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在16日公布了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计划，尤其是明年开始在达尔文港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兵力，成为各国传媒纷纷头版报道的重大国际新闻。几乎所有分析都认为，这是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转向亚太地区的步骤之一，明显有抗衡中国的意图。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这一重要发展。

首先是奥巴马个人因素。一年半前，我在《奥巴马的“阶级烙印”》一文中指出：因为自幼的成长环境，奥巴马是典型的“环太平洋”产物，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欧洲情结”的白宫主人，而更像是个“亚洲总统”，同时对以色列感情冷淡、而力图与父亲所属的穆斯林世界修好。如今奥巴马力图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沼退出，转向亚太地区，完全符合我的上述预断。

其次是澳洲的特殊历史文化。与1812年美英战争后形成的加拿大极为不同，澳洲最早是下层罪犯的流放地，因此缺乏自立自主的主人翁精神，一切依赖母国英国。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迅速打败远东英军，占领英帝国重镇新加坡，澳洲突然发觉这一母国无法保护自己，尤其是日本大规模空袭达尔文港之后，澳洲举国被迫在眉睫的“黄祸”吓破了胆。当时澳洲总理约翰·科廷（John Curtin）迫不及待地恳请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直接统率所有澳洲军队和国防。这是美澳军事同盟的起源，形成今天澳洲仰赖美国军事保护的心态。

澳洲的另一历史特色，是强烈而持久的“白澳”政策，也即长期只接受欧洲白人移民，而排斥“有色人种”尤其是亚裔。这与下层英国移民长期的种族主义和“黄祸”恐惧有关，尤其是针对近在咫尺的回教国家印度尼西亚。这一“白澳”政策二战之后还一直维持，直到1978年才在法律上被完全取消。换言之，澳洲完全对“有色人种”开放，晚到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直到今天，澳洲移民的最大两个来源还是白人为主的英国和新西兰。

北京外交转向的影响

长期的“白澳”政策和白人人口绝对多数，使得澳洲在文化上始终向欧美看齐，而难以“离欧入亚”，尤其是与土著毛利人口众多的新西兰相比。后者因为在1980年代坚决拒绝美国核动力和核武装军舰入港，而被美国取消了澳新美三国安全条约的军事保护义务。

至于中外传媒一致同意，美澳强化军事合作旨在抗衡中国，这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自然反应；然而另外不能不观察到，这一发展也有很大的北京外交政策近年演变的后果在内。特别对比近在2005年，民调发现澳洲民众对美国的好感远低于对中国的好感（58%比69%），72%的澳洲人反对澳洲在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时支持美国。澳洲当时也是唯一积极和中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

推而广之，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地区固然是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的战略取向，但是中国在多年的笑脸睦邻外交之后，颇为突然地强调领土领海主权并且展示军事实力，造成与南中国海邻国关系显著恶化，也是华盛顿得以重展离强合弱战略的契机。这不得不令人质疑这一外交态度转变的得失输赢。

正如我近日评论，中国经济固然突飞猛涨，但是仍然不具备“霸道”的硬实力，又缺乏“王道”的道德权威和文化软力量。没有这两种实力支撑的民族主义硬话只会是空话，例如近日中国人民网上“解放军专家明确表态：琉球不属于日本，日本须放弃”之类的言论。

兵凶战危，且不说北京目前并无军事实力可以迫使日本放弃琉球，中国的“防内（维稳）”经费已经史无前例超过防外（军费）开支，显示严重的内聚力隐患。上述强硬语言，只能在大国游戏中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另外“解放军专家”在如此敏感的对外问题率意发言，令人质疑北京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说到底，台海才是北京最严重的领土问题，而美澳强化军事合作，以及美国在澳洲储备军火以供未来之需，与此直接相关。这是因为一旦美国卷入台海冲突，按照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 Treaty），澳洲有参战义务。2004年澳洲外长在北京表示该条约不适用于台海，迅速被当时霍华德总理否决更正。无论北京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左翼工党总理吉拉德这次强化澳美军事合作，必须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联系到前引2005年的澳洲民调，再次令人质疑北京近年外交政策转向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