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于两年前的一篇旧文，未发表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已然来临，故将此文拿来发表，还有些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次证明，真正的学术思想，是有价值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难以否认，回顾30年走过的历程，时代是波澜壮阔，成就也是巨大，但是如果煮酒论英雄，品评学术文化人物，无论同“五四”时代，还是同西南联大时期相比，总起来说，或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物平平。其突出表现，就是当前各领域各方面都痛感缺少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领军人物，特别是缺少大师。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文化断裂。今之知识分子，与古代读书人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如今，已经两代人不读古书，加以一个时期以来文风不正，人们往往已不了解传统文化和士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才、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搬运西学，甚至以赢得洋人特别是美（国）人青睐为务，遂至负赫赫之名者亦莫不将精神注意于此。所以，今之知识分子多出专家，极少有通家，也就难以出大师。
当今真正有志于学术的，应认清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时代在呼唤真正的学术，呼唤大师。优秀的年轻学者肩负中华复兴的学术文化使命，必须超越先生，超越导师、院士等世俗目标，立志追求大师的境界，方不负时代的期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第一等的是思想家。思想家不是专家而是通家，专家里难以出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通家，毛泽东也是通家。一味跟着潮流跑，跟着西方跑，难成思想家，更难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学者。固守传统，不能与时俱进，是腐儒，也不能成为思想家。而一些新儒家如钱穆先生，一辈子守望传统，却能与时俱进，比较中西文化，成为大学问家，也是思想家。但是要贯通古今中西，没有几十年积累，不坐坏几个板凳，不能收功。世界和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新思想、新理论，创新是当代人类文明转型也是中国发展提出的根本要求。当代世界文化转型呼唤学术转型，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也在呼唤文化转型和学术转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现在正在迎来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文化繁荣高潮，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春天正在到来。这时候，是年轻学子励志成大才、大师的大好时机。
笔者不是大才，更兼小庙和尚，却在这里忽悠年轻人作大家大师，不免有卖假药之嫌。但是教书匠作久了，不免好为人师，也是恶习难改。毕竟多年来在这方面窥得一点门径，加以自己在多年的教书匠生涯中，积累了一点浅薄的体会，敝帚自珍，写出来希望对后学有所启示。
所谓成大家大师的门径，依笔者管窥蠡测，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历练。
志当存高远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个“上”，即高目标，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世俗目标，而是指成为某一类人，做钱穆、马一孚，还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王夫之、顾炎武？还是朱熹、二程子？抑或是孔子、孟子？青年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心里是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目标的。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学者，包括许多后来做了大官大事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胸襟、器局大。胸襟，就是抱负；器局，就是才识和气度。这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就是修齐治平的一套理论。孔子说：“君子不器。”这个器，是器物，是指有形的东西。君子不作有形的具体的器物，而要作无形的大才，就是“志于道”。孟子最理解孔子的“志于道”，《孟子》通篇都与帝王论道，就是修齐治平。那时候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古人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有“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襟怀，生命非常充实。中国人自古重视子弟教育，五岁开蒙，低班学一点“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通俗文化，但凡有点力量的人家或重视读书的人家，子弟多以科考为目标，上高班，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其中《论语》和《孟子》对于开器局有特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孟子》。开器局对于青少年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就是专业技术这些东西还在其次，首先开器局。器局一开，一生才可以致远，可以达到相当的高度；器局不开，满脑子个人利益，古人叫“求田问舍”，后来叫“五子登科”，虽然照样可以做大官，享大名，大富大贵，但由于器局所限，眼界狭小，目光如豆，精神境界上不去，终于没有大家气象。没有大家气象，就只有中家或者小家甚至败家气象了。现在有些学者，名、位都够份了，但是讲话写文章，就是没有“五四”时期学者的大家气象，甚至有时还犯低级错误，与器局和功底大有关系。一些成功人士，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再上不去，或者下来了，甚至栽了，不是没有机会，一个重要原因也在这里。胸中没有合理的政治理想，也就缺少思想高度，缺少应有的责任感，也就难以有大的事业；一旦专一于“五子登科”，行为就出问题。现在全社会都感叹没有大师，只有大楼、大蔓儿、大官儿。器局不够，，眼孔就小，胸中没有高远的理想和志向丘壑，只有个人，只有名利，何来大师？又说打造大师，大楼可以打造，大蔓儿可以用钱堆，用媒体吹，大师如何打造？于是揠苗助长，或学资本掺水，制造泡沫学者。旧私塾弊端很多，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读经开始，先开器局，器局不同，气象才能不同。所以傅斯年当台湾大学校长，硬是规定低年级不分文理，一律学《孟子》，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经过百年来的战乱、整合、蓄势，现在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生在这个时代的学者，其实特别幸运，其实是生在中国近代史收获的季节。但是收获不是坐享其成，也要付出艰辛，也要为国家民族抗一肩责任。学术，乃国家公器，不仅是个人饭碗，谋生手段，不是不要饭碗，而是不孜孜以个人利益为念。“学也，禄在其中矣”。中国自古以来就赋予学术和士以引导社会的责任，所以士居四民之首，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社会也赋予其很大的责任。现在也是一样，其实党和国家对于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现在也特别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效力。所谓思想库，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实在是太需要了。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其实是很不适应。恰恰在这个时期，又是一个青黄不接时，出现大机遇。所谓大机遇，机会主要在年轻学者。有机会能不能成事，关键不在学问，不在“文艺”，首先在器识。所以，志当存高远，志在中华复兴，如少年周恩来说“为中华腾飞而读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就很有希望了。
有了志存高远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磨练品行意志，具体说，就是不爱钱。不爱钱，不大容易。成为磐磐（上般，下木，字盘里没有）大才，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爱钱，就是多欲，多欲，成不了大师。梁漱鸣先生评论章士钊，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就是因为多欲。不爱钱，不是不要钱，也不是拿钱完全不当回事，而是不以钱为生活目标，更不为钱所累。要做真正的学者，先断了发财的念头，读书不为稻粮谋，真有本事，车房都是小事。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最欣赏颜回，最讨厌樊须，就是这个道理。今人如果有颜回子10%的精神，就足以成就任何事业。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励志和不爱钱，这两条都是养气。古人重视养气，养气也要从娃娃抓起。“五四”以来的进步学者，有传统文化，又有时代精神，当大任都知道吆喝什么。马寅初当北大校长，说：“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今人虽然经历文化断裂，大部分人了解近代史，心中还有一口窝囊气，于是懂得爱国；有些人却糊涂，“摆摊卖菜”不知道吆喝什么。更有一些人心里只有一股晦蒙之气，专一与自己的国家民族过不去，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专一拿祖宗开刀”。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是孟子，对一般人而言，养气都是一辈子的功夫。养气就要读经、读史。不一定贪多，但是要认真读。有人反对读经，须知中华民族存续几千年不灭，读经有巨大作用。不读经，文化继续断裂下去，别说没有大师，民族也会退化。西方国家都读经（《圣经》），连旅店客房都备有《圣经》，中国何以不能读经？
学贯中西，学贯古今，创新学术文化。
器局开阔了，胸中充溢着浩然之气，又清心寡欲，屁股就坐住了。这时候学问往脑子里钻，效率特高。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也是作学问的根。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使人的思想有深度，爱国主义有厚度，立身处世有原则，气质有中华民族性。没有传统文化，只有西学，学问的根子只扎200-500年，只在世界近代史打转，比较浅；有了传统文化，学问的根基可以扎到5000年甚至更深远。根深才能叶茂，盆景难以长大。有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再学马克思主义，就更有利于中国化；再学西学，就有比较，有鉴别，有自主性，有批判吸收能力。如此，则无论刮东西南北风，掀九级浪，如有定海神针。无论什么西化、分化、全球化的美国化，等等，无论什么潮流袭来，都能有主心骨，不至于迷失方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道出了全球化条件下作学问和做一切事情的道理。中国文化的大师归根结底不是海外可以培养的，文化的根一定是在国内。民族文化的根愈深，中西合壁的学问之树就愈是繁茂，就愈是可能有国际地位。反之，愈是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民族文化的根，即使一时能够得到洋人廉价的捧场，其实不会有真正的国际地位，甚至不会有尊重。
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关键不在长，也需要长学问，但关键在化。文化文化，关键在化。化的关键，在悟，在通。悟到一定程度，就通了。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还不够，要博而通，才上高度；博而通而雅，则上流品。学问做通了，头头是道，也能深入浅出。不通，则浅入深出，别人看不懂。唐德刚先生批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照搬自然科学方法，且往往语言晦涩，佶屈聱牙，浅入深出，恐怕跟不通有关。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是一本写文化的著作，在国际上有影响，但是读起来缺少文化的厚重感。这归根结蒂是由于美国怎么写也是200年或400年历史，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有限，文化厚重不起来。钱穆先生的《晚学盲言》也是写文化，而且是出自盲人口述，但是力透纸背，且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贯通古今中西，是大师手笔。
王国维先生用三个宋词名句比喻作学问的三个境界，流传很广。初级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中级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高级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先生是国学大师，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才50岁，实在太可惜。换言之，他很早就登上了学问的高级境界。什么道理？笔者瞻仰过他在浙江海宁老家的故居。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王国维十三岁就立志做学问，一生有十一个儿女，却一辈子不事生产，不管挣钱养家的事，潜心作学问。王国维留学日本学习物理，攻过西学，研究过（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戏曲史、词曲；又专治经史之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古器物、金石学，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生平著作共六十二种，蜚声中外，对史学界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学术，讲求经史子集全通，尚通才不重专才。王国维是现代学者，学贯中西古今，政治上虽然保守，学问上实在了不得。所以郭沫若先生说，他对近代学佩服两个人，第一就是王国维（还有鲁迅）。学贯中西也是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有大成就的学者的共同道路。从晚清魏源，到“五四”以后一代学人，都有条件学贯中西。以后就不行了，原因就是文化断裂和中西隔绝。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贯西”了，可是肚子里没有中学垫底，缺少必要的训练，更不能通文史哲经，往往只知今不知古，能“贯西”而不能“贯中，也就削弱了比较和鉴别能力，再赶上世界大变局，一些人就难免跟着跑；跑得久了，就容易食洋不化。借用佛学语言，这叫在劫难逃。这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削弱了民族的软实力。
据说现在耶鲁大学开一门新课、大课，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两个对世界历史颇有造诣的教授轮讲，是一种非常综合性的训练，内容包括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这种高级训练对师资的要求很高，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当然不一样。据说这种最新课程训练，使得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以同美国竞争。因为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也受到教育内容制约。中国人才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不差钱”，差在基本思路，盲目跟着西方跑，往往又学不到点子上，忘记了学贯中西才是真正的成才之道。美国教育重视人文社会科学训练，而不是只偏重硬技术、工程思维。包括当代市场营销，离开对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品牌价值。美国人很聪明，也很狡猾，他们很早就悄悄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历史文献，却诱导中国抛弃传统文化，搞全盘西化，其实是削弱中国软实力。最近美国学者理查兹·尼斯比特通过实验得出结论：谁把握了东西方两种世界观的长处，谁就会在21世纪取得最大成功。这在西方看来，似乎是新思想，其实是中国经验。美国教育重视思维能力训练，从娃娃抓起。我们的某些教育和课程愈来愈象傻瓜训练，不重思维训练，偏重工具训练，特别偏重英语和西学。例如西方经济学经过“去政治化”处理已经工具化了。又如英语其实就是工具，现在从小学双语，不学传统，一路跟着美国跑，大学毕业再留洋，满脑子美国化思维，没有东方思维。因此，有些中国人被美国人嘲笑为“又傻，又开放”，真正令人痛心。其实，啥叫“大策略”？无非东西文化贯通，而且是多学科地通。东西方文化打通，贯通，通了，就超越东西方，就有大智慧；有了大智慧，才有大策略。策略是小玩意，要有战略思维，大智慧出战略思维。西方人认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教授们偷偷学，贯通中西也就是经过学术创新以后编成教材，在耶鲁这种名牌大学讲授这种世界一流的高级课程，以提升美国未来高级人才的软实力，而且“以华（文化）制华”，一石两鸟。而我们却照搬人家已经过气的理论和教材，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可见，美国人的学术创新也在搞学贯中西、学贯古今。
要有马克思主义
学贯中西，是方法不是目的。按儒家思想，目的是修齐治平，天下大同，现在叫中华复兴，和谐世界。近代世界是资本主义时代，现在是处于它衰落的末期。这个时代，光有儒家文化应付不了，需要现代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批判武器而产生的，是新武器而不是旧武器。马克思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靠这个主义指导，才能翻身解放，鲤鱼跳龙门，甚至后来居上。俄国人就是这样翻身的。苏联人思想退化，是从后来领导人（实际上，不是口头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的。20世纪中国能翻身，有今天的局面，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悲惨命运，归功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文化是底气，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来源，但是政治上指引方向道路，还是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包括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削弱马克思主义会导致政治上迷失方向，实践中会出大问题。如果改革走了邪路，改旗易帜，中华民族160年的奋斗牺牲得来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前功尽弃。所以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学问是同样道理，需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找不到北。葛兰西说，知识分子都必须扎根于他们所认知的阶级之中。这种认知是通过主义的选择进行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懂一点，而是要真懂，弄通，而且自觉地作为立场、世界观、方法论，用来观察社会发展变化，观察世界风云变幻，从中寻捕捉中国的机遇、路径、办法，这样作学问才有用，才能起到思想库的作用；而且是大作用，不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居官经商还是做学问，看大势，都是第一等功夫。看世界大势，中国大势，离开马克思主义，看不清楚，说不透彻，这方面自由主义不中用。所以美英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要花钱养一批人包括终身教授，投入巨资，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作学问有马克思主义和没有马克思主义大不一样，有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就会了解历史发展趋势，特别是会使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阶级分析法等等，就有火眼金睛，不为现象所迷惑，白骨精变成美女也没用，照样一棍子打死。所以任继愈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是使人聪明的学问。先师关梦觉先生早在1987年指导博士论文时言传身教的“两要两不要”，笔者一辈子受用。“两要两不要”就是：“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不要跟着跑，不要上西方的当。”真是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不止。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时大气候在变；为什么他能头脑清醒？因为实践上有根基（一生追随共产党革命，久经风雨），理论上从传统文化和西方经济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看得明白，理论上能说清楚，实践上脚底下有根，政治上就自觉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历史转折关头，思想上容易犯迷糊，脚底下就动摇，政治上说坚定那是坚定不了的，风浪大了就要改旗易帜。
重视社会实践
学问、理论固然重要，但是缺乏社会实践，理论不能与实际融为一体，再提炼出来指导实践，照样还是不行。这就是洋包子往往敌不过土包子的道理所在。例如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实践，只从书本上把握是靠不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更是没办法“化”。王明21岁去苏联学习，25岁回国，一肚子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只搞了一年工人运动，没有中国社会底层的长期实践，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肤浅，书生气十足，长期搞“左”倾冒险主义；抗战爆发以后，又放弃独立自主，转向右倾投降主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给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这与他缺乏中国社会实践有很大关系。相形之下，毛泽东从山沟到城市读书求真理，在社会实践中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革命斗争，又回到山沟里带兵打仗，与士兵（工农）摸爬滚打，与老百姓血肉相连，再出手就不一样了。土包子与洋包子一比，高下立见。同理，对于作学问来说，阅历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财富。前文说，作学问，学固然重要，但“学而不思则惘”，所以关键在“思”，更在“悟”。而悟性的高低，其中实践经验、阅历起重要作用。阅历丰富的人，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其视野、角度和深度都不一样。人生是否经历过苦难，有无革命的经历，有无逆境的磨练，有无官场、商场的阅历，等等，作起学问来都是不一样的。梦觉先生生前说：“你们跟我不能比，主要是阅历。”先生那一代进步学者和老一代革命家一生的阅历，更多的是革命活动的阅历，这个没办法比。但是不同的时代都可以有相对丰富的阅历。实践的根基深厚，可能走向经验主义，不能保证理论和政治不出问题；但是实践根基不牢，理论上更容易走偏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左倾冒险主义到右倾投降主义，也是容易的。王明是革命时期的例子，建设时期也是这样。现在美国提出“Chimerica”的“中美国”构想，其思路挺邪性。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流行一种思潮，唯美国马首是瞻，有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味道，削弱独立自主原则。王国维和陈寅恪都讲过，学术贵在独立，学问贵在有创见。他们都有深厚的旧学根基。没有传统文化，又没有马克思主义，热衷于“与狼共舞”，是很危险的。好在中央思想清醒，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得住舵，这样党和国家就能生于忧患，也才可能实现中华复兴。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强调社会实践。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培养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感情，才能真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以他们的疾苦为疾苦，写出来的东西就有社会性、人民性，就有真正的价值。杜甫成为诗圣，不在技巧，古人写诗，技巧高明的多得是，可是能写出象《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并不多，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世。白居易做诗，天然去雕饰，先得让穷老婆婆听懂，才算定稿。郑板桥，七品芝麻官，一首《竹墨图题诗》几百年来一直传诵不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有没有实践根基，思想感情有没有人民性，说话做事写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来，国情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缺乏实践根基，情不能为民所系，为其它所系，就不了解历史呼唤什么，国家和人民需要什么，作学问也就无的放失；甚至不谙世情，不通外情、时务，学问就没有用；或者添乱，起副作用。“文革”期间的“老几届”无论在政界、商界还是学界，许多人现在都是抗扛大梁的。这些人经历了文化断裂，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都经过恶补，所以能顶得上去。他们的一个重要优势，是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特别是有长期在农村和工矿的工作生活经历，懂得国情。中国共产党的高官，重大政策制定，或重大事件发生，能一竿子插到底，或调查研究，或现场指挥，这种体制和作风，非常有效，而西方没有。每每把那些专骂中国体制不好的西方学者看得目瞪口呆，西方老百姓却很羡慕。现在的青年学者，如何加强社会实践，是个问题。
要锻炼胆识，要能言、敢言、善言
学者靠学问立身，以摇唇鼓舌摇笔杆为能事。有了前面几条，积累到一定程度，学问必有长进，会有见识。有了学问见识，要发挥作用，教育学生，影响社会，就需要表达出来，需要能言，包括能写。有了识，还要有胆，不能畏首畏尾，老是口嗫嚅而将言，又胆儿突的，不敢言，也不行。有胆，不是傻大胆，是有肝胆，有抱负，有担当，不是为个人出风头，个人名利。“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诗）将肝胆比作两座巍峨的昆仑山，这是怎样的胸襟气魄？所以能临危不惧，慷慨赴死，而且说出“中国要有流血者，请自嗣同始”这样气吞山河的话。马寅初先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马寅初先生一生就是这样为人处世，后来因言贾祸，也是为此。但是这种人在历史上的精神价值并不因此稍减，反而增辉。当然，能言，敢言，还要善言。这一点谁也比不上周恩来，这功夫就远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