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中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流放多少人，在国内外学界一直争论不清。此前社会上流传较多的是西方的观点，如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至少有六百万人被捕，三百万人被处死，二百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两千万，可能高达四千万”。苏联解体前后的苏联俄罗斯学术界更是热衷于这个话题。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
苏联解体的直接过程与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一九八七年重新评价历史密切相关，重点涉及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体制的评价。重评历史主要是从考证当年大清洗的数字开始。一方面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促使人们思考旧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镇反数字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酿成国家的崩溃。
关于大清洗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即从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都是“大清洗、大镇压”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特指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他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他似乎不同意“二十年代末就有了镇压行动”的观点，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一九三五——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期间”。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镇压”年代划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
从实际情况看，一九三七年被判死刑的人数是一九三六年以前年份的十倍乃至几十倍以上，这也是一九三七年和以前相比具有重大区别的理由。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苏联内务部发出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取消一九三七年第００４８６号令”的第００６８９号令，要求改变以前“对‘人民的敌人’ 要连同其妻子和家属一起逮捕”的做法，除非“有确切材料证明他的家属在从事反苏活动”。表明大清洗运动开始改变过去大规模抓捕的行为。统计数字表明，一九三八年一年被处决的所谓“反革命”就高达三十万人以上，而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两年间就急剧下降到４２０１人。这说明一九三八年后，镇压的狂潮逐渐减弱。所以大清洗运动应当是在一九三八年底结束。
以往关于大清洗数字的夸大，除材料来源不同外，还由于对一些概念理解错误造成。
中文“镇压”是一个多义词，除泛指强力压制外，还包括“处死”等二三种释义。“消灭”一词同样如此。所以人们口头说“镇压反革命”、“消灭反动派”确含有肉体上使之死亡的意义。但如果作为严格法律用语，特别对照当年俄文关于镇反的法律文件则绝对不能这样理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苏联内务部 “关于被镇压者的惩罚措施及其人数” 决议，在总标题“镇压”下，把镇压对象分为枪毙、关押、迁徙等几种惩罚形式。显然，根据决议原件，把“‘镇压’等同‘被处死’”是完全不妥的。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九三○年一月三十日《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决议，制定了“消灭富农”的措施，即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富农当处死刑；第二类大富农和半地主流放到国家边远地区；第三类一般性富农流放到本地边远地区。后两类占富农总数８０％以上。
三十年代被镇压的人是否全是政治犯？政治犯与刑事犯有无区别？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七月三十日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这两份文件被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还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八类人：一至六类人包括前富农、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革命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一九二七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五十八条，属于国事罪中的第一类，即反革命罪。内务部文件同时对什么是刑事犯也有明确规定：指犯有偷盗、抢劫、贪污、利用职务走私……等罪行的人，决议打击的第七、八类人就是专门针对这类刑事犯的。
如果我们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镇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那么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显然不应当统计到被无辜镇压的人数里。
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引用的大清洗数字均不是自己的研究结果，他是借用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一书的数据。《大恐怖》一书一九六八年出版后，曾被译为三十一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后来各国学者关于大清洗的数字大多引自该书。该书自称资料主要来源于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官方公布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受害者本人资料、苏联叛逃者在国外所写回忆录、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及“二战”时期被德国人掠走的部分档案资料。但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清洗档案资料。可资证明的是，正如俄罗斯学者阿·杜金指出：“直到一九八五年春天，无论谁都没有可能利用真正的档案资料分析三十——五十年代祖国历史上痛苦的一页。”阿·利特温写道：“一九九一年八月后，随着部分早期秘密档案的解密，才开始真正研究大清洗问题。”
曾经被关押十余年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在监狱关押了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但在涉及成千上万人、长达若干年的数据时，仅凭记忆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尽管是当事人，并非就都能客观、准确反映当时情况。后来他承认“关在监狱里的人容易夸大被关押者的数量”，并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写道：“因为我看不到档案资料，所以没有写古拉格历史的企图。”
德·沃尔戈科诺夫关于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被镇压人数，又说三百五十——四百五十万，又说四百五十——五百五十万，同一内容相差二百万，原因何在？他自己承认：“没有掌握关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因此他宣布只要把国家统计的数字公布出来，他的“这个估计是可以推翻的”。德·沃尔戈科诺夫的著作出版于一九八九年，他当然不可能掌握有关资料。
因此，罗伯特·康奎斯特，德·沃尔戈科诺夫，罗伊·麦得维杰夫，索尔仁尼琴等这些早期研究大清洗问题的人，在俄罗斯档案材料公布后，其夸大的数据已经遭到很多俄罗斯史学家的批判。
苏联三十年代主管被镇压者的机构是苏联内务部?穴一九三四年以前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眼ОГПУ?演，一九三四——一九四六年称内务人民委员部?眼НКВД?演，以后称国家安全局?眼МГБ?演?雪所辖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УЛАГ，即“古拉格”）。只有他们掌握被逮捕、处死、关押、流放的人的原始档案资料。
让我们引用他们公布的数据。
一九九○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公布的数据：从一九三○——一九五○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３７７８３２４人?熏 被判死刑７８６０９８人。
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了从一九一七——一九九○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３８５３９００人，其中死刑８２７９９５人。
一九五四年二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从一九二一——一九五四年二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３７７７３８０人?熏其中６４２９８０人被判处极刑”，这个材料来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这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死刑人数相差约十余万人，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二○○○年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１５７５２５９人。
至于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被枪杀的政治犯人数，根据俄罗斯一九九二年第二期《国家档案》公布资料为６８１６９２人。一九五七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曾经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６８１６９２人，这和上面《国家档案》在九十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必须指出，以上数据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亲自要求统计的。赫鲁晓夫是苏联官方批判斯大林第一人，戈尔巴乔夫则是发誓要推翻“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人；而叶利钦则公开退出了苏共，甚至颁布禁止苏共存在的法令……这几个人完全不存在粉饰斯大林的“主观故意”。而他们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统计渠道得出的数字竟然基本一样，是不可能缩小被镇压人数的。
罗伯特·康奎斯特曾说，“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二百万人死于集中营”；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有“七百万人被判处死刑或死于集中营”；布热津斯基说有“一千二百万人死于集中营”……如前所述，这些数据都没有档案资料的支持，同一内容竟然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数字！现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统计集中营的死亡人数。
从一九三四年初——一九四七年底，死于古拉格所辖劳动教养营、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总共９６３７６６人，而且其中包括刑事犯。特别高的死亡率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卫国战争期间，有５１．６万人死亡。
这个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９４１４全宗，第１目录，第１１５５卷宗，第２页；第２７４０卷宗，第５２、６０、７０页，和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
三十年代大清洗中还有一种判刑的方式；把一些被判刑者流放到边远地区、或者驱逐出境。一九五四年二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一——一九五四年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总共是７６５１８０人。
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除了上述人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也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政治运动（农业集体化、民族迁徙等等）被强制集中，流放到边远的特殊移民区和劳动移民区。他们与上述人的区别是未被判刑。这些人主要是富农及其家属。
被流放的富农并不属于大清洗的范畴（除去因反革命罪判刑的富农），这只是三十年代初大规模全盘集体化运动结束后的余波。但大清洗浪潮无疑也冲击了他们，也需要搞清楚这些情况。
多年来，这一部分人到底有多少，一直不清楚。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认为强迫迁徙了一千五百万农民。
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遭镇压。作为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重要数据必须加注，在其《胜利与悲剧》一书中很多数字都有注释，然而恰恰这个数字没有注明出处，恐怕不是不想加注，实在是找不到有关档案资料。
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初是全盘集体化高潮时期，根据古拉格所辖特别移民局报告，被驱逐农户数总计３８１１７３户，合１８０３３９２人（再次证明平均一户五口人）。
从一九三二——一九四○年总共发配特别移民区２１７６６００人。但考虑到其中有大量因相互转移地区而重复计算的移民数，实际迁徙来的只有４８９８２２ 人。加上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的１８０３３９２人，这样，从一九三○——一九四○年总共流放了２２９３２１４人、死亡５３７７２１人。这两份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９４７９全宗，第１目录，第８９卷宗，第２０５页、２１６页。而从三十——五十年代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总共３４８６７０１人。必须指出，这些人并非全是富农，他们只占其中９３％，其余７％包括怠工等刑事犯罪人等。这就是当年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数字。
以上我们考证了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被镇压者的情况。由于资料局限，不可能说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今后一些档案材料的披露，或许能更加准确揭示其真相。同时笔者想再次强调，本文绝非为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中滥杀无辜的罪行辩护，但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在以往，对此问题充斥太多的是对镇压人数过分的夸大，以至影响到对苏联历史的正确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