读者还产生同情。小说字里行间，处处是斯大林力争加快步伐使国家早日实现工业化的迫切心情。他埋头苦干，坚忍不拔，凡有计划的事一定要办成，“他那神学式的简单化逻辑推理和教条主义很容易被人理解并受到敬仰。他使得人民坚信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同时，小说第一次写出了正是斯大林，以政客式的表里不一，表面向列宁的名字赌咒发誓，背地里则常常贬低列宁；写出斯大林的精于权术的恐怖手段，以暴力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道德与心理氛围。与其说，小说写出的是一位充满了矛盾的历史人物，还不如说，雷巴柯夫以不加掩饰的笔触描绘出客观历史进程中的深刻矛盾。
苏联百姓当时曾兴奋地奔走相告：从１９８６年年底开始，将在《新世界》、《民族友谊》、《旗帜》、《星火》等各大杂志上重新发表那些或遭镇压、或流亡国外、或受批判的作家的遗著，如布尔加科夫的《亚当与爱娃》、普拉东诺夫的《原生海》、艾伊赫玛塔娃的《安魂曲》等等。甚至十月革命初期遭镇压的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和曾以诗歌创作批评十月革命的女诗人吉皮乌斯的作品也重新得以介绍刊行。
特别令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感到轰动的，是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重新出版。１９５６年成书的这部作品，首先于１９５７年在意大利出版。当时，围绕这部作品，苏联与西方之间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事过三十年，在帕斯捷纳克的故乡，他的作品终于被人们接受与理解。有人把《日瓦戈医生》与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并列为欧洲人道主义传统的三座丰碑，并以雨果的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作为这三部小说的座右铭。
１９８５年改革以后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比较具有时代精神，也较能体现当时苏联的社会心态并使千万读者受到震撼的，是文学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深刻的人类危机意识，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艾伊特玛托夫的《断头台》。１９８６年，苏联《图书评论报》根据民意测验，选出了当年最佳的四部作品，名列榜首的是这部《断头台》。小说作者通过对多年来以大发展来破坏生态环境，以“阶级斗争”来毒化正常人际关系的弊端进行尖锐的抨击与揭露。提出要把发扬人性作为宗教来传播，他说：“我试图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
当然，就俄国知识分子本身而言，面临巨变并非个个成竹在胸。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的最初的二三年中，整个前苏联文化界和政治界表现出积极向上富于建设性的气氛。但是，一旦政治多元化成为党的指示精神，知识界就迅速从思想解放转向了怀疑主义，多年禁锢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开放犹如脱缰野马，毒草香花、沉渣精华一齐涌将出来，使得一时间改革中的苏联陷入思想迷惘。尤其是，这种极端化的倾向发展到１９９０年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立国之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普科一篇“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根源”的长文直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斯大林模式以来一切弊端的“原罪”。实际上，这篇长文拉开了苏共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弃领导地位的序幕。然而，正在这时的１９９０年３月，戈尔巴乔夫把齐普科聘为自己的私人顾问，直至苏联解体之后。实际上，苏联的解体是与意识形态的解构同步进行的。
另一方面，就知识结构的变化而言，前苏联知识分子承袭了前人长于人文而疏于思辨，富于理想而拙于操作的传统，在人文学界光彩夺目的同时，经济、管理领域则是相对落后。多少年来断绝与世界经济、国际市场的交往，也使得他们缺乏这一领域的专门知识，而这恰恰又是当时苏联最弱的领域。之所以会出现“五百天计划”一类激进改革方案，之所以会有１９９２年以后的休克疗法，都是以经济学界为首的苏联学术界有欠成熟的反映，如果说，当年他们是把充满着村社式议事传统的苏维埃代表会议视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最高创举；那么今天事实上，他们同样把言论开放与思想解放视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全部。理念与现实的脱节始终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痛处，而多年的政治桎梏又使得解放的欲求变得异常激烈而不可遏制。７０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在革命、建设与稳定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地畅开知识分子的言路与心扉。
８０年代下半期在苏联学术文化领域出现的前所未见的革命性变化，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推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也是苏联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痛苦磨难，深沉思考的结果。苏联知识分子身上所焕发出来的能量与光芒实在是百年难遇。然而，苏联知识分子的呕心沥血、呼风唤雨及其所造就的巨大社会影响也到了一个临界点上，这意味着如何调节这种迅速而深刻的变迁与社会机体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能够将这被激发起来的空前的社会热情转化成可行的实践，也许改革的成功还有希望。
遗憾的是，多年停滞封闭的旧体制不但造就不出一位能够稳健把握节奏的成熟改革家，结果８０年代末以及９０年代初苏联知识界所表现出的难以遏制的冲动与超乎〉现实可能的过高预期，也只能被视为是对多年专制与压抑的一种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