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英九的 批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太过软弱，没有魄力。譬如，「四野人万言书」作者之一的环球经济社社长林建山就以「绵羊领袖」的譬喻来指责马英九「脑中充满了『全 民共识』，没有『我就是领导人』的霸气，完全丧失了作好领导的先机」（见四月六日《联合报》）。另一位「野人」南方朔的说法则是「政府失去了含铁量」，并 以英国「铁娘子」撒切尔（戴卓尔、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硬汉」里根（里根、列根）来对比马英九领导风格的平庸和虚弱（见《财讯》三四三期）。

这 一类的批评几乎已成为当下台湾社会对马英九的定见，似乎唯一矫治当局的药方就是「强悍」与「魄力」。然则，如果相较于过去的台湾领导人，从两蒋到李登辉、 陈水扁，他们的强悍，乃至霸道，难道不是我们的共同记忆？有很多时候，甚至是痛苦与灾难的记忆！我们会希望马总统复制这些前任者的统治风格吗？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英九的性格，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他身上具有一种很容易被忽略，却又可能是我们这个严重分裂、对立的社会所需要的特质。什么特质 呢？我要说的是「谨慎」。

正义、勇敢、谨慎、节制，这是古希腊时代所谓「四大美德」。台湾从威权到民主的政治转型，「正义」与「勇敢」被 刻意凸出，强调的是对抗的勇气，是对不义的控诉。即使到了陈水扁执政末期，仍然试图使用「转型正义」的诉求来清算国民党当权时代的历史，并据此做出政党认 同的区隔。民进党执政了，还是不愿放弃其过去扮演的「反对者」角色，因为反对者会自然戴上正义与勇敢的标签，而这两大美德又最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相对 的，同样是美德，谨慎与节制却很容易被忽略。

台湾社会长期凸显正义与勇敢，却漠视了谨慎与节制，这已形成了政治上难以梳理的迷思与偏见。 对于马英九的批评，多少夹带着这种长期积累的心理机制。然则，在自古相传的四大美德当中，谨慎与节制有时候可能比正义和勇敢更为重要，哲学家圣多玛斯 (St. Thomas d'Aquin)甚至认为，「谨慎」应列为四大美德之首，并引导其它三者。因为，缺乏谨慎，其它都将成为「盲目的德性」。执行正义者若是缺乏谨慎，将成为 独断或偏执；勇敢者若是缺乏谨慎，恐怕会变成莽行或盲动。也就是说，谨慎带有谦卑或自甘做为工具的性质，它为其它德行服务，却不必然有自己的目的。「谨 慎」所关注的是执行的方法。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对于任何行动、任何美德而言，谨慎都是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爱好正义，不必然能达到正义；爱 好和平，不必然能取得和平。要达到美好的目标，不能完全依靠冲动和热情，更重要的是选择良好的方法和途径，而选择的过程，最需要的就是谨慎。

亚里斯多德视谨慎为「智识美德」，因为谨慎意味着对事实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唯其谨慎，才能决定如何为预定的目标选取最适当的方法。也就是说，「良知」是一 切「良行」的基础。中国历史上最明白谨慎之价值的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他自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 也」。

就二零零八年的马英九而言，他同样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其相对谨慎的性格，也可能在某个关键时刻，让选民比较 「放心」选择他做为领导人。马英九的谨慎，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特殊环境、特殊时代的需求。台湾长期陷溺于蓝绿、统独、族群的切割撕裂，要 挣脱这种社会严重二分、对立的泥沼，需要一个温和的、有耐心的过程以缓解因为僵滞对立而产生的亢进与焦虑的情绪。

四野人当中的林建山批评 马英九太过重视「全民共识」，缺乏领导人的霸气。然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施政过程中寻求共识的努力，不就是化解对立必要的过程？积极寻求社会共识的过 程，正是体现了马英九相对谨慎的领导风格。南方朔指责马政府「缺乏含铁量」，并拿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来做对比。然则，铁娘子咬定除了自由市场机制别无选择， 她偏执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信条以及里根悍然推动的放任资本主义，在一九八零年代播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种子，二十一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的祸根就是这样埋 下的。

马英九的领导风格可能不讨喜，无法立竿见影，达不到一个焦虑、亢进的社会所要求的效率，但是，他相对谨慎、和缓的性格，长期而言， 却有可能弥合台湾社会的裂缝，避免未来更大的灾难。四大美德之一的「谨慎」，最容易被忽略，却也最有时间意识，最能对未来做好准备。它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所 指称的「智识美德」，也是一种「时间美德」。

林深靖﹕台湾省嘉义县人，法国里昂大学现代文学硕士。《台湾立报》特约专栏作家，《新国际》双周刊主编。

（原文载《亚洲周刊》二十四卷十七期 ，201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