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元社会结构演化与政党政治兴起
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发展和演变的结果。民主政治实质是利益阶层通过法制化、程序化的和平方式进行利益博弈从而实现共赢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民主政治是一种利益均衡机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利益博弈的历史，在民主制度产生之前，利益博弈方式往往是负向或零和博弈。负向博弈，即参与博弈各方利益皆损。而零和博弈，是一方所得是一方所失，即赢者通吃，败者皆输。这种利益博弈方式直至输者不堪忍受被剥夺，往往用暴力的方式打破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导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战争史，演绎着战争——和平——战争循环往复的历史。只是在民主制度产生以后，人们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即在圆桌会议上协商妥协解决，实现共赢。
在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历史进程中，在早发型现代化国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多元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产生参与政治的欲望和诉求，要求公共权力无论是在法律、制度，亦或公共政策等的制定和实施中都要体现、维护和实现其利益，由此代议制民主产生。代议制民主制度产生后，“结社自由”成为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各个利益阶层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维护自身的利益，自由结社组建政党，政党政治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政党政治不是民主政治发生的前提，而是民主政治发生的结果，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逻辑。正因为如此，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宪法没有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规定，而形成的是宪法惯例。
西方国家对政党的作用主要定位在选民意愿的集合和表达上。根据契约理论，选举是公意集中和体现的过程，而公意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政党通过政纲体现民意，政党通过选举架起了公民和政府间的桥梁。政党成了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政治与社会、国家与公民双向交流的渠道。在西方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通常把选举作为参与政权、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唯一合法手段和实现本党政治目标的唯一途径。因此，选举成为政党活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各政党不仅在政纲和口号上适应选举，而且在组织结构上也为适应选举的需要而设置。正因为如此，政党与议会、选举并称为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三大支柱。
经过长期运作，政党政治已是民主政治须臾不可分离的部分，利益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竞争由政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所代替。所以，政党从产生那一天起就与国家权力和阶层利益发生着最深刻的关系。一般人们给政党下这样的定义：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为实现这个阶级、阶层的共同利益，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为目的的组织。就实质而言，政党是利益阶层代言的工具，或者说是谋求公众支持和认同的从而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工具。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纽带、桥梁和中介，对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重大作用和意义。
首先，政党是社会阶层利益的有效整合器。社会是由追逐和维护个人利益的社会人组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相对固定的不同的利益阶层，但是，即使是同一利益阶层，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也是千差万别的，而经过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可以将复杂的、零散的、多向度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变成共同认可的可操作的建议和议案，进而变成公共政策，以实现共赢和公共利益最大化。
其次，政党是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主渠道。没有有效的政治组织，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比如，工人阶级政党是以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其根本特征和唯一宗旨必然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到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政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它是某一利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和表达者，是多元社会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和主要方式。
再次，政党是社会弹性的自我纠错和调整器。政党是现代国家政策的提供者。在西方选举过程中，每个政党必须针对选民所关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施政纲领，以获得选民的认同和支持，赢得选民手中的一票，获得相对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党组建政府上台执政（或几个政党联合组建政府）。所以，选举结束以后，无论是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在野的合法反对党，不管是为了竞选连任，还是为了重新执掌政权，都必须时刻关注民意、关注社会变化、关注选民的愿望与需求。只有这样，执政的政党才可能适应民意和社会变化适时调整公共政策，稳固执政权或取得连任，才有执政权威；而在野党也才有可能在下一轮竞选中提出选民认同的施政纲领，从而获得选民的支持，执掌政权。由此，政党对社会变化和民意诉求极为关注，并及时反馈和调整，使政治系统有较强的弹性纠错能力、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因而，在西方，自从政党政治产生以来，民主政治持续稳定发展，而社会走向动态化稳定。这主要有赖于政党政治的弹性自我调整功能。
二、中国多元社会结构演进与执政党权威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中国民主政治发生和演进的历程与西方有很大差别，中国是先有政党，后有民主，即中国在西方现代化进程和民主政治影响下，各利益阶层组建政党，通过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长期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后，带领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
首先，党国同构，即所谓的一元化体制结构。我国政治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个体制之中国家权力与党的权力高度融合，即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还存在着一套自上而下的党的权力架构，并将党内的权力配置模式、制度安排及其遵循的基本原则运用于国家的政权建设。这种政治体制架构使党的执政权威在社会政治稳定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其次，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即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其他党派是参政党。这是历史和国情的选择。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被西方的兵舰大炮强制拽入世界性现代化发展潮流之中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动力直接来自于外部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挑战和威胁。这种特殊的发展背景，使中国在现代化启动之始就蒙上了沉重耻辱，即在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多重压力下，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始终受到严重的威胁，因而，一个强力的有整合功能和强烈现代化定向的政治系统成了中国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富民强国的关键。当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腐败和衰败之中，无力扮演整合社会、引领现代化的领导和轴心角色。当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权之后，国民党由于内部的腐败和派系纷争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强力、有整合能力的政治系统，缺乏全社会各个阶级整体认同的政治权威。而中国共产党一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上就以严密、统一、坚强、廉洁、开明、为广大百姓谋利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因而，经过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斗争，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从而使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力量重新得到整合，结束了外侮内乱的历史，建立了独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选择和信任的唯一执政党，具有超强的政治权威，其他党派只是作为参政党而存在。
再次，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单一，即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建立在二元社会基础之上的。经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大大简化，只有两个阶级和两个阶层。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两个阶级之间还有天然的联系，工人阶级刚刚从农民中分化出来，带有浓厚的农民特点；两个阶层则为干部管理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两个阶级和阶层对执政党有高度的认同和忠诚。
然而，30余年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条件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共产党的执政权威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面临着政治诉求多元化的挑战。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阶层迅速分化，改革开放前的简单的传统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明显扩大化，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冲突与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并呈现出日趋激化的态势。由此导致基于不同的利益阶层基础上的政治诉求多元化、复杂化。
原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分化，其中的绝大部分，由于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受到了威胁，其中的一部分利益受损，甚至沦为弱势群体，他们强烈要求以他们名义执政的共产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并对执政党和现有经济秩序和政治体制表示不满。同时，各个新兴的阶层，由于掌握着各种资源，基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利益，也开始谋求政治利益，提出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参政愿望。这样，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基于自身的利益意识觉醒和认同，都从不同的方面对执政党和现有政治体制提出了政治诉求。作为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现有政治体制，能否包容和满足不同利益阶层的政治诉求，能否有效整合和协调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否调和与疏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直接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威巩固与否，决定着执政系统和政治体制的凝聚力和吸纳力的强弱。
其次，面临着社会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挑战。众所周知，人们对执政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认同是政治权威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基础。戴维·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对政治权威来说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表达功能，即“使其信徒能够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能力；二是工具作用，即“思想推动人们行动”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执政文化生态是一元化，即共产党倡导和信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据绝对主流地位，而且通过强大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其主流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确立和维护某种意义上是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和高度统一，这也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大一统文化的传承和优势。然而，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社会转型脚步的加快，社会意识形态日渐多样化。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思想和价值的多元。所有制的多元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种形式、个性的独立和选择的自由，导致思想和价值取向必然多元。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世界上各种思想和文化交融、碰撞，特别是超越时空的互联网在中国的空前超速发展，使思想和观念以光速传播，互联网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交互性，已经日益成为文化活动和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是各种思想文化交互激荡的世界，形形色色的思潮、各种学派层出不穷，新生的与腐朽的同在，传统的与现代的共存，先进的与落后的交织，国内的和国外的碰撞。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由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以及我国面对新形式新环境时思想灌输和教育的手段及内容的落后、僵化和单一，导致执政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力和凝聚力下降，这也势必导致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权威的弱化。
再次，面临着党的执政基础多元化的挑战。经过30余年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缩小，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阶级成员将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我国工人和农民队伍迅速分化，从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队伍中分裂出许多新阶层，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中国社会结构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元，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如此以来，就与传统的阶级地位形成了错位，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由于占有资源比较少，阶层地位下降，而新兴的阶层由于占有资源较多而成为社会主导阶层。
这样，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复杂化使得执政党传统的执政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双重下降，势必导致对执政党忠诚度和认同度下降，而新兴阶层由于经济上的强大，必然要求政治权力的享有和参与，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威构成现实威胁。
三、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强化共产党执政权威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变迁的多元背景下，政治权威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执政权威和执政地位，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从社会结构演进、民主政治与政党发展的互动规律看，在当代中国只有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不断提升社会各阶层对执政党的认同度和信任度，才是维护党执政权威的必然选择。
首先，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强化公民对执政党的信任感和归属感。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认同为其必要的心理条件的，这也是对其执政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认可。一个参与渠道畅通、能够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意愿为基础的执政系统必然增强民众对该系统的信任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公民的政治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执政能力和执政权威也必然会得到提升和强化。
其次，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巩固政治的稳定性。政治稳定是执政党有较高政治权威的结果和表现。如何维护和实现政治稳定？从政治发展历史和规律看，公民政治参与从根本上说使公民的利益诉求得到有序有效的表达和整合，从而使各利益群体通过和平的制度化的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由于合法参与路径不畅导致的偏激甚至暴力参与方式。在民主的实践中定期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已成为公民释放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的稳压阀、调节器。
再次，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升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执政党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高，必然得到公民的拥护和信任。有序畅通的公民政治参与，能有效地整合公民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将决策失误最小化，即使出现决策失误，公民也能够通过定期的新一轮的政治参与及时予以纠正，从而避免因决策失误给社会和民众造成利益损害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削弱和影响执政党权威。
第四，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持执政党生机和活力。公民通过定期选举等方式，选择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导致管理者制度化、程序化的定期轮换，为执政党注入新鲜血液，增强其新陈代谢功能，使之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执政党是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树立执政党政治权威的重要内容。
第五，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助于监督和规范执政党权力。公民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不但能确保公共权力行使者的产生符合公共意志，而且能保障公共权力运行服务于多数人的利益。当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意志时，政治参与便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其改变或调整运行方向和功能，从而保证公共权力的良性运作，而公共权力的良性运作是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基础。
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选举制度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政治参与制度和参与机制，但是这些制度与机制配套性差、联动性差，渠道单一，一些制度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难以在实践中有效贯彻和落实。目前中国民众利益诉求还是过多依赖信访，而信访又很难有效解决问题，这是目前基于利益诉求基础上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的重要原因。
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的今天，在各种矛盾交织、碰撞、并存的现阶段，要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科学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尽可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最大化地整合不同利益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实现共赢即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成果，使社会各个阶层和谐相处。因此，要提升执政党的权威和公信力，强化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效地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注重几个相互关联互动的重大问题的配套解决。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参政的根本制度保障。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不够健全，在一些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缺陷。总体上讲，这一制度的理论构想与实际运作、宪法中的地位作用与现实中的实践范式，都有一定差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人民代表的产生方式到人大机关的工作方式，尚缺乏民主基础。由于代表选举缺乏竞争性，代表内定和指派现象时有所见，导致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疏离，利益关系断裂，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不强，人大的代表功能和参与功能仍然与宪法赋予的功能相距较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的产生、组成以及干部的选择等方面作用仍显虚化。因而，从总的范围来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面仍显狭窄。
人大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整套人民授权委托、人民监控权力、人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程序、机制和制度，以真正确保人民能够控制国家管理阶层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意志。
第二，宪法民主化和权威化。把发展民主奠定于宪法之上，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民主政治实质是法治政治，是人民依照宪法组织和治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即民主政治是人民通过立宪进行民治的政治。
我国宪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我国一切权力的来源；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但是，人民主权还必须要有制度方面的可靠保证。这就是能够有效保障人民主权与根本利益的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从制度安排上，着重于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不允许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的存在，在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社会团体及新闻媒介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切实地保证人民的参政权利和各种利益。所以，如何使宪法真正体现民主内涵，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就成为保障公民参政权力的重要条件。
第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有效制约。正是权力的合理配置、有效制约和监督，才造就了法治秩序，使任何权力都在宪法的范围内运作，从而确保人民主权的实现。也就是说，权力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制约的运行机制是人民主权和政治法治的制度架构，是其实现的必要条件和直接保障。因此，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仅是为了防止腐败，还是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难题是如何解决政治权力集中问题，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难点，也是21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最大难点。尽管我们已确立和建立了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还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但因没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和严密规范的程序性运作体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所以并没有解决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集中问题。也因此，权力被滥用、权力腐败蔓延之势难以改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难以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力度有限，权为民所有、利为民所谋的价值追求难以实现。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化现象严重等也是弱化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原因。所以，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就成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是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机制保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机制保障。
第四，党和国家政权关系制度化建设。这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变革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更是切实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迫切要求。在传统政治体制中，以党代政，党的机关国家化，国家政权机关虚置化，人大成为“橡皮图章”。我们已经进行党政分开及其关系规范化的改革，人大“橡皮图章”也在硬化，但和我们的发展目标以及国内外形势要求还有差距。把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关系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是要把执政党在人大制度中的地位及发挥作用的途径与方式、执政党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中的提案问题、在人大履行重大事项决定权中的作用问题等规范化、制度化。这既有利于使党更好地代表和反映民意，改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有利于解决执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