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侄：

来信收到。感恩节来了小客人，热闹了几天。凯蒂也来了，她很喜欢你的礼物。说到纽约和哥大的“新鲜人”(一年级)生活，她是一百个“酷”(cool)。剧院、酒吧不用提了，连不坐地铁走一个钟头夜路回宿舍也叫“酷”(那省钱吃苦的精神我们大大表扬了一番)；还参加了模拟法庭辩论，案件请曼哈顿区法院的法官审理，下星期在耶鲁决赛。

链接的两篇报道看了。院士“炮轰”院士制度，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可见当初不搞文科院士是对的，否则光法学一门，就不知要招引多少依法治国的大员申请。名教授抄了“有政治问题”的作者而不注明出处，假若属实，当然是不对的。至于有人议论被抄作品是否曾遭查禁、“版权没收”，大概是看了《著作权法》第四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这倒是一个西方学界和学生们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我研究过(《中国知识产权》英文第二版，页80以下)。简单说是这样的：

《著作权法》这条规定，当初国内外均有批评，认为不符合国际规范。其实《伯尔尼公约》是允许成员国必要时立法限制或禁止某些作品的传播的(第十七条)。不过，就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司法学说和政策惯例看，“不受本法保护”的含义有严格限定，即：一作品被禁或限制传播(例如因政治错误，或法院认定侵犯了他人名誉权，判令收缴销毁)，作者的著作权并未消灭，只是其中一部分财产权(出版权、展览权等)不得行使。该作品并不就此落入公有领域，不像过了保护期的作品(如鲁迅先生著作)或民间文艺作品(如民歌)，他人可以自由使用。换言之，作者仍享有人身权(署名权、修改权等)和未被剥夺的财产权(如许可在香港或国外出版并获取报酬，这样的先例很多)。他人若引用、评论该作品，应按照学术规范或行业惯例注明出处，不得侵犯作者的人身权。若有人改换署名翻版赚钱，则作者得行使或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此严格限定，看似与法条的字面意思矛盾，其实是有法理与政策依据的。首先，被禁作品(例如一本小说)中错误或侵权的文字段落之外，其余部分的“表达”并无违法。如果连合法文字也一块儿不受保护，让整部作品丧失著作权，落入公有领域，就有悖公平原则，还可能殃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变相鼓励他人抄袭翻版或不正当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法院和出版审查部门一般都会同意，删去错误或违法内容作为出版或继续传播的一项条件。

其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查禁是下策，且效果难以保证(毛主席时代除外)。被禁作品多数迟早会“恢复名誉”：或因社会道德多元化，原先视为“淫秽”的情节后来做了大众文艺的俗套；或因作者平反，作品由“毒草”变成“香花”；或因事过境迁，有关纠纷沉淀为历史，作者文字即使充满诽谤也无须国家制裁了。所以，为公平和法律的尊严计，这一条“不受本法保护”的规定，就只能做狭义的解释。

实际上，学术界屡屡发生抄袭造假，问题的要害不在法律如何规定，而在道德缺席。社会影响极恶劣的丑闻，所在单位都可以敷衍了事、绝少处罚，就不仅是腐败的个案了；是职业道德整个儿垮了，大学和研究所不必接受教育伦理、学术纪律的约束，少数人甚至享有体制上的豁免即造假牟利的特权。这意味着什么？将来，史家考证发掘我们这个时代，对“跑点”撒钱“包装院士”等等“世界一流”的创举，会怎么看？他们大概会说：

古人讲的没错。历史重演果然就如一出闹剧，生活模仿艺术！这浮躁、奢靡、自夸又健忘的部落，多像柏拉图描述的愚昧凶狂的雅典！看，这是他们的城邦遗址，这几堆锈铁玻璃渣，便是当年的摩天巨厦。那时节，真个“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专家们天天陪着领导起草法规，力求完整体现部落的“内在理性”(《理想国》590e)。这一条，“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是教育局颁布的教师准则；那一条，“男领导不准配备女秘书”，是反腐倡廉的得力措施，专门配合“报考公务员乳房要对称”的录用体检标准(“网友票选中国十大著名禁令”，星岛环球网2005.12.19)。不想竟应了那句老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风气就乱了。比如，学校本是培育年轻人道德理想的园地，却纷纷合并扩招，抢着为官员企业家办班，说是打造“跨世纪人才”。而那些名为教授博导的，非但不能把道德信念转化为知识传授弟子，担起“城邦的脑袋”或监护人(fylakes)的重任，自己就带头腐败了。

当然，也有老实用功的学者。但因为他们不会造假，或者学苏格拉底把时间精力都放在教课上，只好把部落“科研成果”评估表格交了白卷。这些智者，眼看校园一步步陷入养鸡场式的管理，便明白了抗议也是徒劳(《理想国》496c以下)：如同一个人流落在野兽中间，他能靠谁主持正义？不肯同流合污，却又寡不敌众：只怕来不及为朋友和城邦做一件好事就倒霉完蛋了，对己对人又有什么益处！----大势如此，他们只好沉默，埋头做自己的学问，仿佛狂风暴雨里找个墙角躲着；在众人汹汹法纪倾圮之时，能够洁身自好、安度余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将来人们凭吊我们的废墟，是要与另一座城邦----哲人的城邦对照的。那里，智者心中的道德或“义”(dikaiosyne)，是他通过坚持美德，尽凡人之最大能力，变得像神一般而充满了“善”的自觉(613b)。那理想的城邦，便矗立在我们的废墟之上，是柏拉图为“诸神永不捐弃”的义人们设计的。

他的书的确耐读。读进生活的阅历，则越发隽永，令人深思。我第一次读《理想国》，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暑假，Boylston楼古典语文系的小教室里，师生五六人，一道切磋语法修辞、哲理神话，胸中一片学园的晨曦。现在临睡前时而翻阅一两段对话，却仿佛听着身边长夜里的事了；而且每次，都惊讶于哲人对由理性而知识而善的不变的信心。

对了，宽宽，还有一件趣事。过节那天，凯蒂听我们聊国内的事儿，突然插一句，说愿为造假院士和博导“出庭辩护”，理由是：如果抄袭已成体制内的惯例，不受职业道德约束，为什么法律还要执行？若执行，谁来监督？当时大家笑了一通。但这话其实不无道理：学术规范基于职业道德，而道德的正义来自信念和习惯，所谓“美德只能由美德报偿”(罗马哲人塞内加语)----“外在的理性”即法律监督，是无论多么严密也不能保证教育者的德性的。

何况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借用讽刺诗人玉维纳(约60-136)的名句，“监护人又由谁来监护”(sed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注释】

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 Paul Shorey英译，哈佛/罗伯丛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