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奠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全球范围内国家大规模冲突得以有效控制，但在国际体系、生态治理、文化价值观及非传统安全治理等方面各国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时有升级激化。其中，意识形态的分歧因冷战的结束和国家利益优先的影响，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为国际交往中的束缚似乎已然“终结”。然而，一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总要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和支撑。纵观冷战的历史及70年来国际交往的实际，意识形态分歧在大国交往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选择对外事务的优先伙伴时，意识形态因素发挥了怎样的效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国家治理》周刊专访了知名俄罗斯研究专家吴恩远先生，循着中苏到中俄交往的史迹，探明大国治理中应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智慧。
意识形态是国与国交往的指导准则，从来没有脱离意识形态指导的国与国关系
《国家治理》周刊：在您看来，意识形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国与国的交往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吴恩远：国与国的关系与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思想。同样地，国与国的关系也需要遵循着某些共同的准则或思想原则。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指导着现实中的国与国的关系。意识形态不仅是某种特定的主义，也是一种思想观念。我们一说意识形态可能很多人想到的就是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划界等等，这其实是很片面的。意识形态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指导准则，既没有脱离了实践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缺失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家关系。
明白上述这一点很重要，现实中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脱离了一定的思想和原则所指导的国家关系。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争的对立方，一边是德日意法西斯阵营，另一边是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这两方阵营是以什么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标准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德日意之间的同盟关系的基础是1936年德日签订“关于共产国际协定”。协定阐明了他们结成反共产国际同盟的理由，即认为共产国际“破坏和威胁了现存的国家”。表面上这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但背后掩盖的是德日意称霸世界、对他国亡国灭种的思想意图，只不过他们当时不想引起西方国家更大的警觉。自苏联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在打压苏联，而这也是基于意识形态，因为在他们眼中，共产主义国家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一个幽灵” “魔鬼”，必须消灭它。德日意法西斯阵营为了避免过早激怒西方，就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从而掩盖其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意图。法西斯同盟的这种“障眼法”让西方大国对此放松了警惕，于是有了1930年代西方大国的“绥靖主义”，西方大国的有意纵容导致了法西斯势力的迅速膨胀和壮大。“绥靖主义”原本是想将法西斯的祸水东移、引向苏联，但后来希特勒得手后就撕掉了假面具，他不仅仅是要对付苏联，而是吞并整个欧洲。这完完全全是从法西斯的本性出发，这种本性即体现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充分表露的法西斯理念，也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和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才与苏联联合起来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首先建立在1941年英美共同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上，宪章开宗明义指出“要把这两个国家政策上若干共同原则推广到全世界”，即平等、公正、反对种族压迫等主张。这些基本原则后来逐步扩大成《联合国宪章》：针对当时的德日意法西斯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强调各民族的平等与公正；针对希特勒扼杀言论与思想强调言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针对法西斯阵营借助战争称霸世界强调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这些原则下，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团结起来。可见，《联合国宪章》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而二战以来的历史也表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共同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共同的原则，国与国的交往就失去了基础。包括后来由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亦是如此。
以上充分证明，在国与国的交往中需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准则，但这些准则不是刻意强调某一项排他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分为各种不同的层次，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意识形态”，它不特指某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而是指一些共同的相处准则。有些国家间在思想意识的某个方面联系得更加紧密，譬如华沙条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它们都是基于一定的、大家关心的、共同遵守的原则。这些无不说明了，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意识形态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甚至西方国家也从不掩饰其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外交策略。换言之，就是说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下，潜藏着由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的行动准则。明白这一点有助于看清国际交往的实质。
中苏关系史上基于意识形态的同盟与分裂，为大国治理中如何正确应对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正反两面的借鉴
《国家治理》周刊：回首历史，意识形态的确事关重大，但同样地，我们也为此有过教训，比如在您所研究的中苏/俄关系史上，能否以此为鉴，谈谈如何正确看待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对今日治理党际关系的启示？
吴恩远：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夸大或刻意贬低意识形态的作用。这里把握的标准在于它与国家利益的互动程度。意识形态在中苏关系史上的作用正好说明了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时应有的态度。中苏关系发展的基础最初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中苏关系的发展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表现在：
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代，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是处于一种被奴役、被侵略、被剥削的境地，一直找不到出路。特别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被帝国主义瓜分和掠夺：英法联军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赔款代价，日本借《马关条约》迫使中国赔偿了2亿两白银，割去了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各岛屿，及至《辛丑条约》，日本与俄、法、德、意等八国联军迫使中国赔款价息合计9.8亿两白银，对中国的掠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充分反映了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华民族展开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其中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从积弱积贫的地位走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这是全世界都认可的，而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而中共的成立与十月革命、苏共的帮助又是分不开的。
第二，中苏同盟及中苏两党间的合作对中国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国际在抗战一开始就公开向全世界发出号召支持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在1945年，苏军直接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打垮了70多万关东军。如果不是苏联出兵，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还要付出更大的牺牲。而后到解放战争，东北第四野战军直接从苏联获得了大量武器，对中国的最后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还是十分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主要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的，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如钢铁、冶金、汽车制造、化学制造，以及航空航天技术等）对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使新中国能够迅速地积累起自己的“家底”。
第三，我们也要汲取教训，防止把意识形态摆在一个不恰当的地位，过度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时也会损害国家关系。比如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也有正反两方面，它所犯的错误正是因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造成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各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听从共产国际领导”就脱离了中国的实践。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执行的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另外，共产国际提出“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要求各国以苏联的利益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最高利益，这些思想行动纲领显然不利于团结老百姓。支持苏联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开展各国革命运动，这个口号提得过于意识形态化了，脱离了实际。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国家利益上的分裂，这一点当然也很重要，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意识形态的分裂都是基于国家利益，这两者是完全不可分割的。
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与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有关。当时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仍然处于对抗阶段，全面和平的条件并不成熟；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来看，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各国共产党都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给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认识时代主题的变化及其主要矛盾、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中苏两党在这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由于苏共以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态度对待中共，并把这些争执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把争论上升到关乎马克思主义命运和国际共运前途的高度，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高度，双方围绕意识形态的分歧展开一场大论战。后来邓小平在总结这场中苏大论战时说道：“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这场大论战对破除苏联模式的迷信、对各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不无积极意义，但也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裂，使中苏两国关系降到冰点，两国甚至一度兵戎相见。
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国与国还是党与党的关系，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是战后世界局势紧张的根源，必须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界，应在遵守最低国际关系准则的前提下慢慢创造条件使其不断趋向最理想状态
《国家治理》周刊：当今世界有无可能再次出现因意识形态分歧的激化而导致国与国关系的紧张？在您看来，有效治理意识形态分歧的重点是什么？
吴恩远：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和平发展是主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没有大的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但同时，特别是从现在的国际格局来看，就像邓小平曾说过的，世界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一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但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世界局势依然紧张。特别是自苏联解体后，世界几乎陷入了局部战争不断的局面，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到处在打仗，成百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产生这些的原因是什么？根本上还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作祟。帝国主义还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界，到处祭起“人权”“民主”大棒，随意干涉他国主权，是挑起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
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感到对其是威胁，所以提出“重返亚洲”的战略。美国针对中国南海岛礁争端、划分航空识别区、钓鱼岛问题的反应，当然是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为了更好推行其意图，美国也从不避讳借助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西方有意把意识形态置于一个高于一切的位置，以此来阻碍中国的崛起。也因此，那种认为当今国家交往中不讲意识形态的观点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最近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家军事战略》，就仍然老调重弹，强调俄罗斯、中国等国没有人权和自由因而应继续被视为主要敌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以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来判定一切，并将其演绎到你不服从我就打的地步，是国际关系治理的主要问题。所以在当前，我们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减轻国际关系的冲突，但不能错误地理解成我们与西方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总希望朋友越多越好，团结秉持一些共同的原则、有一些共同看法的朋友抵御霸权主义。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的构想，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来抵御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多样化发展。在当前，中国一方面没有“举旗”“当头”，另一方面我们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建立在某些共同理念上的不同层次的合作方式。比如我们同俄罗斯、韩国在对维护二战成果、捍卫《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方面的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我们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在资源开发、对抗霸权主义，特别是在反对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方面的合作，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再加习近平主席一方面提出了相互遵循的基本准则，如合作共赢、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不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这些也可以说是共同的理念；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人类在一些共同的原则下相互理解、相互合作，达到形成国家关系的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最高目标。
在从最低向最高级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中，我们不能去强求，必须等时机成熟，更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界，应在遵守最低准则的前提下慢慢创造条件使其不断趋向最理想的状态。
作者：袁静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