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和“右”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左”，也没有绝对的“右”，历史总是在“左”和“右”的动态平衡中走向未来。重庆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超越“左”和“右”的羁绊，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近年来，重庆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中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充满辩证智慧的重庆辩证法。重庆辩证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重庆的具体演绎。　　

重庆辩证法的智慧内涵主要有七个方面　　

辩证法不是诡辩法，也不是变戏法，其精髓在于找到结合点，将矛盾双方具体地、内在地统一在一起。重庆辩证法不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原则，而且既能“一分为二”、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合二为一”，善于通过辩证智慧找到结合点，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重庆辩证法的智慧内涵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重庆始终坚持全面、完整、准确、科学地贯彻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坚持“一个中心”的同时，不偏废“两个基本点”。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重庆实践始终以改革开放为“杀手锏”。黄奇帆形象地把改革和开放誉为两把“金钥匙”，称其是一对“孪生兄弟”。近年来，重庆市推行了以公租房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房改”、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目的的“户改”、以“地票”交易机制为核心的“土改”、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宗旨的“社改”，这些改革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重庆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率先提出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的构想，同时，“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与此同时，重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做“传家宝”，不动摇，不偏废。薄熙来强调：“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正因为如此，重庆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致力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打黑除恶”、“三项活动”、“三项治理”、“三项行动”遏制腐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建设，巩固人民政权。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持久的动力。在重庆，民生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人民幸福，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导向。重庆实践充分尊重了人民的主体性，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薄熙来指出：“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重庆把改善民生既作为发展的目的，又作为持久的动力。2010年以来，重庆干了十大民生工程，有效地刺激了内需，拉动了消费，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GDP还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收入增加了49%，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保证了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两个50%”(重庆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分别拿出50%用于民生工作)为重庆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财力和人力保障。　　

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做大蛋糕”、讲效率是生产力的价值诉求，“分好蛋糕”、求公平是生产关系的价值诉求。近年来，重庆没有搞GDP崇拜，也没有放任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而是适时调整生产关系，致力于通过解决民生问题、“缩差共富”、努力分好“蛋糕”。公平地分好“蛋糕”，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调动了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刺激了消费，扩大了内需，为“做大蛋糕”提供了发展动力。重庆实践充分说明，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重庆之所以能完美演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合奏曲，是因为找到了二者内在统一的实践路径，即共同富裕。薄熙来精辟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共同富裕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与归宿，也是发展的过程与动力，共同富裕应该贯彻于发展的全过程。”实践证明，抓共同富裕并不耽搁发展，抓共富本身就是抓发展，共富与发展越良性互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越好，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越多，越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实践还证明，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实惠的“沃土”，只有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灵活运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黄奇帆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灵活运用。”在重庆实践中，这“两只手”运用自如：一是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例如，通过成立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七大要素市场，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城乡资源要素。二是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政府及时出“手”。重庆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问题上，由政府兜底。政府“打黑除恶”净化市场环境，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三是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例如，重庆既不走计划经济时代福利房的老路，也不完全依靠市场，而是创造性地开启了商品房、公租房“双轨”运行的格局，创新性地打破高房价困局。目前在全国40个主要城市中，重庆平均房价最低。　　

精神可以变物质。重庆既要建设开放高地，也要建设道德高地，要把两个高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薄熙来形象地指出：“钢铁和大炮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财富重要，GDP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精神可以变物质’，正义的事业无敌于天下！物质与精神是辩证的统一，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既要讲价值规律，也要讲精神气概。”近年来，重庆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通过“唱读讲传”，用包括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华，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教育群众。与此同时，重庆始终把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与发展经济融为一体，用先进文化照亮人心，团结民众，把先进文化汇聚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国民共进，抱团发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重庆通过创造“八大投”、“渝富”等模式，不断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其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0.17万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并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重庆的国有经济发挥了其在国民经济中主导作用，被誉为“第三财政”。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在重庆实践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民共进”、“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一批国有企业的成功上市和ST上市公司的成功改造，使非公企业从中获得股权增值收益168亿元。万亿元国有资产中，非公经济参股已达38.6%。这种“抱团”大大增强了民营经济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森林重庆建设，既是民生工程，也是环境工程，还是一个经济工程。重庆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且质量较低，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建设森林重庆，培育森林能够有效改善全市以及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安全。森林重庆建设“一年种了十年树”，营造了城市“大氧吧”，惠及全民，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民的幸福指数。森林重庆建设加快经济产业结构向绿色生态产业的转型。通过充分发掘山区广阔的山林资源，提高山地生产效益，使林业发展成为加快山区发展，促进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用辩证法的智慧，客观全面地看待和评价重庆实践　　

重庆实践超越“左”和“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的变化，“左”和“右”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左”，也没有绝对的“右”，历史总是在“左”和“右”的动态平衡中走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始终在“左”和“右”的调整中寻求着动态平衡，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重庆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超越“左”和“右”的羁绊，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重庆的实践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既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又学习了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发展经验。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是重庆实践的灵魂，既不迷信“马教条”，也不迷信“西教条”。重庆站在时代的前列，走的绝不是文革的老路，更不是资本主义的邪路，既不蹈文革旧路，也不步欧美后尘，注重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其改革创意不亚于80年代的深圳开发，也不亚于90年代的浦东开发，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在全国率先破题。比如，重庆创造性地破解内陆开放难题，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创新公租房管理模式，堵住了利益输送的“黑洞”和政府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而产生的投资“黑洞”等。　　

求真务实是重庆实践的内在品质。薄熙来曾对求真务实精神进行了生动地强调：“我们不能讲空话，言出法随，说到做到，不能放空炮。”重庆实践针对各种难题，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不哗众取宠，不摆花架子，实实在在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重庆”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市委全委会提出的“民生十条”和 “共富十二条”，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目前的重庆实践表明，“五个重庆”的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民生攻坚战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缩差共富”迈出实质性步伐。之所以说重庆实践不是喊口号，还因为重庆的决策者着眼长远，深刻洞悉国内外经济发展新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内在规律了然于心。　　

既不能“丑化”重庆实践，又不能将重庆实践“美化”。要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当前关于重庆的看法中有两个极端，一是“丑化”，把重庆的“唱红”丑化为“文革重现”，把“打黑”丑化为“黑打”；二是“美化”，忽略重庆发展存在的问题，把重庆实践“美化”。“丑化”大多出于对重庆的不了解。“美化”重庆是对问题的回避，无疑是对重庆的捧杀。这两个极端都不符合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要防止两个极端，必须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重庆实践。要知道“唱红”绝不是走回头路，不是回到文革；要知道重庆的“打黑”是实实在在的“法治”，它有两条“底线”。更要知道重庆是后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对困难，重庆的决策者运用辩证智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薄熙来提醒大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一分为二，必须看到问题，必须有忧患意识。”“我们有不进则退，不治则乱的压力。”黄奇帆更是提醒大家：“重庆的很多改革创新措施既是发展经济的‘杀手锏’，又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紧绷神经，高度注意”。　　

2010年，美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称重庆是“中国的明日乐园”，“中国扬子江上的芝加哥”，“世界的未来之星”，“全球化城市发展的标杆”。美国《连线》杂志把重庆誉为“藏在大雾后的发展速度最快的世界大都市”。西方媒体对重庆如此高度的评价，与其说是对重庆实践及其辩证智慧的认可，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中国奇迹”的赞许，也许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