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人类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是“天人合一”，而人类社会自身也是统一的，故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大同世界”、“天下一家”，所以中国政治文化自古主和合不主分争。当代愈来愈多的学术成果也证明，人类社会自始就是一个不断迁徙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融合的整体，当然也不免会发生相互冲突和对抗，但总体上是既统一又各具特色的人类文明体。人类社会作为统一的文明体，区别于自然界，也区别于其它生物界，人类社会是统一前提下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文明体。
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最早来源于人类先民所谋生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多样化，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不同的地缘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可以统称为地缘文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多种古老的地缘文明，后来大多相继灭绝。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前2250年）文明、古埃及（公元前3500-前600年）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长期以来被国际学术界并称为人类四大古老文明，后来有西方学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将古希腊（公元前800-前146年）文明与前者并列为人类“五大文明”。其实古希腊诞生于古巴比伦灭亡后的1450年和古埃及文化晚期，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受到前者很大的影响。这些古代文明，虽都是地缘文明，但相互之间有联系，自始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共同体，例如古希腊文明就来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而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庄子》中“胥靡登高而不惧”的“胥靡”，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换言之，苏美尔人是从中原迁徙到两河流域的。（1）虽然四大文明中后三种地缘文明在历史上久已灭亡，而中华文明得以幸存并成为人类文明在东亚燎原的火种，但是在地球的其它地区，人类社会仍然不断顽强地生存、迁徙和繁衍，仍然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和相互联系的，虽不够发达却也各具特色的地缘文明。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体之间，一直保持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密切的或不那么密切的，时而中断时而又接续的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体，但各地缘文明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中国人早慧，故中华文明早熟，也自然是原创。中华先民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包括与其它文明相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自主地创造了人类光辉灿烂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成就，形成价值独特的中华文明。虽说惟独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文明中持续发展至今的地缘文明，在历史上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异族文明的冲击和摧残，由于历代中国人能够在顽强地维护和坚持自身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同时，不断与异族文明相交流、相融合，从而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丰富和发展，进而形成东亚文明，并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向其它地缘文明传播辐射。在许多著作中长期流行一种提法，说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西方文明是工业文明，暗含贬义，殊不知人类不经过农业文明如何能有工业文明？而且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走火入魔，人类的地球家园已经濒危，人类社会也遭遇火并（种族灭绝）。所以，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到底哪个文明更加科学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文明，人类尚多有反省之处。说西方文明是工业文明即现代文明，是昧于历史，如亨廷顿所说“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
世界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表现在地缘文化上是儒家文化圈，表现在地缘政治上被称为“朝贡体系”或“贡纳体系”，地缘经济上实为一种变相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不断向外部传播扩散，主要是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汉初更开辟了丝绸之路，与西方交通。“汉武帝时，以长安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南至川、黔、滇和印度，东南至闽、粤和安南（今越南——引者）、南洋，东北至辽东和朝鲜、日本，都有中国商人的活动。同时，东南西北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2）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长达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处于极其落后的边缘地位（后来形成地中海经济圈，也长期处于对东方贸易的依附状态）。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拜占庭文明等那个时代的主要地缘文明交流最多，关系最密切，它们都是亚洲文明。亚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不仅长期执世界经济文化的牛耳，是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就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等地缘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大体上亚洲是一个和谐世界。待中国唐朝经济文化发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度和万方来仪时，长安已然是东方地缘政治中心。当时西方刚刚走出长期动荡战乱的大迁徙时代，与蒙昧时代相去未远，其地缘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尚待形成。直到西方熬到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中晚期，当成吉思汗的铁骑用暴力打通了亚欧大陆桥并带去大量东方先进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信息以后，欧洲又经历了长达两百年悲惨的黑死病、大饥荒和战乱的年代，在濒于绝境的经济社会危机中欧洲人终于涌出欧洲大陆，通过发动海外殖民战争摆脱了中世纪的社会危机，开始了对近代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全球扩张，于是西方开始崛起。西方史学家非常看重公元1500年，将其看做西方崛起的起点，实际上从那时起，西方又经历了三百多年堪称艰苦卓绝的征战杀伐、原始积累、工场手工业的提升、阶级斗争、军事和政治革命，教育和科技创新等等环节，其崛起的地缘政治秘密在于“使用有组织的暴力”（亨廷顿语），其地缘经济秘密在于，“欧洲用他的美洲货币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客票”，“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弗兰克语）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完成，西方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到1842年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才算彻底颠覆了东西方关系，根本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虽说总体上人类社会相互之间的影响、交流（冲突也是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渗透从未间断，促进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但是毕竟由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地缘文化不同，相互交流的方式大有区别。其中东方文明是先发文明，对后发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历史漫长、态度平等、平和、友好，历史作用巨大却是积极的；反之，近代后来居上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历史相对较短，但态度野蛮、傲慢、充满暴力和毁灭性企图；特别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先进，却无传教传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不强加于人，从来没有“东化”别国的企图，对外贸易也平等而公道，所以在两千多年中各国客商对中国趋之若鹜，丝绸之路上各国客商络绎不绝，“先后有罗马、拜占庭、印度、伊朗、阿拉伯哈里发与后来的欧洲及俄罗斯沿着它运送自己的产品”，（3）千辛万苦向中国“朝贡”贸易；而17世纪以来西方一贯试图西化、分化中国，愈来愈表现出一种恃强凌弱，强加于人的倾向（早期耶稣会士相对好些，也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实力不够，对明朝和清朝早期的中国强加不了）。就中国经济、技术和文化对西方的的积极作用而言，历史上至少有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极大地促进了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一是汉初开通的丝绸之路；二是汉击匈奴导致北匈奴西窜至中亚、西亚和中欧，成为西方民族大迁徙的推动力，具体说是促进了日耳曼原始公社的解体，而日耳曼人大量涌入西罗马帝国，又导致西罗马奴隶制的崩溃和促进西欧封建社会形成。所以汉击匈奴对中国历史乃至对西方历史的影响，包括对西方民族形成的影响相当深远，西方人修史往往对这段历史语焉不详，并刻意回避汉击匈奴的重大影响，乃有不难理解的隐情。中国人读西方这段历史，需要仔细研读，并通过多种版本对照，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中去发掘历史真相和捋出有关重要的历史脉络；三是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和建立对欧亚大陆的统治。这三个重大历史事件，除成吉思汗远征欧洲造成地缘政治灾难，有负面作用之外，总体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中国和阿拉伯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先有陆路，后有海路）为西方源源不断地输送中国先进的商品、技术和文化，中国四大发明西传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然，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知识产权和专利之类的事情，是中国文化不产这些东西，从不想封锁什么人。中国很早就发展国际贸易，到宋朝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已经是世界最发达水平，硬是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4）
其实哥伦布等西方早期探险家的初衷，是想找中国直接交易，而避开阿拉伯世界的中介，降低其控制世界商路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当时欧洲人不仅普遍极其穷困，且由于长期（长达两百年，1300-1500年）陷于瘟疫、饥荒和战乱，种子都吃掉了，死人无算，活人饿得要死，哪里有对东方的贸易支付能力？且欧洲本土金银不多，支付手段严重不足，于是各国王室和政府大力支持海外扩张，起初是为了到海外寻找食物和燃料，后来终于找到了美洲的大量金银，西方由此开始翻身。教科书常说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封锁世界商路导致西方必须探索新的航路，那只是一个直接原因，其深层原因还在于西方人被长期的经济社会危机逼得无路可走，只有“走出去”，从海外殖民战争扩张中寻找生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人想找中国直接交易，也是由于当时他们打不过也奈何不了穆斯林，不像今天。这方面除了西欧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历史宿仇以外，也是由于西欧历史上长期处于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低端，而阿拉伯人善于经商，加以地理上接近中印，具有扼世界贸易通道的地缘优势。历史上阿拉伯人善做生意，尤其善于经营东西方贸易。既然来自中印的奇货可居，有时也不免对欧洲人有高利盘剥，例如来自中国的丝绸和造纸技术，均被阿拉伯人学去，仅这两大宗商品贸易，千百年里阿拉伯人相当受益，积累了大量财富。又如中国丝绸质优价平，但是质料较厚，不够飘逸，更不够透明，这主要是文化原因，而古罗马人追求性感和自然美，他们（贵族）极度崇拜并不惜重金购买中国丝绸，买妇人欢心（西罗马帝国规定只许妇女穿丝绸），但是买到手的中国丝绸往往经过了阿拉伯人之手抽丝、加工和再生产，于是利润翻倍。叙利亚很早就设有这种居间牟利的工场手工业。（5）
东亚与西欧之间隔着阿拉伯世界，在16世纪以前没有直接冲突。此前汉将甘英曾到达地中海南岸，终不能渡海到达罗马帝国。麦哲伦航行到达吕宋岛（今菲律宾）殒命以后，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吕宋岛，与华人发生战争割据，反复争夺，终于得手。那时候西方人的武器并不高明，只不过仗着财大气粗（从美洲源源不断得来大量廉价的金银），而华人得不到明朝廷的支持和后援，遭到大屠杀。以后荷兰人、葡萄牙人闻腥逐臭，尾随而来，并进入东亚，到中国沿海多次寻衅，均被明朝海军击退。硬实力不行，于是改用软实力，到17世纪初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了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交流和冲突。所以，人类自古作为一个统一的文明体，久已存在着世界体系，自始就存在着缓慢而持续的全球化，先是自东向西为主，近两百年来反转为自西向东为主，只不过由于科技进步加速导致全球化也不断加速而已，而人类和地球的危机也随之加速。而亚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东亚作为人类唯一持续存在和发展并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存在，长期处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决定着世界经济格局，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否则，近代欧洲的异军突起就不可思议，也不合逻辑，“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降生于世”，或者从石头缝中蹦出来一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那都是神话。
真实的历史线索是，16世纪以来，随着对非洲特别是南美洲的殖民扩张，西欧得以进行人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并由此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兴起，开始逐渐改变着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西方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对于东方的历史依附地位。到了18-19世纪，西方终于得以有能力靠暴力和近代工业打败东方，一举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建立全球霸权。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不存在统一的世界体系包括经济体系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属于一种与“西方中心论”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近代西方不过“是在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取代了东方的位置。”（6）
在研究世界体系和世界格局问题上突破“西方中心论”，不仅需要超越东西方学术界的成论，也必须在马克思的若干论点上有所前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形成，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6世纪在西欧诞生。（7）从马克思到沃勒斯坦，也包括我国传统的世界经济理论都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之前，不存在任何世界经济体系或世界体系。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以欧洲为对象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前资本主义历史部分，不必讳言，限于历史条件特别是资料限制，马克思对东方历史的研究毕竟难以像对欧洲那样广泛和深入。弗兰克认为马克思有“欧洲中心论”思想，他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欧洲人特别是马克思发明的一个神话，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独特性’。”（8）对弗兰克批评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不必轻率地附和，特别是他说马克思发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神话，“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独特性’”，这个观点不知有何根据？“亚细亚生产方式”当然可以商榷，至于是否能够否定，弗兰克的观点可谓一家之言。至于弗兰克著作中涉及在世界体系问题上与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观点异同，笔者以为不妨从地缘政治-文化的角度加以解读，这两位都是享有很高国际学术地位的当代学者，以他们的博学和睿智，笔者不相信他们真的与弗兰克在《白银资本》等著作中提出的关于世界体系的新理论有那么大的学术分歧，会打内心赞成那种长期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从公元1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起，至少从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据说这是由于欧洲人具有早在基督诞生前就产生的独特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正是欧洲人这种“独特”性才使他们拥有近代以来的世界霸权地位，这显然是自说自话。西方人往往很喜欢也很受用这种不无种族主义的宗教“自我授权”，即使有人不喜欢，或不认同，作为西方人也难以公开反对。作为欧美学者，像弗兰克那样勇敢、无私，彻底地否定“欧洲中心论”，是需要极大的科学勇气的。在欧洲学界，德国人属于那种敢于追求真理而又最善于思辨的那种，马克思、恩格斯、斯宾格勒和弗兰克都是德国人，且都人格高尚、学识精湛，当然德国学者也有另一路，马克斯·韦伯就很不相同。至于弗兰克提出世界体系久已存在，而且直言不讳地明确提出“（公元）1800年以前‘中央之国’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的论断，即使在今天的欧洲学界，在文化上特别是在政治上，也是有些犯忌的。美国学者王国斌教授说：“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9）弗兰克提出以这一观点为核心的新理论，固然是以其拥有的崇高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为基础的（弗兰克其实是米尔顿·弗里德曼门下真正的高徒，虽然是反新自由主义的“另类”，惟其如此，就更加难能可贵），即便如此，其引起国际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巨大的震撼和争议，都是可想而知，不足为奇的。2008年弗兰克《白银资本》的译本在中国得以出版，有助于推动中国学术生态的变化，相信会有愈来愈多的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接受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和很有说服力”的，并非“大而无当”的观点。有关论者对弗兰克的观点分歧较大，例如“高屋建瓴”和“大而无当”的评价，相去甚远，其实主要是论者的立场和方法不同所致。
对于弗兰克的新理论有所贡献，并事实上给了他灵感的是另一位阿拉伯裔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特(Janet Abu-Lughod)，1989年这位女学者出版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9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提出“在15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就曾经存在过另外一个世界体系，同包括欧洲在内的其它地区相比较，亚洲在这个较早的世界体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阿布·卢格霍特并不企图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挑战，她认为这个世界体系到1350年就已解体，并且在一个世纪后有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现代世界体系取而代之。”（10）换言之，她认为“最重要的事实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崛起’”（11）。对弗兰克来说，“在现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包括欧亚非的世界体系这一观点，却使弗兰克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为其做出贡献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12）这似乎是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分歧的起点。据说，弗兰克正是从公元1250-1359年这个时段向前推理，并且论证了他的新理论。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可能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降生于世的，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前必然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为体系的东西，促使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探险的动力只是开发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不是建立东西方联系（现代考古学的成就以大量事实证明，东西方联系早在汉初打通丝绸之路以前很久就已建立——引者）。因此，他认为，不能首先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它的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这是本末倒置；相反，世界体系内部的欧洲部分的变化与整个体系以及体系的其它部分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对传统的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决定性影响。这方面研究的前期成果，反映在弗兰克与英国学者吉尔斯合著的《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一书中，于1993年出版。其最终成果，即1998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Global Ecomomy in the Asian Age》（即“全球经济重新走向东方-亚洲”），《白银资本》是中文版译名。
至少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对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基本脉络的研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有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兹将该书提出的新理论的基本论点摘录如下：
第一，现代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与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个观点并不意味着否认所谓“现代性”的存在。
第二，直到公元19世纪以前，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所以“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
第三，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除印度以外世界其它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与此相联系，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欧洲人则根本毋庸置喙。因此，所谓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等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只是到了1500年以后的300年里，西方依靠美洲奴隶们用无数生命开采的“无成本”的大量贵金属，“欧洲用他的美洲货币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客票”，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穷。”（13）
第四，宋朝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一点与李约瑟的研究结论相符），至少直到公元1800年为止，亚洲，特别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与此相联系，弗兰克认为，“依附”经济学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关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边缘”的方法和范畴，同样也适用于1492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换言之，18世纪以前，总体上是西方依附于东方。
第五，正是在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中国长期领跑经济全球化和做出无数历史贡献的基础上，西方得以经过三四百年的海外扩张、工商业和教育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努力，到19世纪实现了全球霸权，西方文明也发展到了顶峰。20世纪的百年西方总体上是在曲折中衰落，接下去的21世纪就是亚洲重建其历史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的进程。所以，弗兰克将英文版书名定为《Reorient：Global Ecomomy in the Asian Age （全球经济重新走向东方-亚洲）》。
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脉络或基本轮廓大体上被弗兰克揭示和描述如此。毋庸讳言，弗兰克的新理论不可能一诞生就十分严谨，也必然遭到不少人包括一些长期追随西学的中国人的抵制，那主要是因为，弗兰克的著作“成功地‘扭转’了人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个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失去中心地位。”（14）更正确地说，是世界历史发展本身“成功地‘扭转’了人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而弗兰克则是由于秉持学者的正义感和良知以及基于他渊博深厚的学识，对世界历史的变革反应特别敏感，又敢于秉笔直书，表现出古往今来西方许多正直学者的最可贵的品质。
弗兰克的新理论为重新理解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开辟了道路，这对于当代中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弗兰克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谦虚地说，他的研究只是提示一个“微不足道的路标”，“更重要的是中国、亚洲和全世界当前所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能够帮助中国读者看清中国以及读者本人在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推进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而这是“西方大多数人至今无法认识到的——主要是他们不想正视现实，而宁愿继续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大树”。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其实是代表当代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向中国人喊话，其中有令人反复咀嚼的深意。当代西方人有条件也有能力实现学术突破，但是“他们不想正视现实，而宁愿继续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大树”，这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局限。在中国，也有一些人面临世界新时代的深刻变革而无所作为，也是由于“他们不想正视现实，而宁愿继续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大树”。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现在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做学问客观条件最好而主观条件——学风最差的时期，但个人的学风毕竟是可以由学者自己把握的。子曰“后生可畏”，相信有志者如能沿弗兰克等前贤的成就所指示的方向，特别是能发掘和利用中国文献、中亚文献去深入研究古代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当有不可限量的成就。
注释：
（1）参见钱文忠：《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文汇报》2007年9月16日。
（2）翦伯赞：《秦汉史》，台湾云龙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3）M．Ｓ．阿西莫夫、Ｃ．Ｅ．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版，第185-186页。
（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328页。
（7）《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8）（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9）同上，中文版序言。
（10）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文版卷首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1）转引自上书，第57页。
（12）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文版卷首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3）（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14）王国斌：（（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系拙著《全球变局与中国前沿》第一章《探索世界格局演变的真相》第一节第二目，定稿于2011年6月。该书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