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陆家嘴的很多金融人士手里都拿着厚厚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等待亲临中国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签名。
一时间全球街头巷尾的智识分子都在谈论这本书，好像阳光下真的有什么新鲜事一样。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似乎大家都感觉不到贫富一直在愈演愈烈的分化着，或者说一直装作不知道——原来库茨尼兹曲线不过是库茨尼兹幻觉，而所谓“涓滴效应”也终究是富人伪善的托词，因为资本由始至终切走最大的蛋糕，这不仅令人沮丧，更令人感到惶惑甚至惊恐。这其实是个无比严肃的问题——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拼爹”（或者干爹）的时代，改变命运是靠自己努力还是靠政府觉醒，是靠改革、改良还是靠革命和暴力。
我认为本质上这是一本大数据之书，没有太多的理论，作者就是列出一个事实。除非你有更高质量和更多数量的相关数据，否则要辩驳他的主要结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皮凯迪教授的新书实际上只做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它过去300年的长长的进化历史里面，只有在二战以后的那二三十年内是名不副实的，其他时间都可以称得上名至实归。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资本肯定是要占上风的，否则这么对得起这个名称呢？二战后那个短暂的时段，仅从财富分配角度来看的话，研究样本中的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更适合被称为社会主义，但那确确实实又是所谓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所以更为适当的问题也许应当是——为什么这些年份是如此的特立独行？是什么样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它的评价应该正面还是负面？
镀金时代与伟大的盖茨比
不妨以书中的典型——美国为例，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大致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1870年到一战开始之前的1910年左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长）“镀金时代” (the Gilded Age)。政治上，联邦政权不再为两个利益相对的政治集团分享，而是由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独揽。在漫长的镀金岁月中，民主党在国会中只有两段短暂的时期取得了议席上的优势，产生过三位总统。经济上，美国工商金融业的崛起代表了汉密尔顿的理念在实践中取得了胜利。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横扫北美大陆，工业的成长与移民潮成为美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钢铁的生产量急遽增加，电灯、电话、汽车等新发明层出不穷。尤其是铁路的发展，让西部丰富的资源得以源源不断运送到东部，整个美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经济增长与繁荣同时也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后果和副产品。
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带来物质享受的满足同时，它的阴暗面也一样让人触目惊心。市场化环境下，人（劳动力）和自然（土地、资源、环境）也都成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这极大的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留下了无数后遗症。最为明显之一就是贫富分化。一方面，财富的巨大增长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财富集中，富有而且影响力巨大的工业及金融有产阶层开始出现。马克.吐温之所以把这个时代称为镀金时代，是因为有许多人在这个时期里成为巨富，因为富有过着金色的生活。例如洛克菲勒因石油致富、卡内基因钢铁致富等（靠着买低卖高的手段，赚取大量利润，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被称为“强盗大亨”(Robber Baron) ）。而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由工人”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没有自由，而是已经沦为工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时间长、缺乏劳动安全保障。例如在A市的某钢铁厂中就有2300多工人死于事故，平均每年死亡130多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生产中受伤致残，而没有任何补偿。女工的待遇则更加糟糕，尽管工作的时间一样长，但她们的工资却比男工低得多。某报纸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B市的“血汗工厂”中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此外滥用童工的问题也很普遍。同样在乡村，市场变革开始将广大的农民置于一个他们自己无法预测更无法控制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环境中，任何价格的波动都会让农民失去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曾经拥有的对自己生计的控制能力。在那些代表着新型生产方式的垄断大企业面前，农民经常发现自己软弱无力，成为它们任意剥夺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层。最高峰时，占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的民众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而在另一个极端，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却拥有国家财富的87%，社会的贫富悬殊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状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当时有学者评论道：“无可争议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都没有这里更大”。如果要对镀金时代有最形象的理解，建议可以去看一部叫做“伟大的盖茨比”的电影——在纽约长岛的别墅区中，新贵“土豪”们每天都在无数的烟火、香槟和完全疯狂的彻夜狂欢中挥金如土，而从长岛去往纽约市中心的路上，尘土飞扬，到处是烟囱，到处是贫民窟，无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屌丝”就居住在那里（是否感觉yesterday once more）。
进步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在镀金时代的后期，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对于美好社会和无为政府的传统信念，他们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污染、精神空虚、混乱与腐败，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这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创新国家和政府体制的运动，人们试图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从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1942年伦敦《贝弗里奇报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罗斯福新政，进步主义者（包括学者、新闻工作者（扒粪者）、总统本人甚至部分巨富）积极进行各种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尝试，包括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市政服务、农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通过协商、妥协和主动发挥政府的作用来改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段历史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可能这就算是美国版本的“全面深化改革”吧。
但进步和改变来的迟缓而且充满波折。老罗斯福执政时期，尽管他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命题变成了国家理念；尽管总统的行政权力得以加强，并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但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仍不能扭转镀金时代的大趋势，主流舆论基本上还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但这些改革确实为后续衣钵相传的小罗斯福新政的推行做好了铺垫。罗斯福新政有着很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战争繁荣，美国雄起有着自己的幸运之处，但新政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以税收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阶层的所得，这极大地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贯穿始终的收入不平等情况。1913年美国开征个人所得税，在新政期间，随着各主要所得渠道的税率大幅提高，美国的富人阶层的实际税负水平也因此大幅抬升。其结果是基尼系数迅速下滑，从1937年的0.44下降到1953年的0.36。在新政14年间，收入最高的前10%纳税主体的收入占比从新政开始时的46%迅速降低到战后33%左右，而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从15.6%下降到11.3%，这些指标在直到里根政府上台前的近30年里一直保持稳定。
新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和影响力大大提升。新政的长期影响使得二战以后大多数人有机会受益于经济增长黄金时期（1950~1973）的成果。这段时期美国绝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有了实质性而且快速的提升，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则相对缓慢。总体上说，尽管没有被战火侵扰到，但通过非常幸运且不间断的进步主义的社会改良，以及随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有意识的抑制了贫富分化的扩大，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政策又极大化了这些努力的效果。因此不论是在财富存量，还是在收入流量的分配上，相对镀金时代的缓和政策终于在战后修成了社会和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正果。
欧洲的调整方式则更为简单粗暴，它缺乏进步主义的缓冲改良阶段，直接由“镀金时代”跑步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和革命毁掉了大部分积累的资本存量，让整个社会重新回到共同的起跑点上，所以革命和战争历来就是回复平等的最快、最有效但也是最为残暴和痛苦的方法。战后欧洲也经历了类似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收敛过程，作者的解释是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压力，所以当时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继续执行有利于一般社会大众的大缓和政策。根据皮凯迪的描述，1946到1948年间，在联军治下的德国的税率一度高达90%（日本也一样）。这并不是为了惩罚德国，而是因为在美国本土税率也是90%。其背后的原因肯定是不想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把财富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人士手上。通过这种亲劳工大众远资本精英的“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政策，战后短短20年时间中，西方国家迅速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层的崛起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战后的黄金岁月。热爱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善良的人们一度都乐观地相信，劳动已经驯服了资本，民主社会驾驭了资本主义，有为政府改进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直到新自由主义的再度复辟。
重回镀金时代和民粹兴起
1973年底爆发了为期两年的、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从此 “黄金时代”宣告结束被长期停滞所代替。政治的转向逐渐发生，共和党再度占据上风（克鲁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释指向了美国的原罪——黑人问题，这很有趣），当新自由主义回到整个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时候，像电影慢动作又回放给我们看一遍，重回镀金时代已经避不可免。
大规模减税开始了，里根减税计划的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一律减少25%；（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紧接着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和46%下降到28%和34%。小布什就职不到20天就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主要包括：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废除遗产税；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减税计划64%的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所以才会有巴菲特说的他缴纳的个税还不如秘书多这种事情出现。
长期以来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被彻底打破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稳步提升，而受益最明显的是1%最富有的人。从1990年开始，随着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和长期的牛市，这1%的实际收入快速上升。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其基尼系数达到了现在0.47的高水平。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这些事实随着皮凯迪的研究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无论它在经济上是多么的具有效率，它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更为棘手的是它应对分化问题的新解决手段——各政党为了获取选民支持，不断承诺更高的社会福利，民粹思维迅速膨胀，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福利承诺力图掩盖拉大的收入鸿沟，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额负债、货币发行和转嫁海外来实现。大量的居民部门同国家财政和贸易赤字一起，堆积出天文量级的债务膨胀，拉动了经济的狂飙突进也最终形成了全球失衡和2008年大金融危机。
显然，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重回镀金时代，因为资本积累造成的不平等分配是常态，所以真正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会在1950年到1970年会有一次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机会。资本必然是力图占优的，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应该是这样。除非充耳不闻，熟视无睹，《21世纪资本论》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就不能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对“历史的终结者”可能会再次被深度质疑。笔者一直不愿写这个书评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应该属于常识，如果对于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历史做了一些功课的话。
对皮凯迪资本论最有力的批评还是关于财富流动性的问题，即财富积累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新源源不断的涌现，给予这些创新者以最高奖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我们见到的最耀眼的财富明星是盖茨、孙正义、马云等科技新贵，这确实给予了美式资本主义以额外的正义感——尽管他们的出现肯定恶化了社会分配的格局，但这应当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能够承受之重”，因为熊彼特式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原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化的核心。皮凯迪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最大卖点确实是这个，它也是效率和动力的源泉。他的点仅仅在于，不幸的是，流动性的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一方面old money的财富世家才真正是冰山水下的那个更为巨大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财富一旦积累下来，它就和其他资本没有什么不同了，即坐享其成，甚至也可能形成垄断和阻碍创新。同样灰暗的是随着金融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崛起的金融高级人士和大型跨国企业的CEO，他们也在从中偷偷坐收渔人之利，这可能也是不断泡沫化的虚拟经济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结论是不管资本选择谁做代言人，总之它们永远都在加速繁衍，永远都在吸收新血，永远拿走最大块的蛋糕（还有一个更为“庸俗”的问题，是按照经典金融学的理论，资本高收益是不是因为承担了高风险呢？是不是不能只看净值，还要看夏普比率呢？）。
中国的投影和特殊之处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全球比较的角度，制造贫富差距的技术哪家强呢？是欧美，是拉美，是香港，还是中国呢？在私下的讨论中，他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居然是中东国家，但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承认中国的数据难以获得，而且有自己的特殊性。
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意义，尤其是在财富分配领域，别忘了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中国贫困人口从之前的6亿多（当时的总人口是8亿）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万——按照中国自己的减贫标准——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贡献。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也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确实极大的改变了世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这毫无疑问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但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呢？那又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
如果把皮凯迪问题投射到中国自己身上麻烦就大了去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着大量的国资和国企，但数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贫富分化过程，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在短短30多年里头把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17疯狂地提高到0.61（这是基于收入的基尼系数，根据2010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4年7月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则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12年为0.73）。
个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和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可能有着很大不同，或者更准确的说，贡献因素的权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财富差距可能主要就是由于皮凯迪所言的r大于g的问题引起的，但是中国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来看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仍然用数据说话，从过去10年的数据来看（根据东方证券开发的数据库，具体见《国富还是民富: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居民部门的净资产增速与名义GDP增速趋势保持一致，但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幅度更大。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总额由2004年的68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3年的263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8%，而同期名义GDP则由2004年的16万亿上升到2012年的52万亿元，年均增长16%，居民净资产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1.7个百分点。这告诉我们至少在总量的意义上r不是比g大很多。居民净资产与名义GDP的比值也基本稳定在4.6左右。从年增速看，居民净资产增速的波动幅度大于同期名义GDP增速。2005年至2012年，名义GDP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2.88%，下限为8.55%，而同期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7.25%，下限为6.31%（莫非真是高风险高收益？）。
因为所有数据都是根据当年现价进行计算的，所以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可能存在泡沫或者货币幻觉。进一步剖析，短期来看，中国居民净资产增速与M2增速趋同，近期存量比值保持稳定。2005-2011年，除2008年外（资产价格下跌较快，当年金融资产增速为10.78%，实物资产增速仅为4.35%），其他年份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增速变动方向均与同期M2增速变动方向保持一致，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增幅变动与M2增幅变动之间的趋同状况存在加强的态势。2009年至2011年，中国M2增幅由27.68%下降到19.72%再到13.61%，同期中国居民净资产增速则下降到14.58%，2012年居民净资产增速和M2增速分别为14.35%、13.83%。拉长一点来看，结论会更加明显，值得对照的是中国M2在过去30年中的年化增长速度差不多是20%以上（即30年差不多310倍，同期GDP差不多90倍），但这个时间段大部分财富数据不可得，不过料想应该是跑不过广义货币（广义购买力）的增长速度的。从总量增长角度，广义的QE似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么问题来了，qe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呢？
中国经济一直是投资先行，资本积累优先，所以不奇怪资本的份额应该是最大的，理论上说政府的资本积累应该大部分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而民间资本积累的速度如此之快确实值得反省——分化来的是如此之快和剧烈。这里面就应该有很多中国独特的，也就是体制性的原因。这里我们尝试给出一个系统性的解释：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深化”（这里指经济货币化）并肩同行，大致可以把它定义为国家和居民的原始积累过程，财富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用GDP衡量的每年新增产出；另一方面是得益于原来很多没有市场价值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例如土地和矿山）；最后还得益于财富或者说资产价值的重估，反正积累的源头不是利润就是资本增值。而快速原始积累的秘密在于，它是运用三个特定的“剪刀差”来完成的。第一个来自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第二个来自农业用地同房地产用地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可以推广到垄断要素定价）；第三个则是一级市场的原始股跟二级市场流通股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些超额利润既是财富积累的来源，也必然是财富分配分化的重要基础。
总体而言，利润的积累总是平淡的，而估值飞跃才是真正的推动力，套用投资界较俗的术语就是（财富和资产）价格等于盈利乘上市盈率（P=EPS*PE）。先来看近期造富最热门的互联网新贵模式，无疑这是中国式（其实也是全球）财富积累最阳光和最有朝气的一种形式，这类公司很多在利润产生方面乏善可陈，但在估值方面确是遥遥领先，例如谷歌上市时其市盈率在35倍；Facebook达到了44倍，亚马逊则在几百倍左右，BAT在40到60倍左右，所以这类分化其实就是基于资本市场情绪和泡沫的。不过在中国的一个更为典型的财富积累和分化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征收了原住民的一块土地，象征性的做了些补偿，然后招拍挂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把房子高价卖给了投资者，投资者的房子价格在10年里涨了10倍，如果还借用了银行信用杠杆的话，那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暴利了。这其中的开发商和投资人都有大幅度财富增值，而相对而言原住民和其他没有持有这项资产的投资者则被远远的丢在了后头。那这个财富分化的典型模式里面牵涉到至少四个分化环节——即城乡二元结构、要素价格垄断性（土地制度）定价（制度性倾斜），信贷资源可得性、货币供应与资产泡沫，关键是哪个因素才是最大影响中国的财富分配的呢？
笔者认为，可能主要还是来自广义QE即货币宽松的力量。作为市场经济的货币配套，中国也在进行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的资本化。而因为上述所有资产价格都是按照当年现价估计的，所以背后总有隆隆作响的印钞机的声音。因此可能更加重要，而且真正有趣的问题其实是在一个广义货币年均增长20%的长期的货币幻觉中，财富是如何增长和被分配的，而这就需要更深的洞察力。这同日本的情形很像，在皮凯迪书中1970-2010的明细比较图中，日本的财富分化的速度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它冲高得非常快远超其他经济体，但到经济泡沫崩溃的时候1990年，它下跌得又非常快，足见泡沫在财富分化时的力度。此外还有一项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结论，该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8，但其中地区差距贡献达到0.25。这个比例超过了美国和巴西这两个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中，最主要的拉动因素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但在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反而不是很高。那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比起收入来，家庭财富水平受到的地域影响则更大。特别是由于财富包含了房产这一区域价格差异极大的资产（毕竟占到中国居民财富的60%以上），其实地区差距可能是资产泡沫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估值推动对所有类别的资产都成立（大致就是股票、房产），所有阳光的富豪多数是持有公司的股权，而且相对透明和容易计量（胡润富豪榜），但房地产就比较难测度了。无论如何，以利润积累为辅和以估值提升为主（还有提升杠杆的能力也很重要），可能是中国财富故事的主干，当然这些都是在现有制度下合法的积累方式。还有一种更坏的可能形式，那就是腐败和权钱交易。
改革的起点——人均的资产占有量，基本是差不多的，考虑到中国式原始积累令人瞠目结舌的速率，那么可能在土地（包括矿产资源）、国企等公共资产的资本化过程中存在有重大的漏损，而事实就是土地、房产和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企业上市并购，则是常见的利益输送管道。皮凯迪也提到这种最坏的情形——公共资本向私人资本转移，这种漏损的大部分可能都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例如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他们是凭借免费拿到一些国有的资本，例如自然资源等进行积累的。台湾在1990年代的自由化也是如此，过程是暗箱的，结果就可以想见。从中国近期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它们很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的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地产、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发展型腐败（即所谓的润滑剂式）可能正在恶化为掠夺型和垄断型腐败（即赢者通吃）。
实际上这些原因都会带来财富不公平，究竟是资产泡沫，还是不平等土地跟户籍制度，还是贪腐是导致我们的贫富分化的最大原因，只有找到这个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而问题的答案并非那么显而易见。而且也最好可以理一下，免得所有中国的资本都对号入座的因为原罪这个词，总感觉头上有把悬剑，而瑟瑟发抖寝食难安，这势必不利于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所以中国的财富积累和分化的皮凯迪式的解释，是不是这样可能更加可靠一些——在整个经济货币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有人是凭借利润的日常积累；但同时有着大量的要素需要市场化，即资产资本化，资产资本化的过程中，出现系统性漏失，体制缺陷使得一部分人优先或者低价得取得了这些资产，然后在资本泡沫化甚至泡沫全球化（套息）的过程中，他们的财富积累如火箭般的发射了出去，把差距迅速拉大了（这对于私人和国有资本同样成立，我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正在显示这些关键证据）。在上面提到的三种积累方式中，前者可能是小儿科，后两者更像火箭发射，尤其是第二种类型的（因为房地产价值超过100万亿，资本市场还是小不少），特别是最近十年。本质上说这个年轻的半市场化的经济体，迅速通过了经济货币化、资产资本化、资本泡沫化，最后还赶上泡沫全球化的快车，在天文量级流动性供应的推波助澜下，财富鸿沟最终出现了。不妨可以说得更直白一点，中国社会的资本平均的r不会明显大过g，但是某些类型的资产，例如高pe的股权、一线城市的房地产，r则是大幅超过了g，只要大量拥有这些类别的资产就能够雄踞于中国财富金字塔的顶端，而获取这些资产的方式可能是合法也可能是非法的。其中最让社会痛恨的无疑是有着数百套房产的贪官，其实理论上兜了半天，结论竟然是如此的直观和草根。
结论：给中国的建议
如果把《21世纪资本论》投影到中国现实的话，你指望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呢？无论如何，中国的进步主义的改革日程表里中总少不了规范权力，约束垄断，消除二元结构，终结腐败这些必然要件，这些无疑会让这个社会在两次分配的程序上更加公平合理。特别是要消除不受制约的绝对的资本和不受监督的绝对的权力，以及最坏的两者的结合——它们始终是全民公敌。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讨论皮凯迪的建议例如全球范围的遗产税、财产税，在任何地方这无疑都是一个难题，因为财富加权力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也通常最具有发言权，如果它还有立法权，即制定规则的权力，则它们肯定会把这个规则做得向自己倾斜。另外资本也会用脚投票，在一个此起彼伏的全球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它们的流动性非常之高，难以避免会四处逃逸，中国只有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结构的优化过程中才能找到可行的应对之策。不过对于当下的中国，更紧迫的可能还是第一步，也就是皮凯迪反复强调的透明度问题——征税的讨论当然可以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先把不动产登记制度搞定了再说，这个制度据说应该今年6月份就完成了，现在已经快年底了，其难度好像真的跟一场针对既得利益的革命差不多。不过相信在依法治国的大势所趋之下，搞清楚家底的不动产登记法律一定会尽快成行。
中国一直宣称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立足于本国国情，摸索自己的模式，寻找到一条新路。在财富分配如此古老的领域，如果老路是平均主义，邪路是两极分化，那么新路应该是什么？人类总是试图用自己的智慧寻求可以避免仇恨、冲突、战争等大洗牌式的求解方法。尽管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也不需要有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要能够相对缓和就可以了，贫富差距不能再恶化。众所周知，一个巨大的中产阶层才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石。应当说正在全力推进的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使得我们在破解“皮凯迪困境”方面有了最有利的机遇窗口，如果中国真正能够吸取中外文化的可行经验，融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或有机会走出来，其成功经验也必将有益于全球其他国家共同的未来。
对话的最后环节，大家明显感受到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激起皮凯迪的进一步研究兴趣。如果他打算再写一本与中国财富分配有关的新书，我建议的题目是“权力与资本”，刘胜军的是“市场经济与公平”，李迅雷的是“中国的私有化道路”，他自己觉得也许是“资本和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