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欧美中的激进知识人一起造反资本主义，实为20世纪社会文化现象的一大奇观。
在“文革”时期，某些欧美国家中的一些激进知识人礼赞中国红卫兵行动，期望把毛泽东主义传播到欧美土壤； “文革”后时期，某些中国知识人受到欧美变革知识论述激发，期望把种种人文—社会理论的变革论述传播到中国。据说，从欧美“文革”精神中发展出的种种人文—社会理论新论述，使长期蔽而不明的中国“文革”的现代性意义豁然明朗。
两种“文革”确有某些共同的理念和社会行为特征，例如：造反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主张群众民主，践行大众艺术化的革命行为。可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结构、社会文化资源均不同，要持论两种“文化革命”造反的是同一性质的官僚制度，推动的是同一性质的群众民主，践行的是同一性质的大众艺术化革命行为，恐失之轻率。两种“文化革命”的亲和性论证因此将要旨集于如下论点：两种“文革”均在属已的现代社会演化进程中挑战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构想及其历史样态，开放了另一种现代性的理想空间。于是，“文革”事件被放到现代性转换（或后“现代”）的思想空间来看待，重新勘定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文革”释义的两种立场
从现代性问题角度探析“文化革命”，确是富有激发性的。不过，这一探听取向本身就相当歧义，不同的现代性理论立场会给出不同的“文化革命”释义。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为简明起见，我仍然用变革论和解释论来归纳两种基本的“文革”释义立场。马克思说，哲学家（如今可更换为社会理论家或文化理论家）的职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事实上，当今社会理论仍不外变革论和解释论这两种基本的论述态度。基于变革论的现代理论立场，论者可以从“文化革命”的理念和实践中读解出诸多肯定性的、超历史事件本身局限的意义蕴含，换言之，“文革”理念的历史意义不受“文革”的历史实践失败（是否“失败”亦值置疑）的影响，相反，在当今时代，至少值得捍卫和发展“文革”的精神理念；基于解释的现代性理论立场，论者会对“文化革命”的理念和实践持审慎的辨析态度，从“文化革命”的解读中积累认识社会失序的历史知识，为现代性的演化（而非另一种现代性的创造）寻找引证。
“文化革命”是现代性现象，西方某些论者把“文化革命”之源上溯到列宁领导的与资本主义争夺文化霸权的俄国革命。在我看来，如果“文化革命”的基本含义是群众民主的革命运动， 那么把法国大革命视为现代性的“文化革命”的第一场演示，似乎更为恰切。法国大革命之后，即出现解释论（柏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变革论的“革命”后论述，由此引发的激烈的现代性论争，迄今尚未缓解（卢梭的红白脸谱之争即是例证）。若干年后，1966年5月16日是否会成为一个法定庆典日，以志新的（或另一个）现代性的划时代开端，尚未可知。可知的是，60年代末的“文化革命”释义的歧义性论争会持续扩展，法国大革命释义论争的基本思想格局，在当今的“文化革命”释义论争中不是已然再现了？
无论“文革”释义如何歧义争纷，对“文革”的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仍然是各种释义赖以展开的基础。因而，从比较历史社会学角度参照研究60年代末的两种“文革”，是推进“文革”研究的重要进路之一。目前的“文革”研究显得不平衡：汉语学者对中国“文革”的实证性研究积累不多，理论阐释寥寥无几。不平衡的情形更在于，汉语学界对欧美“文革”缺乏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既然“文革”研究背后沉淀着现代性重构这一大题目，汉语学界就当在拓展中国“文革”研究的同时，开发欧美“文革”的研究题域。否则，汉语学界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学理资源，去考量某些欧美学者基于两个“文化革命”提出的重构现代性提案。
二 “文革”与两个世界体系
60年代末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演化的结果。从1918年的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到1966年中国红卫兵造反运动和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表明了两个世界体系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双重偶在性：一方面是各体系内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偶在性，另一方面是现代性建构的正当性选择上的偶在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发生的“文化革命”，在理念上的正当性基点是，替代最终会衰亡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一场“文化的”革命，意味着实现更为正当的现代性。尽管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革命提案，既有民族国家自身的偶在动因（反美反苏），又有现代性选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偶在动因，两者的关系相当暖昧，反既是一种现代性方案又是西方强权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毕竟是这个革命的理想目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动员针对自身?反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预设了这个制度结构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残余。无论这个革命理据如何似是而非，它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正当性理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某些“文革”理论家在论证“文化革命”的正当性时，试图避免这种似是而非。巴罗（Rudolf Baro）论证说：“文化革命”承担了共产主义的许诺，即从根本上解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痼疾，消除现代人类的对抗状态，走向普遍解放。 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进行“文化革命”，革命的目标应该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查看这个新制度是否在逐渐兑现其现代性许诺，如果没有，它就成为革命的结象。按照这一论点，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文化革命”应是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之命，若以资本主义为对象，无异于设定了一个假想敌。
在这位东德马克思主义者的“文革”理论中，革命方式被设计为，“将群众引向文化革命、在不断扩大的行动中实现多数人一致”，以便革命行动日益深入到现代性的基本矛盾中去。 群众民主是“文化革命”的直接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障碍，是社会主义官僚制，而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按“多数人”的术辞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文化革命”推崇的群众民主，仍然是卢梭式的“人民民主”理想。群众是谁是？是多数人，还是每一个人？是意识形态化的群众，还是个体自由的群众？其差异非同小可。
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文化革命”同样是一场现代性的检省运动，审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许诺是否兑现，它既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假想敌，亦没有许诺要通过“文化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倒是要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发展现代性的世界体系，若不加区分，就会造成视界的混乱。一些攻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人，无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和发展，结果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在两个世界体系中，“左派”和“右派”的含义不同（相反），说明分别审视两个世界体系的现代性问题的必要。
欧美学界研究西方“文革”的论著不胜枚举，但研究路数大致不外两种：或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的描述分析，或文化理论的景观式分析。芝加哥大学社会教授弗拉克斯（R.Fracks）曾是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活跃份子，担任过“争取民主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干事，他以亲身经历撰述的《青年与社会变迁》就属前一类。 孔狄利斯（Panojotis Kondylis）的《市民思想和生活形式的衰落：自由的现代与群众民主的后现代》不注重作为历史事件的西方“文革”的描述分析（讲故事），而是盯住“文化革命”与现代性重建的关系这一决定性问题，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转换关系，把“文化革命”看作这一转换中的重要环节，为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现代性重建提供了一个审视点。
当今某些中西论者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或另一种现代性）的变革论来阐释“文革”理念，为检审这种论述是否有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文化革命”的性质是必要的，因此值得考究三个问题：（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究竟有怎样的关系；（2）“文革”在这种关系转换中的实际形态如何；（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文化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三 “文革”与所谓“后现代”
按孔狄利斯的论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的含混，主要因为未能区分这两个概念具有的双重用法。现代性概念的两层含义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40年代的文艺现象，和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政治现象：与此相应，后现代性的双重含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文艺潮动，欲革去文艺的现代性形式、内涵和立场的命；另一用法指同一时期出现的思想脉动，挑战启蒙理性的普遍性和正当性，宣称自由主义的启蒙现代性提案已失效，倡议另一种现代性：群众个体生活的自由游戏和多元社会的多权力和多意见中心。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文学现代性形成之时，亦是工业化群众社会形成之时，工业化群众威胁到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制结构和社会治权。古典自由主义的具体历史含义是资产者的社会——政治优势（Dominanz des Bürgertums），工业化群众社会中兴起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缩小了资产者寡头政治的政治空间，引起资产者的抵抗，竭力想阻止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不再向群众民主方向移动。结果，群众社会虽然出现了，但却没有出现群众民主政制。群众社会与资产者寡头政治的冲突胶着于是否实现群众民主政制。
这一矛盾的历史解决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本质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资产者寡头政治被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削弱；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化生产的上升，逐渐形成大众化消费生活结构。大众化生产和大众化消费生活，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间在西方技术化工业国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现实。孔狄利斯称此为工业化群众社会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后现代性提案是这一阶段的产物。表面上看，文学的后现代叙述抛弃了文学的现代性叙述，但从社会学上看，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后现代性正好对应于群众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从实质上说，仍保持了连续性。启蒙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论述与自由的社会民主的后现代性论述的?方情形，同样如此。 后现代的社会和思想问题因此是：群众社会已进一步成熟，群众民主的实现是否会像群众社会的第一阶段那样受到阻碍。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因此可以界定为，作为资产者的现代性之政治法权和世界观的自由主义与群众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诉求的又一轮冲突，“文革”就是这轮冲突的集中表现。在思想上，这种冲突体现为两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对立：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综合——和谐，与此相对立的群众民主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解析——拼合。前者致力于从不同事物的多样性中建构统一的世界图像，后者拒绝认可实体性的、稳固的事物，只有要素和原子，它们的功能作用只是不断拼合新的组合。
四 知识青年的造反
知青造反和知青下乡是中国“文革”的重要篇章，欧美“文化革命”亦由知识青年首先起身推进群众民主的诉求，即要求彻底革掉资产者时代社会化的、意识形态的和心理的残余。究竟何谓“群众民主”？经历过中国“文革”的汉语学者至少知道这一术词的中国“文革”式含义。依据这一含义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群众民主”诉求，恐怕会弄错。通过察看西方知青的政治诉求，可以看清何谓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群众民主诉求。
分析“文革”，只注意那些革命性标语口号的字面涵义，是不得要领的。应该分辨这些革命口号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语境中的特定意涵和客观效力。西方知青针对精英统治提出的革命性口号，确是“群众民主”冲动的真实反映，这种冲动的实质恰恰是中国“文革”的主要革命对象之一：个体享乐自由的生活观。从奇装异服、打破规矩、上下班时间自由到反官僚制，无一不是为了作为个人的群众获得享受自己自然生命的权利。
反古典资产者的生活习性和生活制度是西方“文化革命”的基本特征，这与先锋派艺术的反现代艺术传统相呼应。“文化革命”的主要担纲者出自对古典资产者的生活秩序观，寻找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观。这种“革命”群众的性质新在何处？新在他们是拥有技术知识的群众，不再是工业社会时代只能出售劳力和简单技能的群众。在工业化群众社会的战后发展中，经济管理机构和消费性生产制度的扩展，使运用技术知识的功能有了很大变化；工业技术化和组织化的迅速提高，知识青年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分布大为改观。服务行业和大众传媒的扩大，亦使知识青年的身价上升。工业化社会向技术社会的转化，应用知识人激增，他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迹随之上升，其生活观开始要求支配社会的意识构成。这就是杜拉克（Peter Drucker）所谓“后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重组，技术知识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本，而这种资本是可由个体知识人随身携带的。 基于这样的经济资本，青年知识人就要求政治资本，要求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观。
技术化知识社会的出现，伴随着教育制度的扩展，应用知识学科的扩建和招生人数的扩大，使青少年更早脱离家庭的监护怀抱，进入大学生群体，以致于大学（含技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成为技术知识人群众社会的熔炉。弗拉克斯在分析青年学生的反叛行为的性质时认为：“文革”是社会文化转变的基本症候，它反映了正在崛起的科技潜力与现存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之间的基本冲突，要求建立新的价值理念，新的动力机制，新的权利和新的制度。科技化社会变迁产生了新的社会角色——新的阶层（知青），其成员怀着对旧规范及固有结构的不满情绪。 由此可以见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代性演化孕育出的知识青年，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现代性培育出的知识青年的品质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中，亦出现了技术知识群众阶层，然而，有两个因素限制了这个阶层形成自己的政治诉求。首先是由于消费性生产以及技术化程度不同；更主要的是，政党国家的新兴技术知识人受政党意识形态支配。 一旦政党意识形态魔咒脱魅，才会出现个人主义的知识人群众的“文化革命”诉求，例如，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中国的“文化革命”后才可能发生。
这一切都是在6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批生产、大批消费、群体教育、群体传播”，以及“服务于它们的学校、公司和政党等专业性制度” 是西方“文化革命”的社会基础。新型的群众对民主的要求不同于早期群众社会，技术知识青年的群众民主诉求首先指向生活风格的自决权。古典式资产者“老爷”们给他们冠以“垮掉的一代”的称号，正表明他们与古典式资产者的生命观和价值观绝不相容。践行性自由、吸毒、暴力，不过是新型知识青年创造自己的自由生活经验，突破古典式资产者生活规范的非常手段。古典式资产者“老爷”们在历史中曾对封建贵族的生活风格和价值观施以革命之术。如今，出现了新型的知识资产阶级，他们不是少数企业主、大贸易商，而是众多掌握实用技术知识的青年群众。现在轮到他们对资产者权贵的生活风格和价值观施行革命之术了。
五 西方“文革”的动机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文革”实质上是一场新兴技术知识资产者的革命，这种知识资产阶级是以大批量形式产生出来的，但他们的价值观又是相当个体主义的，所以，西方知青的造反运动并非一场中国“文革”的高度政党意识形态的动员式社会运动。不同国家的制度结?差异，亦使西方“文化革命”在意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内在差异十分明显，并无一种划一的运动形态。不过，在孔狄利斯看来，西方“文化革命”仍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即要实现“反结构”或“零度结构“（Antistruktur oder Nullstruktur）。所谓“结构”指现代资产者阶层近百年逐渐制度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秩序规范，在价值观、生活趣味乃至社会身份等方面，这种“结构”仍是一种人和价值的层级秩序（Hierarchisierung）。“反结构”或“零度结构”意味着应该诉除这种层级秩序，创造个体自决的群体生活的自由形式，这些形式从政治组织、文化组织、工作群组、两性生活或居住群体到某个短时的群体组合（如一场摇滚音乐会），无所不包，总之是自由、随意的结合，不分职业、身份、性别，纯粹是个人的自由参与行动。价值观自决的个人通过自由创造的生活形式（而非被老资产者的生活观安排好的秩序结构）找到自己的身份，这预设了生存价值观的绝对自由、平等和无差异。“反结构”的“文化革命”固然需要某个领袖的带领，也有对某个明显的崇拜，但拆除“旧结构”既然是绝对自由的个人实现自我的前提，“革命”傍或被崇拜的明星都是昙花一现的，不可能有持久稳固的权力基础。结构意味着界限和限制，“反结构”或“零度结构”就意味着创造一个自由空间，以便让个人的自发性和潜力充分发挥。
“反结构”的“文化革命”形式尤其表现在身体行动方面：从摇滚乐、同居、同性恋、一夜情到迪士科提供了实现价值观自决的多样形式，让新型知识人群众抖掉一切束缚，表达反抗或达到松弛。以青年文化为主要形式的“文化革命”是狄奥尼修斯式的酒神精神，它造反“资产者的阿波罗精神”（bürgerlichen Apollinischen），因而带有审美化的性质。西方“文革”的理论之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论证革命应深入到生理层面，要求“自然的解放”和“自然的激进变化”。 这里的自然主要指生理的自然。身体造反运动的高潮表现为对暴力和性的态度，两者均被视为个体人身自发性和自由潜能的展示，战胜古典式资产者生活秩序束缚的表现，生命精力的证明。西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崇拜有时也与政治灵感的恐怖行动相关，而且运用暴力的正当性理据并不需要太多，只需视为生存上的突破即可，甚至只为了宣泄一下也行。可以看出，西方“文化革命”的动机结构是个体人身的自然本性的释放，这是技术知识人群众的基本革命性诉求。
“文化革命”以后，对性自由的神化才开始社会化，在此之前，性自由还只在先锋文艺中得到颂扬。性自由被视为个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以及个体化沟通最卓越的领域，在充分展开自己身体潜能和冲动性的同时，古典式资产者意识形态的自我克制伦理和理性人类学被狠狠嘲弄一番。中西方的“文革”虽然均有“反结构”的性质，但“反结构”的动机因素以及所反的制度“结构”，都是不同的。
六 “文革”是一场革命吗？
西方“文化革命“是一场革命吗？如果“革命”应明确地理解为以一种社会形式或统治形式取代另一种社会形式或统治形式的政治行动，或按马尔库塞的说法，“是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运动，它以改变社会政治结构为目的而推翻一个合法地建立起来的政府与制度”， 那么，西方60至70年代的“文化革命”就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孔狄利斯所谓的“走向成熟的群众民主的适应运动”，它并没有触动既定社会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没有触动其“生产关系”。早期工业化群众社会已对老资产者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提出异议，成熟期的知识资产者的群众社会运动不过是消除其残余。技术化的大众生产和大众的消费生活，决定了西方“文化革命”的实质乃是以知识资产阶级的群众性消费和享乐为基本诉求的群众民主运动。民主是可以消费、应该消费的价值观自决的群众民主，群众通过应用技术知识在经济资本的占有方面大有长进了，如今需要攫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中国“文革”的性质，恐怕也值得问：中国“文革”是一场革命么？它触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吗？触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吗？中国的“文化革命”究竟是开放了新的现代性方案，抑或不过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现代性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症候呢？
某些古典社会思想家（舍勒、曼海姆）曾提出如下论点：现代性群众造反资产者。 按此论点，后现代不过是这场造反的推进。在现代化过程中，资产者通过工业化制造了群众，随后，群众起来造反资产者。“后现代”倒像在实现马克思的理想，他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就以自由劳动和自由生存为基本形式，让人的所有潜能（当然包括性潜能）发挥出来么？
西方“文革”与中国“文革”并无异曲同工之妙，两种群众的性质不同，群众社会的制度基础不同，基于不同的群众品质的群众民主诉求亦不同。这些可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同。1969年曾因发表《断绝的年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一书而名噪一时的杜拉克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社会主义现代性负担着卢梭和马克思企望的善的一致和谐的社会救赎承诺。 西方“文革”抛弃了这种现世宗教的承诺，而中国的“文革”至少在理念上肩负着解救社会的现世宗教使命。由此来看，两种“文化革命”的变革论释义企求寻找两种“文革”的参证关系，是相当渺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