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霍华德•S•贝克尔教授关于越轨等社会行为研究的代表作。在该书分析中，作者一反以往社会学工作者的研究视角，关注定义“规范”和“规范”执行者等“越轨”事件中的上层建筑，重新反思“越轨”定义的成立条件以及“规范”来源等特质，得出了“越轨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的观点。其研究视角、研究结论无论对学术发展，还是对现实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贝克尔教授本着更加彻底的社会批判态度，对日常以往的犯罪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主张对“越轨”行为情境里的所有人展开分析，而不仅仅是“越轨者”本人为何“越轨”的原因分析。他认为，所谓越轨者，是指违背了其所在群体部分人群制定的规范。但是，从规范的制定，到规范的执行，都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此规范是“谁的规范”，是符合全体成员利益的“规范”吗？在研究中发现，往往是权力的多寡，导致了人们在制定规范及对他人实施规范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正因如此，规范更多带有政治和权力属性。第二，规范的执行效果既取决于所在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又与具体执行规范的个体特征有关，而且规范的模糊性导致执行规范个体依据个人喜好发挥空间太大，问题多多。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分析，严重销蚀了“越轨”本身定义的正确性。
另外，贝克尔教授还依据互动论的研究传统，指出正是对疑似“越轨者”的妄加标签行为，使得被标签者成功成为“越轨者”，即著名的托马斯名言：“假如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那么结果亦将为真”。
基于以上三点的分析，贝克尔教授得出结论：越轨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越轨不取决于一个人行动本身的性质，而是他人执行规范和判断的结果。贝克尔教授在书中通过对吸食大麻、舞曲音乐人等特殊群体与身边生活、工作群体之间关系及其自身特质的分析，给读者展示了“越轨”定义的社会图景，说明“越轨”一词包含了太多的社会判断和评价。并且，规范的产生就是一个冲突和争论的产物，并不具有天然真理性。因此，“越轨”行为值得重新思考和对待。
贝克尔教授此项研究贡献巨大，对学术的发展和现实世界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术层面，贝克尔教授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取向值得当下社会学工作者们借鉴和学习：对身边日常事物和事务的关注和重新思考，对研究群体与身边不同群体之间关系定性的反向分析，发现以往研究中忽略掉的研究变量，从而捕捉更加真实的现实世界。如此，得出的结论更具真实性，其说服性更加有力，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更加丰富。
另外一点，贝克尔教授在分析中重新定义了他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解，笔者深以为然。贝克尔教授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其他学者泛泛而谈的社会。同时，贝克尔也指出，这一“集体行动”概念不仅仅是指有意识的共识所导致的行为，也包括看上去由许多人一起参与的行动，比如一起吃饭、过马路等。也正是人类社会中不同群体基于各种原因的集体行动，互相发生关系和作用，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全部。也正是人类社会中不当的集体行动或不好的互动关系，才诞生了社会学的研究需求，发现人类行动的规律和真谛，修正于实践，最终达到美好社会。
贝克尔教授的此项研究，对现实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全球化时代，人员的流动更加频繁，文化更加多元，由此产生的不同族群融合问题更加凸显。刚看完此书，就爆发了挪威一名右翼分子因不满该国的移民政策制造的爆炸事件。最近两天，又爆发了起源于英国少数族裔居住区的大骚乱，暴乱持续了三四天，蔓延了多个城市。虽然原因比较复杂，与过度福利、经济形势等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其导火线就是英国警察对一名少数族裔青年的枪杀事件，其事件背后是英国警察长期以来对该少数族裔群体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就是无所事事、社会问题的制造者。07年的法国巴黎骚乱的起因中，也有警察等社会强力部门对移民的少数族裔群体的刻板歧视因素，对事件的爆发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世界日趋进入多元化时代，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对正在发生的新鲜事务和群体，抱有一颗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不要因为以往没有出现、就急于定义和否定，如此，多方共赢的局面才有可能出现，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回到中国当下，贝克尔教授的此项研究就更有意义。笔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发生了武钢徐武“被精神病”的事件。徐武仅仅因为多次上访，单位领导为了阻止他此行为，竟然联合医院，给他鉴定成“精神问题”，然后把他“圈”在医院里，如果不是他的临时逃脱和媒体曝光，他的“精神病”生涯还不知漫长到何时？幸运的是，徐武还没有变成“精神病”，但难保他在长期的“治疗”和“住院生活”过程中，不幸成为真正的精神病人。
再联想到当下各级地方政府越维越不稳的“维稳”活动，贝克尔教授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对地方政府执政者应该会有启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政府职能机构不能完全覆盖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需求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机构改革的缓慢，使得人民群众在现实中遇到问题只能到地方政府处去申诉。GDP导向的政绩观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的不正确认识，把来反映问题和求助的群众看作“刁民”，其言行将“党”与“人民”分成对立的两个部分，逼迫上访群众只能到更高级别机构去寻求帮助，也破坏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与认同感。如此一来，申诉群众越级上访行为就被“制造”出来。地方政府越是压制和打击，上访群众就越是到更高层级机构去申诉。“不稳定分子”就这样制造出来。在这样的逻辑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上访者。今年夏天，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事情，某个地方负责维稳的副市长，因为到京上访其女儿问题成为“被维稳对象”，也成为“不稳定分子”。
笔者认为，借鉴贝克尔教授的研究，地方政府的执政者应该反思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看待人民群众正常利益诉求行为，即“规范的制定”，正确界定“越轨”的“轨”的界限和定义；第二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一些不合常理的利益诉求行为，即“规则的使用”。此外，地方政府的执政者更应从贝克尔教授的“标签理论”中得到警示，慎用“不稳定分子”、“刁民”等此类负面标签性词语，轻易定义只会制造更多的“刁民”和“不稳定分子”。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有各种诉求，可以理解，倾听并正确对待，会使民众情绪得以舒缓，问题得到缓和，矛盾不会激化。而且，虽然社会日趋多元化，但是社会是一个整体，只要不影响身边其它群体的生活和利益，对社会不造成危害，其行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用“越轨”来定义。如此，矛盾才会缓和和减少，而不是激化。
贝克尔教授通过详细的案例分析，独特的观察视角，令人信服的得出结论：很多“越轨”行为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这启发我们，尤其是权力的使用者，在制定和使用规范时要慎重，什么是“违越”，“规则”的界限在哪里，要认识清楚，不要盲目扣帽子。否则，下一个“越轨”会被不停的制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