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刚离开新疆，乌鲁木齐就发生恐怖爆炸。再加上刚发生不久的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让人愤怒和纳闷：为何中国政府投入和支持一直在增加，而新疆内部的民族矛盾却不见缓和呢？笔者最近看了美国哈佛大学罗伯特·帕特南教授著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觉得对新疆的治理也许可思考另辟一条新路，即重建新疆的社会资本。
帕特南曾经当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其研究也一样出色。在此书中，他分析了美国社会发生的社会参与衰落，导致社会资本下降，以至出现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结果，社会参与减少，大家更加局限在自我天地里，社区乃至更大的团体的团结和认同无法形成；影响社区繁荣、民主、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关于对策方面，他回顾了美国进步年代社会资本建设的经验，并尝试给出建议，从青少年的公民教育改革，到工作场所的规划与增加，社区服务计划的规划与实施，宗教、艺术与文化的发展，政府角色的调整等。
笔者读完之后，认为此书对新疆的治理其实也有所启发。以往的新疆建设中，都重视援助、法治和民生。这些固然重要，但是，这些都是着眼于人的物质生存角度考虑；而新疆近些年问题的凸显，更多是人的精神或社会需求方面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应将重建新疆的社会资本建设列入重要议程。
新疆民族矛盾凸显，东突势力活动越来越猖狂，不少人讲到当年王震铁腕治疆，并将其与胡耀邦的"两少一宽"政策对比，认为对新疆叛乱分子的镇压程度不够，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其实，恐惧永远产生不了信服和认同。要想在新疆长治久安，还是要回到民众的心理认同上来。看了帕特南的著作后，笔者梳理了新疆治理的大体政策，其逻辑基本上是依靠自上而下的管理、输送和宣传，而横向的跨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社会组织建设这块，即社会资本建设方面，重视不够。这一块恰恰是现在新疆工作的软肋。
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支持自不必说，全国各地的人、财、物源源不断地涌向新疆。新疆党政高层也在努力推动社会和谐，改善和加强干群关系。比如，笔者刚看到的，今年新疆自治区中共党委要求全疆所有20万机关干部，分三批下住全疆1万个村和重点社区。这些努力都值得肯定和赞扬。治理要努力，但是方向也要合理得当，否则治理的效果会受影响。之前的治疆政策，包括现在的治理，都沿袭着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思路。这虽有必要，但远远不够。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宗教信仰问题更为突出。但是，宗教信仰的发展也是受社会大环境的整体影响。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认为，信仰伊斯兰教在新疆维吾尔本土化后，可以细分为四种社会群体，分别是"文化穆斯林"、"世俗穆斯林"、"保守穆斯林"、"极端穆斯林"，人群依次减少。但是近些年来，人群的光谱有向后两者滑动的趋势。究其原因，既与东突煽动、国际形势有关，恐怕与治疆不当造成的社会大环境也有关系。
愈是事件发生，中央政府乃至新疆地方政府愈是加强自上而下的输送和管制。新疆社会中只存在宗教和政府，政府的反应越来越强，宗教的反应是否能完全正确对待和消化呢？恐怕未必。因为缺乏社会力量的制衡和疏导，新疆穆斯林群体在互动中也许会对政府产生抵制甚至排斥心理。再加上境外东突和穆斯林宗教保守思潮的整体回炉影响，促使他们思想有走向保守和自我封闭的可能。其结果可能是恰恰加剧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内卷化"，即更加封闭保守，并无助于不同民族和群体的交流与和解。其结果，就是吐尔文江所说的，当前伊斯兰教有走向保守和极端的倾向。这可能是当下新疆民族矛盾加剧和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看了帕特南的著作后，笔者受其对美国重建社会资本构想的启发，也觉得当下新疆治理需要从重建社会资本角度着眼，也许可以取得不一样的社会效果。
原因已经分析了，新疆现在社会资本这块力量，相较于政府的强力和宗教的深入，还是显得弱小落后，也导致新疆社会中无社会力量可以制约宗教的异化、思想的极端、行为的保守等社会现象。
具体如何做呢？可以从几块入手。一是政府可以适当释放空间，容许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进入，着眼于不分民族、群体和区域，组织和服务新疆民众，让他们打开眼界、碰撞思想，也可促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解。二是政府要学习战争年代的经验，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兴趣、主题各异的各类群众组织，服务民生、赢得支持。此类群众组织建设的关键是不分民族和区域。三是在青少年的公民教育需要调整和加强。着眼双语教学，加强和培养维族青少年在市场社会中的谋生技能，而不是单向度的输送利益；引导他们在参加宗教活动之余，参与其它各类社会组织，全面丰富提升自我，在潜移默化教育中形成对现代社会陌生人交往的信任等公共意识。四是着眼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好产业与就业规划，培育与当地产业和经济符合的产业，创造就业，广泛吸纳维族群众。五是在弘扬发展积极入世、开放开明的维族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支持其它民族的文化艺术传播，形成新疆民族的大国族文化观。
当社会中只有宗教和政府的时候，这个社会是可怕的，容易导致宗教和政府的误解甚至是对立。只有成熟和强大的社会力量发展起来，才会有效约束政府和宗教两方，并能有效挖掘社会中蕴藏的潜能量，对社会矛盾进行疏导，增进社会的信任，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团结。
作者任职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