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局势凸显出为该国成功实施经济、政治改革提供有效外部支持的重要性。国际社会终于作出反应，表现出了要提供支持的明确迹象。

一方面，乌克兰局势有其独特之处，这是源于该国敏感的地理位置--夹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但另一方面，乌克兰事件不过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的重演：一个不合法--或者至少说是问题严重--的政府被推翻；国际社会试图支持该国经济改革；一个声称更民主、更合法的政府被推上台。想想推倒柏林墙或阿拉伯国家起义之后的政权过渡，或者是东帝汶和卢旺达等更为孤立的个案。

一般来说，外界在提供支持时怀揣着最好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不如人意。过去25年来，我目睹十来次效仿"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实施援助的例子，但无一像马歇尔计划那样成功。这说明了一点：有效的制度不能从外部强加。国家和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在如何提供支持方面，要吸取几大教训。

首先，立竿见影的效果很重要。新政府如果无法带来切实的改变，它也不会长久。外部支持可以以改革进展情况为前提条件，但这些条件需反映政治现实。提供援助必须及时，这样效果才能很快显现出来。

例如，在取消食品和燃油补贴之前，应先巩固社会保障网络--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常常反过来。国际社会需要明白，即便它开出的条件从经济上来说是合理的，但这些条件可能会给政治进程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如果受援助国家因此采取不良政策，那么国际机构指责它们也无济于事。毫无疑问，这时政治顾虑会压倒技术官僚的担忧。

第二，避免提供"波将金资金"（Potemkin money，波将金是俄罗斯一名政治家）--即宣布提供大笔援助，吸引媒体眼球，但对大部分资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位的事实避而不谈。结果是幻灭后的失望：受援国意识到，不是所有援助资金都能及时兑现，或满足迫切的需要。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在宣布最初的马歇尔计划时并未提及具体数字或详细情况。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应当做出合适的承诺，然后努力提供超出该国期望的援助。

第三，以现实态度对待债务。相对于欧洲外围的危机国家，乌克兰的债务与收入比例不算高。考虑到金融稳定的好处，履行偿债职责或许是值得的。

但这些年来，乌克兰的私人债权人能得到500个基点以上的风险溢价。在对乌克兰债务进行期限或结构重组时，应当谨慎考虑。

免除债务会释放出强烈的政治支持信号，正如1989年在波兰那样。危机国家应当注意，避免把债务资金投向将来所产生现金流不足以偿债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出资者提供援助的形式应当是拨款而不是贷款。

第四，廉政与审慎的政策同样重要。传统上，政策制定者重视后者，但这是不对的。窃取公共资源行为是造成经济表现不佳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际社会应当竭尽所能，追回乌克兰前官员的不法所得，实施防止未来发生欺诈的机制。这将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好处。

第五，各国应当推行对乌克兰有益的宏观政策。例如，美国国会应当表明，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愿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充足经费。美国也当采取行动，放宽原油和天然气出口限制。长此以往，这将增强乌克兰的自主性和经济实力。以上这些做法同样适用于欧洲--它距离乌克兰更近，与乌克兰未来的繁荣更为休戚相关。与欧盟(EU)结成更紧密关系的希望，可能成为引领乌克兰改革派的北极星。

遵守这些原则不能保证一定会取得成功，但忽略它们几乎必然招致失败。鉴于俄罗斯已经入侵克里米亚，形势到了危急关头，我们必须竭力避免这种惨痛的结果。

（本文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