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一书的开篇引用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那段有名的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上帝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亨特也注意到，所谓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并非不证自明的公理。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几个轻巧的字，人类却花了数百年之久的时间加以证明。时至今日，这道题的证明推导依然在进行当中。

读中学时常练习数学证明题。题目给出数项条件以及需要得出的结论，而学生的任务便是依照题中条件推论出结果。虽然明知由题目条件一定能推出给定的结论，但这个证明过程，却是煞费脑筋，不经一番思索必不能成功。关于“人的权利”这到证明题亦是同理，虽然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人人生而平等”是这道大题目最终推导出的结论，但这个复杂的证明过程，人们却不一定能了然于胸，或者说，不一定愿意花时间去了解。

有一种东西，当它存在于你身边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你丧失它，其存在的价值才会被真正体会到。这种失去才懂得曾经拥有东西包括很多，比如各类生活必需品、比如爱情或者空气。此外，另有一些东西也可以被归于此类，就像亨特在书中告诉我们的，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基本概念也由于其空气般充盈于生活的存在特质而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而不见。这个概念就是权利，关于人的权利。

打开历史教科书，我们很容易就读到启蒙运动中“天赋人权”一类的句子。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被视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人权文献，人的权利，在这三份文献中都被确立为上天赋予，或者说是不证自明的一个命题。然而，这里所说的人权，与今天的概念相较，显然存在区别。亨特说，“18世纪人权运动的倡导者们会强烈地谴责其反对者为无情的传统主义者、只对维持基于不平等、特权性和历史习俗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感兴趣，而不是基于平等、普遍性和天赋人权的基础上。”亨特所谓的“天赋人权”，乃是指今天一种更为普遍的人权信念。而18世纪的人权捍卫者们，他们口中的人权带有更明显的功利色彩，为欧美的政权更迭和政治转型铺垫了道路。

然而，在发现了“人权”的18世纪，当在民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享有了他们应得的权利。相反，民主政体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政治土壤，但在早期资本主义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对一部分人权利的漠视也随之出现。在接下来的19世纪，是一个由罢工、抗议、街头暴力构成的百年。作为口口声声要“天赋人权”的启蒙者们，这时也不可能预见到贫民、劳工、少数族裔、女性等等人群竟然被排除在了他们设定的“权利”定义之内。

为了让那些“被权利排除在外”的人也拥有权利，有人开始呐喊：不能继续躺在“不证自明”这张卧榻上做着春秋大梦了。一个雁过拔毛的时代里，再浅白的道理，如果不加以明确推导论证，恐怕也难以自明。这就像是考试卷上的一道证明题，如果仅仅抄一遍给定条件然后直接得出结论，肯定是得不到分的。同样，“人人拥有权利”之类的便宜话，人们如果就这么轻易地喊出而不加以深究，必然只能得零分。当然，权利这道题得零分的代价有多大，也无需赘言。

那么，这道题“得分”的要点在何处呢？答曰：人心和人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假如在中国发生了一次使亿万人丧生的地震，一位富有人性的欧洲商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斯密做了一个悲观的预言，他认为这个商人会在嘴上说出一切应该说的“正确”言辞，然后，他会立即开始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相反，如果他预知第二天将失去自己的小手指的时候，这位商人将会在床上彻夜辗转难眠。斯密由此问道：那么，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人会用中国亿万人的生命来换他的小手指吗？

斯密给出的答案是：不会。作为一个深刻洞察人性的学者，斯密相信，人性中的理性、原则和良知将在人们的判断和行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自从18世纪建立起来的权利概念得以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原因。权利的出发点在于“人性”，正是人性联通了一个人与所有人的内心，内心的相通则构成了人们共同的权利。承认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个种族具有与所有人相通的“人性”，这是他们获得权利的前提，也是解答“人的权利”这道证明题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