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是当时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以及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和熊彼特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但却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进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在那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

针对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言论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 “兰格模式”，哈耶克在上世纪30-40年代也提出了三点意见，进一步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想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责任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他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乃至可以说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一系列经济社会思想着述的主旋律。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精深的经济社会思想。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没有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思想”。在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