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和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自由贸易是有利的，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国家之间互通有无，消费者可以买到最廉价的商品，但是从国家利益来看，情况并不是如此，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有利，欠发达国家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压制本国的制造业发展，从而依附于发达国家；再有资本自由流动，可能对欠发达国家有利，因为资本流入可以推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由此倒过来成为商品市场终端，导致产业空洞，就业流失。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就是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之间的矛盾，它具体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的冲突，正是这一内在矛盾使全球化的发展陷入自身的困境。

国家逻辑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追求国家的竞争力和财富最大化，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增加国家自身的权利和经济福利。，市场逻辑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什么，同时利润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研发，哪里生产，哪里销售，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关系是，首先因为国家依旧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所以国家逻辑依旧主导市场逻辑，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其次，国家政策特别是大国政策决定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最后，经济问题最终将会升级为政治问题，由政治或军事手段得以解决。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消弱了国家原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使它们更加相互依赖，经济利益的考虑已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军事决策的一种强大力量，所以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关系是互动的，相互制约的。

冷战后主导世界变化和发展的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其三，欧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更加专注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但是同时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是美国和西方始料未及的。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与此对比，美国和西方国家由于本国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和外包，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首先，由于本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产业空洞化。其次，产业空洞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每况愈下。其三，由于美欧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欧国家消费越来越依然于从中国的进口。最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消费型国家的困境，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导致目前债务危机的爆发。

经济全球化以及导致的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是全球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和对现有全球资源重新整合的结果，但是显然它不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逻辑和利益的。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写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或者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正因为如此，崛起中的国家与衰退中的国家矛盾正在激化，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美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战略目标是维护其全球第一的地位和利益，所以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何种原因，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为此美国在战略上转向亚洲和中国，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在经济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制造贸易摩擦，硬逼人民币升值，同时在高科技领域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对于中国来讲，美国的冷战思维和现实主义进攻战略已成为其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威胁。

世界是平的吗？不是，国家和区域依然存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正是因为世界是不平的，所以导致资本的流动性，资本的目标是最大的利润与最小的成本，而资本的这种流动，导致有的国家发展，有的国家被边缘化，有的国家成为制造业基地，有的成为消费终端。进入21世纪，一方面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全球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世界正在经历从以国家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深刻变化，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全球化过程中失落的国家与崛起的国家矛盾和冲突必然加剧，经济利益上的得失被升级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由此使全球化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可能倒退为经济国家化。显然，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其自身内在矛盾的解决，而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这一内在矛盾的解决将取决于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如何建立。

简介：鲍盛刚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通讯地址：杭州延安路511号元通大厦631室, 3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