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毅夫，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提倡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决定因素和结构演变。因为在我看来，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一个结构转变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型经济，从更传统的技术到更现代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你还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所有这些都是经济的结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我提倡用现代经济方法来研究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当我说行列式的结构和构造演化意味着结构是内生的,和结构的变化也是内生,和了解导致经济结构的差异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如何从低水平的生产力结构转移到更高层次的生产力结构,这样你就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收入。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焦点。

但我为什么称它们为新结构经济学呢?因为二战后出现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我试图将我的研究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所以我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就像在1960年代当道格拉斯北开始提倡使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机构和制度变迁,他应该有他的研究,称为制度经济学,但因为有一个机构学校在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想区分方法从学校的制度,所以他提到这些类型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含义是一样的。但总体而言，它是运用现代经济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结构和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

中国自1978年至今，年均增长率约为9.4%。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看到一个国家出现如此高的增长率。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从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从贫穷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制造业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工业的阶梯，这当然可以用我刚才描述的结构转变来解释。但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也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其他转型经济不同，中国能够同时保持稳定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虽然意图是相似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他们不时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的打击。但中国保持了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这也与中国如何应对转型前的扭曲有关，因为扭曲本身也是内生的。而转轨经济扭曲的主要原因是转轨前国家的发展战略遗留下了某种产业结构。正如我提到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内生的，但我们知道，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独立，他们想要立即赶上高收入国家。所以他们发展了所有这些先进的产业，但是他们在这些领域没有比较优势。这些优先行业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没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它们就无法生存。在转型经济中，他们继承了很多无法生存的公司。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务实的双轨方针。在转型期间，政府继续为这些行业提供一些必要的保护和补贴，以保持稳定。但中国也放开了与中国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新产业的准入，并通过改善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增长。将这些产业从比较优势迅速转化为国家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这种做法也为取消对旧部门的保护和补贴创造了条件。对老行业的保护和补贴之所以至关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抵触。但如果我们让新行业快速增长，资本就会迅速积累起来，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会迅速改变。所以旧的行业将会从相对于国家的比较优势转变为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果保护和补贴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就没有必要，可以取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稳定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并且现在非常接近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原因，因为政府可以消除临时的保护和补贴，当中国的比较优势或情况发生变化时。

我认为在全球化时期，我们也观察到了美国或其他高收入国家的一些问题。例如，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产阶级比例的下降，这些问题造成了某种社会紧张。但我们也需要理解——收入的停滞，中产阶级的停滞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它们真的是全球化造成的吗?我认为其他经验证据或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贫困阶层收入的停滞主要是由于高收入国家采用了自动化。中产阶级份额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金融部门将财富集中在华尔街，另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天才将财富集中在硅谷，造成了收入差距。当然，全球化提高了贸易的可能性，贸易对所有参与的国家都是双赢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全球化成为了替罪羊。全球化不是(美国)国内问题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试图减少全球化，我们有反全球化，一方面，你不能解决你的国内问题;另一方面，也使个别国家和全球的增长和就业面临更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就像试图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一样，如果你真的想改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问题的真正原因。否则，善意的行为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本文系作者7月15日接受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采访时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