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赖特的《局外人》讲述了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空间迁移和空间重构等方面的故事，其笔下的城市空间成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有机统一体。他借助于“公众空间”、“职场空间”、“空间重构”等概念界说了城市空间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展现了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的空间诗学。赖特从城市空间迁移、生死空间迁移和种族空间迁移三个方面描写了芝加哥和纽约的城市空间里黑人和白人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同时还揭示了空间变换后的身份焦虑感和惶恐感。在社会空间视角导向下，赖特展现了因空间重构而产生的道德伦理危机，显示出热爱生活和国家的人文情怀。
关 键 词：理查德·赖特 《局外人》 城市空间 生存张力 道德伦理危机
1.0 引言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是美国20世纪中期的著名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描写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美国种族问题，揭露了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对黑人的重大伤害。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赖特的文学作品促进了主流社会对黑人文化的认知，使黑人问题第一次得到主流社会的理性直面。因其对现代黑人小说发展的巨大贡献，他被学界誉为“美国黑人小说之父”。除《土生子》(Native Son，1940)和《长梦》(Long Dream，1958)外，《局外人》(The Outsider，1953)是赖特的另外一部优秀作品。该小说以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种族形势为背景，描写了城市黑人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和不懈抗争，揭露了种族主义、专制主义和存在主义社会环境里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表明种族偏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制约了黑人青年生存和发展的城市空间。社会非理性促使个体非理性恶行的出现和发展，导致黑人青年从个人空间的自发捍卫者发展到存在主义式唯我论的自觉奉行者，给社会、家庭和自我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美国学界把《局外人》视为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的重要作品。古纳尔德(Jean-Francois Gounard)(1992)、法布尔(Michel Fabre)(2008)等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赖特的作家使命，揭露了黑人青年在信仰危机中的唯我性癫狂；菲尔格尔(Robert Felgar)(2000)和波奇马拉(Anna Pochmara)(2011)等认为这部小说的自然主义视野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生存困境；辛格(Amritjit Singh)(1995)和曲塞(Steven C.Tracy)(2011)等认为这部小说是芝加哥黑人文艺复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与萨特存在主义思想有着密切关联，揭示了无限追求对人性的扭曲。国内学界也对这部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杨昊成(2010)等认为在《局外人》里，赖特的写作超越了种族局限性，表明他已经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狂热信徒转为理想幻灭后的尼采主义者。其实，《局外人》呈现出很强的空间布局意识，展现了赖特的空间思维脉络。赖特从多维度描写黑人青年在种族主义社会环境中的空间变迁和人格演绎，各种空间的形成和变化直接预示和再现了黑人的生存危机和种族困境。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以‘三元辩证法’为哲学方法论基础，分析了城市空间的三种形态，即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认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维统一体”(高春花，2011：31)。他的理论有助于阐释这部小说的空间问题。因此，本文拟采用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基本原理，从三个方面探析《局外人》中城市空间与生存张力的内在关联：社会空间的排斥性、空间迁移的非理性和空间重构的冷酷性。
2.0 社会空间的排斥性
社会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与其他物质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涉及一定社会语境里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问题。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态赋予社会空间以形式、功能和意义。因此，社会空间“不仅是社会结构布展的某种场面，而且是每个社会在其中被特定化的历史总体的具体表达”(牛俊伟，2014：143)。由此可见，社会空间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巴米·沃夫说，“社会构成空间在政治上绝不是中性的，通常会充满斗争和冲突，因此，每一个空间秩序都会反映出社会利益，空间关系可能会因服务于权力而被扭曲”(Warf，1993：111)。的确，在一定社会形态里，社会空间结构通常会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原则，突出社会空间的公众性和排斥性。因此，笔者拟从公共空间、职场空间和家庭空间三个方面，探究赖特在《局外人》里所描写的社会空间里的生存张力。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黑人的人权意识和平等意识日益增强，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来临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美国城市空间的社会化状况越来越表明现有公共空间的状态和氛围还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赖特在《局外人》里揭露公众空间的敌意性、狭隘性和奸诈性。在芝加哥城里，城南地区是黑人聚居区，居住环境恶劣、社会治安失控、色情场所泛滥；在白人生活或工作区，黑人为白人当奴仆或从事白人不屑为之的工作。白人把黑人视为下等人或道德品质低下者。邮局秘书芬奇借钱给克洛斯时充满蔑视地说，“你们黑小子在城南地区制造了不少麻烦，你们每晚都沉溺于酒色之中吧!”(Wright，1991：440)他把所有的黑人想象成色情场所的常客。此外，赖特还描写白人与黑人的疏离性。克洛斯在火车上看到黑人列车服务员鲍勃(Bob)为乘客的杯子倒开水时，一名白人妇女无意中一挥手打翻了鲍勃手上的开水茶壶，导致她自己被烫伤。那名白人妇女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鲍勃，声称是鲍勃导致了这个事件。其实，她本人才是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如果她不去挥那一下手，就不会碰到开水壶，也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件。车厢里有名白人牧师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但出于对黑人的敌意，他不愿站出来为黑人说一句公道话。他的不作为导致鲍勃被公司开除了公职。最后，赖特还描写了公众空间的欺诈性。黑人大妈凯瑟(Cathie)是一名身世凄苦的寡妇。骗子怀特(White)和密尔斯(Mills)为了诈骗凯瑟的财产，哄骗她卖掉现有的房子去炒房地产，这个阴谋差一点使善良的凯瑟大妈陷入破产的陷阱。这些白人骗子的阴险和贪婪是这个诈骗事件的源头。
职场空间指的是劳动者为谋生而劳动的区域。赖特在这部小说里描写黑人青年克洛斯(Cross)在芝加哥邮局的工作场所。克洛斯是邮件分拣员，每天都要分拣成千上万的信件，枯燥而无聊。他的三个朋友布克(Booker)、乔(Joe)和品克(Pink)都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对工作没有热忱，上班盼望下班，一下班就一起到酒吧去。黑人的职场空间犹如玻璃天花板，所以他们不论工作多么努力，为单位做出的贡献有多大，仍然不可能得到升迁的机会。他们的生活犹如一种“社会死亡”，整日到处游荡，寻欢作乐。职场空间的无前途，导致黑人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不论多么聪明，多么勤奋，黑人都无法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升迁机会，显示了黑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低层次固化。
赖特在这部小说里描写得最好的社会空间是家庭空间。主人公克洛斯的道德沦丧引起家庭空间的张力剧增。由于职场空间的无前途性，克洛斯把自己的追求转向吃喝玩乐。他干了两件让妻子格莱迪丝(Gladys)伤心无比的事：一是当格莱迪丝因生小孩住院时克洛斯在家里招妓，被格莱迪丝撞见；二是克洛斯勾引未满16岁的黑人少女朵特(Dot)。克洛斯对格莱迪丝妻子身份的践踏导致他与家庭空间的疏离。为了惩罚克洛斯的出轨行为，格莱迪丝勒令他马上去办三件事：(1)签字把房子转让给格莱迪丝；(2)签字把汽车转让给克莱迪丝；(3)找邮局财务部赊账800美元。格莱迪丝的三个指令剥夺了克洛斯的财产权，使他陷入职场空间的债务危机。她还以联合朵特指控他强奸少女为要挟，以经济手段紧缩他在家庭的生存空间。此外，克洛斯在家庭生活中的不端行为和好色品行也受到其母亲达蒙(Damon)的强烈谴责。达蒙年青时曾遭花花公子骗财骗色，所以对玩弄女性情感的行为痛恨无比。总之，克洛斯在家庭空间里遭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格莱迪丝的索赔、朵特的逼婚和母亲达蒙的指责。这三股压力犹如三股绞索套在克洛斯的脖子上，迫使他一步一步地讨厌和远离家庭空间，以逃离自己的家庭空间为最大愿望。赖特通过对家庭空间的描写探讨了性别问题、人格问题和家庭经济责任问题。正如伊丽莎白·海耶斯所言，“住宅是性别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舞台。对于黑人女性来说，种族政治当然也通过住宅来上演的”(Haynes，2004：671)。住宅在黑人社会生活中起着主要作用，精神压力会极大地压缩他的生存空间。
因此，赖特在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公众空间、职场空间和家庭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城市居民每天都要去的空间。个体生活与社会空间融合后便会产生精神和社会特质，与社会语境和人际交往有机结合，产生独具特色的空间意义。赖特强调社会空间与人的特质、社会特性、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观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种族性和个体性造就了人们各自的生存空间。挑战社会伦理底线的行为必然会引发人际关系张力和身份认同危机，缩小或毁灭自我的生存空间。
3.0 空间迁移的非理性
空间迁移是空间变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指的是在一定语境下人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的行为或过程。“人们通常借助空间转移方式来追求自己的财富梦和政治野心，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变，但通常会困于非此非彼的阈限空间”(赵莉华，2011：2)。赖特在《局外人》里描写黑人在美国社会所经历的空间迁移，展现了空间迁移的理性和非理性。因此，笔者拟从城市空间迁移、生死空间迁移和种族空间迁移等方面来探究赖特在这部小说里所揭示的空间迁移与人性演绎。
城市空间迁移指的是人们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的过程。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产物，可以视为一种人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形式。城市的空间特性不同于一切自然属性的事物。其实，“城市空间的出现是对自然空间的一种侵犯和掠夺，城市符号象征着对自然的征服。这种对自然的消灭和抹杀给都市人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逐渐压抑和褪去自身的自然属性，从而导致人格的不健全和身份感的异化”(李圣昭、刘英，2014：57)。赖特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两个城市空间迁移的事件：克洛斯事件和鲍勃事件。芝加哥地铁颠覆事件为克洛斯的城市空间迁移提供了机会。在芝加哥城市空间里遭遇了生存困境的克洛斯，无法解决自己与原配妻子克莱迪丝和情人朵特之间的关系，克莱迪丝的拒不离婚和朵特的坚决要结婚把克洛斯推到了难以消解的两难境地。地铁颠覆后的新闻报道把克洛斯列入了死亡者名单。对芝加哥城市空间彻底失望的克洛斯，借此机会，默认了报上错误消息，悄然前往纽约，去开辟自己的第二个城市生存空间。克洛斯是带着追求更好生活的美好愿望去进行自己的城市空间迁移的。在这部小说里，赖特还描写了一个被迫的城市空间迁移的故事。鲍勃因在列车上为顾客掺开水时烫伤了一名女顾客而被铁路公司解雇，他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员，担任列车行李工工会的负责人，因此，他利用职务之便，组织工人们起来抗争，但遭到美国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反对。但鲍勃不顾组织原则，继续组织罢工。因此，美国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吉尔(Gil)秘密向纽约警察局告发，指认鲍勃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法移民。最后，鲍勃被驱逐出境。这个事件使鲍勃与妻子和家人分离，使其家庭陷入了解体的危机。赖特以此揭露了美国共产党组织的非人性和机械性对黑人生存空间的限制或毁灭。
在这部小说里，赖特还描写了生死空间迁移的故事。生和死是人生的两大节点，其转换必然导致当事人命运的改变。赖特讲述了克洛斯和杰克的生死空间迁移。地铁颠覆事件后，克洛斯的母亲、妻子、孩子、情人、朋友和单位领导都认为克洛斯遇难了，因为警察从一名死者身边找到了克洛斯的身份证明。其实，这个证明是他逃离现场时不小心遗落在事故现场的。这样，在这些人心目中，克洛斯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克洛斯在地铁倾覆事件后不久偷偷地跑到家附近，偷窥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小说末尾部分，克洛斯被捕，艾利检察长找到他的家人。当家人得知克洛斯还活着的消息时，其母亲达蒙被活活吓死；妻子格莱迪丝觉得难以置信。这是虚拟生死空间的现实版再现。克洛斯在生活中奉行唯我主义理念，只愿接受共产党组织给他带来的福利待遇，但拒绝加入共产党。此外，他漠视党组织纪律，涉嫌谋杀美国共产党的两名中央委员。因此，美国共产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布里明(Blimi)指派了两名特工蒙特斯(Mentis)和亨克(Hunk)去追杀克洛斯，最后把正要跨入出租车逃跑的克洛斯当街击毙。克洛斯的人生历程演绎了生死空间的瞬息迁徙，揭示了存在主义者对无限权力的追求必然会导致自己命丧于其他存在主义者之手的悲剧。
种族空间的迁移是这部小说描写的另一个亮点。赖特通过白人检察官艾利(Eli)之口，揭示了种族空间迁移的窘境：在文化移人中，黑人学习和继承了白人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黑人还是被白人社会视为局外人和他者。由于不利社会环境对黑人生存空间的挤压，黑人难以真正融入白人社会。黑人接受白人空间之后时常会与现实白人社会的诸多方面发生冲突，白人文化的排斥性和种族主义者的敌意使黑人种族空间的迁移困难重重。赖特关于种族文化空间迁移问题的描写旨在展现黑人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反感、愤怒和抗争。在《长梦》里，为了在纽约地区开展“抵制白人房东种族歧视”的运动，吉尔故意安排黑人克洛斯到自己家居住。吉尔的房东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赫恩顿(Herndon)。赫恩顿讨厌白人吉尔和黑人克洛斯的亲密交往，特别不能容忍一个黑人居住在他的房子里。克洛斯从自己的黑人城市空间搬入白人的城市空间，引起和激化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克洛斯作为一个种族自尊心极强的青年一代黑人，一方面痛恨赫恩顿之类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另一方面也痛恨把自己当作棋子的吉尔类白人唯我论者。因此，当吉尔和赫恩顿发生肢体冲突时，克洛斯无情把两人都打死了，并伪造了两人互殴而亡的假现场。种族问题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故意安排或设置的种族空间迁移是种族主义的另类表现形式，必然会伤害黑人的自尊心，激起黑人的抗争。
总之，赖特从城市空间迁移、生死空间迁移和种族空间迁移三个方面描写了芝加哥和纽约城市空间里的黑人和白人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同时还揭示了空间变换后的身份焦虑感和惶恐感。在无法认清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处于空间迁移中的人依然渴望同化，也渴望异化，而美国种族主义现实中的个体身份也在自行经历着同化与异化，演绎了个体与群体间的斗争与妥协。
4.0 空间重构的冷酷性
一般来讲，城市空间的建构形式和生态状况对都市人的身份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城市在空间上的密集和消费文化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身份产生同化作用，而城市的结构布局、社会阶层的分化、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则对个体身份产生异化影响。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种族平等、人权平等和性别平等的社会呼声越来越强烈。自我空间的重构成为美国城市空间变迁的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自我空间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功能日益显现。“空间一方面为权力、利益、理念等要素提供发生场所，另一方面也遮蔽和固化了城市扩张、人口流动、产业结构调整等现象背后的社会分层、权力冲突、利益争夺等深层制度化的社会问题”(钟晓华，2013：14)。赖特在《局外人》里展现了自我空间重构在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的深化方面独特贡献。因此，笔者拟从四个方面来探析这部小说关于空间重构的方式与策略：空间重构中的诡计、空间重构中的杀戮、空间重构中的自我克制和空间重构中的虚拟性。
赖特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主人公克洛斯采用诈死、借尸还魂和盗用出生证等手段进行自我空间的重构。克洛斯本是芝加哥邮局职员、格莱迪丝的丈夫、达蒙太太的儿子、三个儿子的父亲和少女朵特的情人。在家庭空间和公众空间的挤压下他难以正常生存下去，于是就在芝加哥地铁车祸事件中诈死。后来，在墓地中偶遇莱昂内尔·莱恩(Lionel Lane)的墓碑，就临时决定冒用他的名字，并到市政厅办理了莱恩的出生证明复印件。从此他就获得了莱恩的合法身份。莱恩父母的离世使莱恩的身世更加无法查证，使克洛斯借尸还魂的诡计得以成功。此后，克洛斯就以“莱恩”的身份生活在纽约，参与了共产党组织的不少社会活动，与白人少妇爱娃(Eva)坠入情网。他通过自我空间重建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人生。
《局外人》还描写个人空间重构过程中的血腥性和残酷性。克洛斯是一个极端的存在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采用消灭一切不利因素的手段来保全自我的生存方式。芝加哥地铁车祸发生后，他被一具尸体压住右腿。为了取出自己的腿，他不惜用砖头敲碎死者的头。当他决定以诈死为手段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时，他在旅馆偶遇以前的好朋友乔。为了防止乔泄露他还活着的消息，就用啤酒瓶敲碎了乔的头，然后把他的尸体推到楼下。克洛斯把自己的个人空间重构视为改变人生的决定性手段，把一切可能威胁其身份重构的人视为自己的最大敌人。在小说的末尾部分，克洛斯潜入约翰·希尔顿(John Hilton)的家，发现他在柜子里藏有克洛斯杀死吉尔和赫恩顿的血帕，认为约翰是在暗中搜集他的犯罪证据，并以此为要挟，迫使克洛斯成为其奴仆。奴仆身份会使克洛斯丧失自己的个性空间和基本人格。因此，约翰所保留的证据成了克洛斯必杀他的理由。存在主义式的唯我论者使克洛斯变成滥杀无辜的恶魔。个性空间的建立并没有给他带来渴望的幸福和自由，反而使他一步一步走向嗜血的深渊。
为了不在外界的诱惑中失去自我，克洛斯自觉地抵御了女色和党派的诱惑。当克洛斯刚从地铁车祸事件中幸免于难时，他接受了白人妓女詹妮(Jenny)的性服务。之后，詹妮对克洛斯产生了爱意，打算和他建立固定的情人关系，并随他浪迹天涯。但克洛斯不愿再次陷入婚姻陷阱，于是以撒谎的方式摆脱了詹妮的纠缠。之后，克洛斯去纽约的路上，投宿到一家旅店。女店主海蒂(Hattie)对年轻英俊的克洛斯一见钟情，频施秋波。为了克制自己对女色的生理欲望，克洛斯带上行李不辞而别，再次逃离女色诱惑。此外，对党派组织，他也一直持回避态度，担心加入党派组织后个人空间发展会受到各种限制。不论共产党负责人吉尔怎么劝说，他都拒绝加入。克洛斯不愿让自己的个人空间受到任何组织和他人的约束，认为对女性和组织的沉溺必然导致自我的丧失和个性空间的毁灭。
赖特还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虚拟的精神空间。克洛斯是一名大学肄业生，但在黑人中是难得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他不但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还时常把自己装扮成上帝。克洛斯在几十层楼高的办公室里向窗外扔钱币，引起不少人在楼下疯抢。望着楼下抢钱的人群，克洛斯哈哈大笑道，“说实话。我想我要笑死了”(Wright，1991：373)。在此刻，克洛斯觉得自己像“上帝”，在自己的精神空间里成了至高无上的主。由此可见，克洛斯想以撒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个性欲望，实现自己济世救民的政治幻想，从而重建自己的个性空间。
在《长梦》里，美国社会个性空间的重新建构是个人活动空间的重新组合；由种族利益和政党利益而形成的空间形态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分割和分散。城市空间的重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真实过程，是具体行动者能动性的产物，同时又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空间重构的实施行为和捍卫自我的人生追求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催化下会导致生存空间的压缩和伦理空间的毁灭。
5.0 结语
《局外人》描写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空间、空间迁移和空间重构，使城市空间成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有机统一体。赖特借助于“公众空间”、“职场空间”、“空间重构”等概念界说了城市空间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展现了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的空间诗学，从空间角度显示了赖特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独特见解和思考。赖特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层面描写了黑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弘扬了黑人的民族精神，强调了城市生存空间与黑人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赖特认为，城市空间对个体身份的同化与异化作用正时时刻刻地发生在城市人身边。在社会空间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种族的人们人格平等，不同主体的碰撞和互动有助于逐步接受彼此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达到种族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互相信任是社会空间理性建构的基础，主体间的换位思考和平等交流是社会空间不断融合的核心；赖特倡导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善和认同多元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并存和多元化发展。赖特关于空间问题的描写拓展了美国黑人城市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空间，为非裔美国小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