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美国和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由需求不振导致的经济产出不足。任何措施都不能像需求的提振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生活水准、以及对于制度和未来前景的信心的提升那样，提升所有公民的收入——无论是穷人、中产阶级还是富人。

然而，如果认为我们的问题只是周期性的，或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手段解决，那将大错特错。就像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演变会对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样，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演变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无论今后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复苏，“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就出现的种种趋势都将伴随我们很久。

这些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带给少部分人的回报，与大多数人的所得相比，差距有所拉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275%。而同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40%。即使是这个令人沮丧的数字，也对一般美国人的处境有所美化，因为无法找到工作或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数也增加了。1965年，25岁至54岁的男性公民中，只有二十分之一没有工作，而到2020年底，即使周期性经济复苏来临，这个比例也可能会达到六分之一。

一些人对这种趋势不以为意，要么就是支持大幅削减高收入人群税收的政策，他们声称，只要在有生之年和跨代的社会流动仍然存在，这种暂时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可现实是，这两种社会流动都很少见。终身收入的差异仅略低于年收入的差异。而根据现有的最权威信息，以全球标准衡量，美国的代际社会流动现在并不好，很可能是第一次不再呈现改善势头。权且用一项统计数字说明，美国大学里，来自收入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所占比例，与上一代人相比已有所下降，而来自最富裕家庭的比例则提高了。

为什么位于社会顶部的1%人口，境况会比其他人好那么多？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为摄影技术带来革命性创新之后，不仅自己扬名立万，还因为他需要大量美国民众帮助他实现设想，而让罗切斯特市的中产阶级延续了两代人的繁荣。相比之下，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为个人电脑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和苹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然而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少很多。一个原因是生产外包，另一个原因是电脑和软件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劳动密集性。

毫无疑问，比起该如何应对市场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工业国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场体制导致回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但到目前为止，公共辩论却令人痛苦地趋于分化。

一方面，讨论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将中产阶级收入缺乏增长这一令人失望的状况，归咎于富人的成功。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当扪心自问，美国多一些像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家更好，还是少一些更好？他们每个人都极大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值得强调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业）向成功的CEO支付的报酬要超过上市公司。对于那些通过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而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诋毁。

另一方面，一些人总是武断地认为，任何对不平等加剧的担忧都是不适当的，或者为其贴上“阶级斗争”产物的标签。这些人的说法则更加没有道理。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过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的收益。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只要经济改善就能减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错误的。

的确，致力于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如果这意味着对那些主要生产活动不在美国的企业减税、或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的话。

那么，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当前的政治讨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亟需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以下是三个建议。

第一，政府必须谨慎地避免因给予富人特殊优惠而加剧不平等。在政府处置资产或发放许可证时，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获得准入的拍卖手段。政府提供明确或隐性担保时，保费的制定应尽可能地以市场为基础，而不是通过与相关产业协商。政府表现出一个代表资本主义、而不是某些人脉尤其广的资本家的立场，也有助于缓解不平等。

第二，支持公平、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有其局限。在社会创造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政府赤字却越来越大之时，很难说废除遗产税的时机已经到了。由于家庭规模变小，富人的投资选择又越来越多，“富不过三代”的老话可能真的会过时，富人的财富可能会像王朝一样传承。

第三，公共部门必须确保一些最重要的领域能够更加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永远都会有一些人拥有豪宅、享受艺术、能够以奢华的方式旅行。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学费上涨、公立大学和院校大幅削减经费，已严重加重了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负担。

此外，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面向富人子女的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普通民众享有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最令人警醒的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富人和普通人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近一倍。

在后工业化经济中，无论是两极分化的政治观点，还是“位高则责重”的政治观点，都无助于保障中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1999年至2001年）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2009年至2010年）

译者/王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